由于世界环境和能源容量，无法承受人口两倍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国走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所以中国与美国的竞争结果，既不是中国赶上美国成为赢家，也不是美国和中国并驾齐驱成为共同的赢家，而是两败俱伤。这种竞争就像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苏联的核竞争一样，最后结果不是胜负，而是将人类导向毁灭。而当今中国与美国的竞争，与当年美苏竞争的根本不同在于美苏之间的核竞争，是一种结果博弈，只要控制住最后的结果不发生，竞争导致的毁灭性就不会发生。当今中美之间的经济竞争，则是一个过程博弈，无限经济增长带来的污染释放，最后形成的毁灭性结果无法预期和控制，这个结果一旦爆发，便无可挽回。

　　相反，如果中国勇敢地走出这场赌局，那么带来是中国与世界的双赢。因为中国不是一个小国，比如不丹或新加坡，他们不参加世界的竞争，走自己路的话，世界不会因他们退出而改变，而中国作为世界巨体量的大国，其退出将会影响世界现有的竞争格局。事实上，当代中国已经做出了抉择，这就是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从世界视角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这是一个中国退出世界恶性竞争，走自己文明之路的重大抉择。

　　发展模式的转型：从GDP最大化转向国民福利最大化。淡出国际间恶性竞争，就会为矫正国内围绕GDP主义的恶性竞争创造大环境。最近习近平主席多次谈到不能以GDP论英雄，三中全会《决定》也提出改进唯GDP的干部绩效考核体制。不以GDP论英雄的本质，是要把经济增长目标从追求GDP最大化，转向追求国民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在一个国家的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国民福利和幸福度的提升，是一个包含环境福利、精神福利、物质福利与社会公正、社会互助等综合福利的发展，这不是纯经济增长能够满足的。以满足国民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导向的经济增长，可以遏制目前地方政府唯GDP增长的恶性竞争，也可以遏制以牺牲环境、牺牲公平为代价的黑色GDP增长。在国民福利最大目标的约束下，这将是一个不同于西方的低能耗、高福利、低成本、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这样一种模式，不是以达到美国人均4万美元为标杆，而是人均1万元，但比美国人生活得更幸福的发展模式。

　　以国民福利和幸福最大化为目标的发展模式，就是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的发展模式。所以，当下在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转型。中国城市雾霾天的深层根源，是我们的城市发展目标迷失的结果。如果不能把城市发展目标转向新发展模式上来，就会陷入恶性循环：一方面是成本外化经济不断扩展，另一方面是耗费大量社会资源通过立法、建设、管理制度消除经济增长带来的雾霾天，如此循环下去，没有尽头。

　　从源头治理的新变革：生活方式革命。导致能耗与碳排放的源头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物质产品生产制造过程中的能耗与碳排放；二是消费过程中形成的能耗与碳排放。科学家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发现，消费端的能耗才是造成高能耗、高排放的主要来源。发达国家能耗占全球能耗总量的50％，其中消费领域能耗占总能耗的60%至65％，而制造业能耗不足40％。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1978年建筑能耗占终端总能耗的比例在10%左右，而目前建筑能耗的排放量已经达到了30%。

　　其次，目前高能耗、高排放居高不下的难题无法解决，还来自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恶性循环的机制。在满足GDP增长和资本获利最大的无限增长模式中，为满足经济无限增长，就必须有无限消费增长来支撑。在现代经济运行中形成了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一方面，为了满足经济增长，需要刺激消费，而刺激消费是一种超出实际需求的占有消费、满足欲望的过度消费、满足面子的奢侈消费。这种病态的高消费又会导致病态生活方式和雾霾天的病态的环境。为了治理病态生活和污染的环境，又会形成新的产业和GDP，如此不断循环下去结果是：经济规模越来越大、人均收入越来越高，而高消费带来的病态生活和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要从源头治理雾霾问题，单纯的外部治理还不够，需要从改变生活方式着手，改变这种恶性循环。

　　要使国民福利最大化的发展模式落地，就必须同步推进生活方式的革命。从根源解决城市雾霾天，既需要通过技术进步，最大限度降低消费领域的能耗，更需要倡导健康、低碳、幸福的生活方式。十八大报告也明确提出，要“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为了响应十八大报告及时代需求，应该在生产和生活消费领域进行全方位创新，构建创新体系，建立起生态文明时代新的消费方式、居住方式，从而引领生活方式的变革，从源头上根治雾霾问题。

　　发挥中国新后发优势，充分利用新能源在内生生态文明建设中作用。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能源革命，是从根源上破解工业化模式造成能源和环境危机难题的一次革命。目前，国内对新能源的认识，更多停留在新能源带来的产业发展机遇上，其实新能源给中国带来的是构建成本内化的生态文明模式新后发优势：

　　首先，中国具有利用新能源的低成本的优势。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他们已经形成一套成熟的使用传统能源的体系。要在一个已经成熟的传统能源体系中，导入新能源，在经济学上就涉及到一个替代成本问题。当代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初期，尚未形成对传统能源使用问题体系。在许多领域不存在替代成本，可以低成本直接使用新能源。比如，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52%多，要在未来的城镇化中利用新能源，可以直接使用，不存在改造旧的导入新的这样的问题。

　　而目前在城市能耗中，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的数据，中国住宅总能耗已占全国能耗的37％。目前我国单位建筑面积能耗是发达国家的2至3倍以上。全国建筑技术科学领域首位中科院院士吴硕贤认为：如果推行生态住宅设计，一栋节能建筑和不节能建筑相比，空调能耗差4~5倍。建筑若合理采用节能设计，可轻松获得50%~60%的节能效果。如果从现在开始严格推行生态住宅标准，预计20年后，在总建筑面积增加150亿平方米情况下，可节约建筑用电3500亿度，相当于4个三峡电站的年发电量。

　　其次，中国有利用新能源的市场优势。从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标准看，中国城市化率低，大量乡村存在是一种落后的标志，但是从利用新能源看，中国的乡村和小城镇恰恰具有大城市不具备的新优势。由于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潮汐能、水能等新能源，与传统化石能源相比是一种分布相对均衡的能源。人能够生活的地方，就有可利用的太阳能、风能和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由于新能源不需要远距离输送就可以直接利用的特性，使得分散居住的乡村和小城镇获得了使用新能源的新优势。

　　目前农村使用新能源的优势已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而是已经成为一种活生生的现实。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热水器生产国和消费市场，而这个产业市场不在大城市，而是小城镇和乡村。据中国五金制品协会统计，目前中国城市家庭中，拥有太阳能热水器的只有7.6%，90%以上的市场在中国农村和小城镇。除此之外，中国农村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沼气能源，也走在世界前列。沼气能源在我国农村分布广泛，潜力很大，凡是有生物的地方都有可能获得制取沼气的原料。据调查对比，小型沼气电站每千瓦投资只要400元左右，仅为小型水电站的1/2~1/3，比风力、潮汐和太阳能发电低得多。按照这个发展趋势，在中国农村和小城镇，能够比大城市更大程度利用新能源。

　　新能源在中国农村和小城镇显示出的巨大发展潜力，我们需要从战略的高度，把发展农村和小城镇新能源作为中国发展新能源战略的突破口来对待。农村与小城镇利用新能源的市场优势，恰恰是高度城市化的西方国家所没有的新优势。

　　最后，中国有利用新能源创新动力优势。近代以来世界科技创新的历史证明，引领时代的创新中心，往往是创新动力最大中心，而创新动力，又来自压力造成的倒逼动力。当今中国就在世界能源与环境危机压力最大中心。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承接了发达国家高能耗、高污染制造业，使中国成为环境压力最大的国家。同时，世界环境容量的限制，又决定了中国无法重复西方的老路通过产业转移实现污染输出。这样一种压力，恰恰会形成中国创新的动力。

　　总之，如何重新认识中国利用新能源的新后发优势，把新能源技术导入到中国制造业改造中、导入到中国农村和小城镇发展中、导入到中国未来城镇化中，是中国能够从根源上降低能耗、解决雾霾问题的新战略。

　　城市模式转型：小规模化、田园化城市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主导趋势。2013年发生雾霾的城市，主要集中在大城市。要从根源上治理雾霾问题，就必须重新思考中国城市发展模式问题。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贡献了力量，也使中国遭受雾霾等“城市病”的困扰，所谓“城市病”主要表现为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等，它的根源在于城市化进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精神与物质之间各种关系的失谐。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而目前的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导致雾霾严重、交通拥堵，似乎并不是美好的景象。城市的集中居住模式增加了居住成本，据有关数据统计，城市的人均耗能是乡村的3倍。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认为“城市病”的破解之道在控制城市规模。从统计数据上的人口规模看，比较理想的城市人口应该是在40万左右。此外，由于新能源革命解决了小城镇发展所需要的能源问题，小规模化、分散化、田园化的城市将成为生态文明时代城市发展的主导趋势。中央对新型城镇化提出了如下方针：以人为本、四化同步、科学布局、绿色发展、文化传承，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按照这些方针大力发展小城镇。在新能源支持下的城市发展，小的就是好的将成为一个生态文明时代城市发展的新趋势。因为小城市不仅是充分利用当地新能源的生态城市，也是避免诸多大城市病的最适于居住的幸福城市和田园城市。

　　探索基于东方智慧的根源、系统、内生的治理之路

　　在世界环境和能源的支撑力已经出现负数的世界背景下，中国无法重复西方式污染转移的外生治理之路。雾霾问题背后暴露的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如果中国继续走西方式的高能耗、高消费、高成本的工业化之路已经行不通。要从根源上治理雾霾问题，需要重新定位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目标。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就是中国走向未来发展的新道路和新目标。中国需要探索基于东方智慧的根源、系统、内生的治理之路。从短期与长期结合治理看，中国应当走外部防范与内生治理相结合的中国治理之道。要构建这样的生态文明模式需要进行五个方面的变革和转型：一是在战略目标定位上，我们必须调整中国现代化目标的参照系。从追赶西方式工业文明的现代化，转向以生态文明为目标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目标上来。要实现这个目标定位的转型，意味着当代中国必须从追求无限经济增长的世界竞争中淡出，走中国自己的路。二是在中国发展模式上，我们必须从GDP主义主导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到国民福利最大化的新发展模式上来。三是要使这样一种新发展模式落地，必须启动以低碳、健康、幸福为目标的新生活方式的革命。四是要充分发挥中国的新后发优势，利用新能源为中国的内生生态文明建设服务。五是充分利用现代新能源、信息技术，走中国特色的低能耗小规模化、田园化城市发展之路。

　　总之，成本内生的生态文明模式，不仅是大幅降低能耗、降低成本的新文明模式，同时也是能够从根源上实现天人和谐、社会公正、环境福利、物质与精神均衡发展幸福生活模式，也是中国与世界共赢、共享发展的利他模式。在这样一种全新的模式中，治愈的不仅仅是雾霾天，还包括工业文明模式的诸多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