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厄特的作品对我的生态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至今，我的床头还摆放着他的《被捕杀的困鲸》。这本书时刻提醒着我，什么是生态文学作家的使命和责任。我的生态文学创作始于上世纪80年代，第一篇报告文学《秦岭大熊猫》发表在浩然担任主编的《北京文学》上，写的是大熊猫专家潘文石和吕植在秦岭深处研究大熊猫的故事。由于伐木的油锯轰鸣声不绝于耳，使得大熊猫栖息地整日不得安宁，竹子及其他植物资源遭到了严重破坏。潘文石和吕植奔走呼号，甚至惊动了中南海。在舆论压力下，当时以采伐木材为主的长青林业局被迫停产。后来，我又创作了《遥远的虎啸》，也是发表在《北京文学》上。这篇作品记述了民间寻虎人吴德崇经历种种曲折和磨难寻找华南虎的过程。同时，也向社会发出了华南虎面临危机的信号。回头来看，自己那一时期的作品，生态呐喊和生态警醒的居多。

　　进入21世纪，人类的行为开始变得理智起来。随着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为代表的一批生态建设工程的实施，中国人对待自然的态度发生了重要变化。乱砍滥伐和乱捕滥猎已经成为可耻的事情，没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非法伐木和猎杀野生动物了。由于工作关系，我有幸参与和见证了一些重大生态工程的建设过程，而作为一个生态文学作家，使命和责任要求我必须把这一切记录下来。于是，便又相继创作了报告文学《共和国：退耕还林》《告别伐木时代》《大兴安岭时间》等。

　　近几年，在创作《一种精神》《乌梁素海》《油茶时代》《薇甘菊》《粒粒饱满》等作品的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生态问题不是技术问题，不是管理问题，甚至也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深层的文化问题。这就要求，生态文学必须回到本源去——进入人的内心。我们心中的道德律所起的作用，我们对自然的敬畏和尊重，我们对于发展的巅峰到底是什么的重新审视和思考，是生态文学万万不能忽略的。

　　克服现代化的轻率和功利，将生态意识和自然伦理精神深深地嵌入到我们民族文化中，把生态文明的种子播入每个人的内心。或许，生态文学的使命和责任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