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小城市应协调发展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长三角跟京津冀虽然是南北重要的城市群，但是相比之下，因为行政体制的差异、有效协调机制的缺乏等原因，京津冀始终落后于长三角。

　　比如，由于京津冀区域发展的不协调，京津独大，它们周边存在“环京津贫困带”，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导致了产业结构恶化，地区间经济梯度落差过大，不仅未能缩小贫富差距，反而愈加落后。

　　仇保兴说，河北一旦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全部会被北京像吸铁石那样吸走，吸不走的产业就是钢筋水泥。所以十多年来，河北发展的这些产业已经严重过剩，同时产生的严重雾霾包围了北京。

　　反观长三角、珠三角的区域协作，得益于先天优势，对外开放较早、行政力量干预较少，更多的是市场驱动、政府引导。

　　仇保兴说，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是一个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群。在超大城市上海周边有五六个像杭州这样的城市围绕，而且它们都有一定的竞争力跟上海进行资源争夺。再往外，有一大批中等规模的城市，然后有几千个小城镇。而且小城镇都有产业集群，即使规模小，也能够达到城市的合理资源配置，产生较高的效率。

　　一直以来，作为直辖市的上海跟作为浙江省府的杭州的竞争关系很微妙。

　　2010年10月26日，沪杭高铁开通运营，最快班次只需要45分钟。沪杭的同城效应更为明显。但并未发生所谓的杭州变成空城、鬼城的事情，这在于杭州市的准备。首先杭州打造最优等的旅游城市，创造更好的居住环境吸引上海人。除此之外还有教育水平的提升，尤其是创业环境的优化，为此提出“创业无定所计划”，马云就受益于这一计划。

　　曾经担任过杭州市长的仇保兴说，“在这四个方面，我们跟上海有得拼了。所以上海发展了，杭州也协调了。”实际上，就沪杭协调发展的案例来看，大中小城市应该协调发展，中小城市也有存在的必要性。在城市群中间，每一个中小城市都要有一定的区位优势，突出自己的服务功能。

　　至于目前中国跟国外小城镇差别巨大的原因在于，公共财力基本没有投向小城镇、小城镇本身没有土地出让金、没有城市维护费、缺乏人才。

　　新型城镇化规划发布以后，中国现在已经认识到小城镇的重要性，只是文件并没有解决问题。

　　仇保兴认为，主要是不给钱，而且思路又没有说得很清楚。关于小城镇的发展，首先要有城镇的规划管理机构，其次要有必要的基础设施，如污水、垃圾，给排水等。还要有绿色建筑和规范管理体系，最好能体现本地风格的建筑。最后应该按照城镇常住人口规模配置学校、幼儿园、医院、文化和体育等公共服务设施。

　　城镇化要保护文化遗产防止出现空城

　　仇保兴认为，中国的城镇化要注意保护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古村落、古建筑是不可再生的，还可以源源不断增值，比如杭州的河坊街。

　　作为杭州市区惟一保持古城历史风貌的老街，河坊街凝聚了杭州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商业文化、市井文化和建筑文化。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的许多城市进入了城镇化进程的高速发展时期，在杭州旧城改造时，清河坊历史街区差一点遭遇全面拆除的厄运。当时上任才6天的市长仇保兴批示，要求河坊街从改造转向保护，拆迁指挥部的总指挥立即变为保护指挥部总指挥。

　　2002年10月，河坊街开街，改建后的河坊街体现了清末民初风貌，重在突出文化价值，营造以商业、药业、建筑等为主体的市井文化，保持其历史的真实性、文化的延续性和风貌的整体性。它的修复和改造，再现了杭城历史文脉，为杭城留下一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此外，中国在发展城镇化的过程中还得防止出现空城。如鄂尔多斯有100万的房产资源空置。仇保兴说，之所以在中国存在空城，原因之一就在于盲目的政绩观。因此要约束住这一行为，否则造成资源的极大的浪费。

　　今后的城镇化如何发展才算是健康的城镇化，仇保兴说要明白三点，一是市场的手和政府的手，两只手不能乱动，两个手都要用到自己的刀口上;二是不能有大的决策错误，触动城镇化发展的底线，否则就会给下一代留下贬值的城镇化空间;三是以人为本，实际上是代际的以人为本，不能老是惦记着这一代，还要讲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