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21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进城镇化，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核心。促进区域发展，要更加注重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空间均衡。中共中央、国务院不久前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首次提出了树立空间均衡理念，把握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平衡点推动发展。实际上，当下一些大城市人满为患、交通拥堵、环境恶化，越来越多的城市患上了“大城市病”。那么，大城市是否必然会出现“大城市病”？“大城市病”是否是不治之症？以及如何防治“大城市病”？就相关问题，记者专访了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肖金成研究员。

　　医治“城市病”需要经济调节手段

　　记者：您好。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产生的“正外部性”会加剧经济的聚集，但是过度的聚集也会产生“负外部性”导致经济活动的扩散，那么为何不依靠市场的力量，令其自发被调节呢？

　　肖金成：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城市数量在增多，城市规模在扩大。由于城市具有集聚经济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往往城市越大越繁荣，企业的经济效益就越好，劳动者的机会就越多。所以，一批大城市就发展起来，规模越来越大。

　　随着城市的扩大，城市的负面效应就显现出来，如交通拥堵、环境恶化、房价升高、生活不便，等等，纽约、伦敦、东京等甚至曾出现过恶性污染事件。可见，城市并非越大越好。

　　但城市发展有一定的惯性，如无有效的手段，确实会越来越大。因此，应采取一定的措施防止其无休止地发展。比较有效的办法是，提高城市的要素成本，如按照级差地租征收地产税，使低附加值产业在大城市无法生存，促进其转移到周边城市和小城镇。

　　记者：其他国家应对“城市病”有哪些经验及教训？

　　肖金成：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人们谈“城市病”色变，甚至出现了大城市“恐惧症”。20世纪初的伦敦，大部分家庭都使用煤作为燃料，产生大量烟雾，伦敦由此得名“雾都”，1952年12月5~9日，伦敦烟雾事件令4000人死亡。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工业甚至是重化工业也集中在大城市，废水、废气、废渣等对城市环境造成了恶劣影响。除伦敦曾被谓之“雾都”外，东京出现过“水俣病”,洛杉矶出现过“光化学烟雾”等，近些年北京也出现了驱之不去的“雾霾”。

　　但“城市病”并非不治之症，看纽约、伦敦、东京等大城市，经过调整，重化工业搬离大城市甚至搬离到国外。大都市主要发展服务业和居住，污染源大大减少甚至完全消除。通过发展地铁等轨道交通，减少汽车出行，也有效治理了交通拥堵。

　　现在看纽约、伦敦、东京，城市人口并没有减少，但城市污染大大减轻，“光化学烟雾”、“雾都”不见了，“水俣病”也没有再出现，城市变得越来越宜居。

　　“功能分区”模式只适合中小城市

　　记者：在中国，城市规划一直十分强调“功能分区”，那么“功能分区”模式从历史上来看，或者说以发展的角度来看，有着怎样的积极意义？

　　肖金成：“功能分区”模式是对“前店后厂”模式的一种革命，小城镇和小城市主要采取“前店后厂”模式。

　　比如，一些工矿区也往往把职工的居住布局在厂区附近或厂区之内，甚至一些化工厂也往往如此。这是因为，在交通工具缺乏、交通不便的时代，方便生产是第一位的，这就出现了商贸居住包围工厂的现象，甚至“商贸居住跟着工厂跑”。生产与生活穿插或是犬牙交错，给生活带来方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相互影响，尤其是污染企业对居民的生活和身体影响就更大。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和规模较大的城市便通过城市规划划分了功能区，如工业区、商贸区、居住区和文化区，有的城市还规划了行政办公区。通过分区规划建设，使工业区和居住区分开，既使居民远离了污染，也使城市风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城市功能分区不论采取方格式还是放射状，功能都十分明确，既方便生产，也方便生活。工业企业“扎堆”、有利于加强协作和配合。商贸企业“扎堆”，有利于增加人气，方便人们购物消费。有些大城市，还规划建设了“商务中心区”，高楼大厦林立，成为城市的现代化标志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