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城镇化问题。国务院近日亮出四项举措，将在今年加大力度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以求更大程度地释放内需潜力。这三年来，我国城镇化建设取得了哪些成绩？未来人口大量涌入的超大城市该如何发展？资源型城市又将如何实现转型？近日，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就上述问题接受了经济之声的专访。

　　中国已实现由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的标志性变化

　　记者：这三年来，我国城镇化建设取得了哪些成绩？最大的亮点在哪里？

　　徐林：过去三年，是中国城镇化发展较快的时期。我们颁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规划》围绕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举措。在规划颁布后三年里，我国每年的城镇化率，用常住人口来衡量，提高了一个多百分点。到2015年年底，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6.1%。如果用超过50%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已经实现了由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的标志性的转变，是一个重大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动。

　　城镇化建设难在落户 因为落户要花钱

　　记者：《规划》制定的城镇化目标为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基本公共服务如何保证？

　　徐林：我们现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大概只有37%左右，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有近20个百分点的差距，这是中国的户籍制度以及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福利差异导致的。所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特意把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作为一个指标提出来，目的是引导大家允许更多进城农民工能够安家落户。实现45%这个指标，意味着要1亿左右的城镇非户籍常住人口落户。

　　按我们的测算，到2020年，进城打工的农业转移人口总数会在3亿左右。解决了1亿人落户，还会有2亿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不能落户，怎么保障这些人的基本公共服务呢？去年国务院推出了居住证制度，按照居住证制度的设想，居住证上要承载一些基本公共服务。按照居住证制度，这两亿非户籍常住人口，将无条件领取居住证，并根据持有居住证时间的长短，来享受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所以说，这是一个两条腿走路的城镇化。落户人口可以完全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非户籍常住人口依托所持有的居住证，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到最后，如果居住证制度赋予的公共服务水平越来越高，户籍就不那么重要了。随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不断提高，居住证可能就可以取代户口了，但还会要一段时间。

　　农民落户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落户之后，他在农村的权利是能够延续，还是被剥夺。总的说来，我们要为这些进城农民在农村的财产权，提供一个价值实现的通道和机会。对于那些不想继续持有农村财产权要的集成农民，你要给他提供一个是自愿、有偿退出的一个渠道。这有利于提高农村土地等要素的流动性和配置效率。

　　记者：下一步城镇化的难点在哪些方面？

　　徐林：按照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要求，难就难在落户，因为落户要花钱。一个农民工落户，到底要花多少成本？据我们调研，大概在8万到15万之间。但这笔钱并不是要一年支出，是一个逐年支付的过程。但农民工落户也会带来一些好处，按重庆的经验，这些农民工落户之后，使得当地劳动力的供应更稳定了。我个人认为，任何一个城市政府，是有理由付出这些成本的。因为这些农民工在你这个地方工作了比较长时间，也居住在这里，本地的经济和财政是有他们的贡献的，按照公共财政理论，你就有义务为这些人提供公共服务。对城市政府而言，可能最难的是住房保障问题，特别是对一些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可能本地户籍人口的住房保障都没到位，又新进来一批人，会觉得压力比较大。

　　农民进城落户有利于楼市去库存

　　记者：城镇化推进，农民进城来，对楼市去库存化到底有多大的作用？

　　徐林：贡献有多大不好说，但是如果让一批新市民落户，总会会形成这种需求，农民工既然落户了，就一定会寻求在这个城市稳定的住处。从理论上来说，它一定是有利于（去库存），但问题是这些库存商品房的分布和这些进城农民工的空间分布不一定是吻合的。大量三四线城市，包括县城的商品房库存，不一定能受益于农民工进城落户，因为农民工进城主要还是分布在地级以上城市。但总的来说，它一定还是有利于消化库存，至于能消化多少，能有多大贡献，很难给出具体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