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城市发展形态历程具有共通性

　　无论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带来的蔓延式城市化，还是以英、德为代表的西欧国家的政府调控+市场主导型城市化，甚至是拉美、非洲为代表的过度城市化，城市形态都经历了中小城市、大城市、区域城市、城市带、城市群的发展演变，到20世纪下半叶，大纽约区、大芝加哥区、大洛杉矶区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率达67%，大东京区、阪神区、名古屋区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对日本经济的贡献率超过70%，网络化的城市群发展形态已成为后工业化时代城市发展的主体形态，当前中国正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等战略，都与城市空间的科学规划、紧凑集约和高效绿色发展直接或间接的产生联系，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下，中国各个城市之间需要强化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协作协同，根据各自的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明确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形成横向错位发展、纵向分工协作的发展格局，需要加强创新合作机制建设，构建开放高效的创新资源共享网络，以协同创新牵引城市协同发展，这样的诉求恰好呼应本届峰会的四大主题。

　　2．城市发展方式演变具有共通性

　　随着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城市的扩张规模已经逐步缩小，逐步演变为以蔓延和更新为主的城市发展方式，针对城市盲目扩张和日益严重的环境恶化问题，人们开始反思原有以汽车交通为主导的城市化，投入到对生态城市、低碳城市、绿色城市等理想城市形态的研究中，致力于寻求一种高效能、低污染、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市发展方式。中国用了30年左右的时间走完西方国家用近两百年完成的城市化进程，时间速度的压缩也同样带来了发展中同样的问题，相同的境况，具备了共同话语的基础。19世纪末，英国人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Howard）提出了“花园城市”理论,此后，美国的“精明增长”、“紧凑城市”成为主流的城市发展理念；在中国独树一帜的是，“两弹一星”功臣钱学森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山水城市”的概念，其内涵是“把中国的山水诗词、古典园林建筑和山水画融合在一起，既结合中外文化，又利用现代科技，作为未来中国城市构筑的模型。”[③]可见，从中西方关于城市发展方式的共识来看，城市理应成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在尊重自然、绿色循环低碳理念下，关于城市交通、能源、供排水、供热、污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的议题既具有“技术议题”的性质，也具有“公共议题”的属性。

　　3．城市文化软实力发展具有共通性

　　文化可以为城市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源源不断的生命活力。巴黎、伦敦、纽约、东京等国际城市，之所以能够成为举世瞩目的文化名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城市拥有其他城市无法复制、无法替代的文化，而且现代文化经济的主要部分集中在这些全球大都市，“全球大都市所构成的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就不仅仅是一种地理概念，而且更是跨空间的全球产业与文化消费链。”[④]当城市经济发展到较少地依赖于制造业，而更多地依赖于知识之时，城市创新创造活力，就更多地取决于城市的文化。文化对创新创造的支撑，不仅仅体现在技术工艺的革新上，更体现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文化作为城市发展的软实力，作为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推动与支撑着城市的创新创造。文化创意产业就是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集中体现，通过文化资源的创造性开发和利用，拓展和挖掘了文化在经济社会中的渗透力、影响力，并助推了国家形象的构建：英国通过文化外交用现代商业手段将文化重新包装发展成为创意产业，由落日帝国更新为创意英国。二战后的日本，通过推进动漫外交扩大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参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部署旅游振兴战略等文化外交手段，成功树立了新的国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