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一次新的转型？

　　西方国家上世纪六十年代对于第一次定量革命的热衷，在十年之后有所平息，取而代之的是在城市规划与设计领域发生的“社会学转向”。而后，城市规划设计中的社会价值获得长期关注。

　　假设应用城市大数据将成为未来的常态，那么是否也可能在城市规划设计中带来“转向”？如果有，这种“转向”是否仍旧会来自于社会学，或者其他学科，比如数据科学及人工智能？

　　在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中存在多次转向，社会学也因此逐步成熟为一种科学。在这个进程中，社会科学家往往借鉴其他领域的成果，加以应用并最终找到契合点。实际上，许多科学的进步都基于以前的科学。

　　例如，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许多社会学模型都是基于万有引力定律。理论家们试图将引力理论应用于城市系统。然而，他们在对人类社会的研究中没有找到一个稳定的引力常数。这也意味着，社会发展并不遵循一种单一的模式。

　　在对城市系统的研究中，试图运用牛顿万有引力模型的人，必须利用数据来校核模型，设定并求解参数。然而，所求得的参数在不同城市间并不统一。因此，城市模型无法像牛顿的万有引力模型一样拥有一个绝对且稳定的参数。

　　事实上，这些城市模型中的参数时而为正时而为负，时而大时而小，很难找到稳定性或普适性。

　　在我看来，借鉴牛顿物理学并认为其将完美符合社会系统的人，他们只是在证明自己思想的狭隘。他们陷在一种范式中，进而无法遇见真的科学与理性。也许当新的“牛顿”用更精巧的方式来阐述城市发展的基本状态时，这一情况会有改变。但这需要下一个牛顿、爱因斯坦或达尔文用用简单的语言解释所有这些现象。

　　不可否认的是，向社会科学的转向实际也许和巨匠的出现，以及他们想开创性地引入某些观点有关。

　　在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中，空间转向也很重要。许多学者都曾强调空间对于理解社会的重要性，BillHillier教授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学者。他的理论是社会科学空间转向中重要的一步。虽然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来涵盖当今我们所见的社会现象。

　　其中一个难点是理论发展似乎总是慢于技术变革。上世纪七八十年代，Bill在写《空间社会学》时，互联网才刚刚兴起。我犹记得Bill第一次拥有电子邮箱时，没有人知道该如何使用，因为没人拥有别人的电子邮箱。而现在整个世界的沟通都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来完成。

　　技术变革对社会的影响在《空间社会学》中并没有论及。当今社会无处不在的互联网、社交媒体及智能手机在《空间社会学》出版时还未出现。这当然不是Bill的社会学理论可以预见的，即使他的论述包含了一些与之相关的元素。社会的连接机制可以是空间的，也可以是超空间的。

　　我认为手机与邮件便是超空间的连接机制。但=这种机制是如何影响我们设计建筑、规划城市、协调功能及制定政策，还未被充分地理论化。相关的理论一定会涌现，但是问题是技术更迭总是快于理论发展。

　　如今，由于交通工具的发展，我们获得了空前的移动力。我们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任意移动，而整个世界也更加趋向于一体化。因此，我们不得不开始分析整个世界的结构。这就涉及研究的尺度与规模的问题。

　　在当今的数据条件下，我们需要解释互动如何在全球发生的。由此，这变成了一个尺度问题。同时相关的互动形态持续动态在演变，这也给相关问题的研究带来了挑战。新一代的城市设计师必须考虑数字通信的影响，还需思考数字空间的社会逻辑并将其与现实空间联系起来。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机会和挑战，因为智慧城市实际上是一座数字化的城市。目前还没有相关的理论，也没有合适的社会学理论。但已经有一些思想因子存在于许多社会学家的思想体系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