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上，建立以国家公园为统领的科学、规范、统一、高效的保护地体系，能够成为推动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先导力量。一方面，完善保护地体系属于生态治理的典型内容。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并非仅指设立国家公园这一类保护地，而是在对我国碎片化、高度重叠的各类保护地进行整合的基础上，充分考虑自然的整体性，用国家公园体制予以统领，解决人为碎片化生态系统的问题。另一方面，国家公园体制的建立又能够为解决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关键问题提供深入研究的基础。解决国家公园内自然资源权属问题，能为深化自然资源资产产权改革，统一管理山水林田湖提供经验。明晰国家公园内保护及利用的界限，能够为科学设定资源消耗上线，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严守环境质量底线，构建国土生态安全空间提供解决思路。以国家公园为统领的类型多样全面、设立科学合理、责权利清晰、监管有力、资金投入稳定、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保护地体系，将成为率先实现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突破口。

　　行动上，国家公园建设中多元主体参与特征显著，是生态领域由“管理”向“治理”转变的典型。多国成熟的国家公园治理实践表明，国家公园从规划、建立到维护的整个动态过程，都需要国家、企业及公众多方力量的协同行动。中央需要做好对国家公园体制的顶层设计，承担主要及兜底的运营经费。地方则要落实配套制度，予以管理、维护等具体实践层面的支持。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可以通过特许经营、社会捐赠、协助培训等为国家公园的发展提供资金和智力支持。而公众，尤其是周边居民，不仅有机会成为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或志愿者，而且可以通过参观国家公园、支付相应的门票费用，作出自己的经济贡献。多元主体积极参与生态治理，在一定条件下，是国家生态治理现代化能够实现的重要保证。

　　法治指挥：奏出新乐章

　　长期以来，整合保护地体系难以推进的主要原因在于保护地法律依据的部门化和碎片化。虽然迄今已出台《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森林公园管理办法》《国家重点公园管理办法》等多个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但是其适用范围受限于单个保护地类型，法律效力较低，实践中各行其是，缺乏统筹协调功能，难以实现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整体构想。因此，应通过分析和总结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中的实施困境和先行经验，就国家公园立法的核心内容达成共识，制定专门的《国家公园法》，将国家公园体制的建立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国家公园法》总体思路应当包括五方面：第一，《国家公园法》是为了什么？这就需要在立法目的中正面回答保护优先于利用，避免出现含糊不清而使得保护优先的立法宗旨难以凸显。第二，国家公园是什么？法律定义需要在适当借鉴IUCN概念的基础上，全面考虑我国自然和人文资源的分布情况，突出面积、功能、国家及程序要素。第三，《国家公园法》怎么做？就基本原则而言，需要做到保护第一、保障公益、国家主导、科学指导。第四，《国家公园法》怎么用？本法的适用范围应当包括国家公园的设立、规划、保护、管理、利用、维护、监督等活动及行为。第五，谁对国家公园负责？这涉及不同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有关机构的职责应贯穿整个过程，既涉及管理体制的安排，又涉及经费、监督等方面；原住民、公众等应当拥有对国家公园进入、游憩、享受的权利，也应承担不因其利用而打扰到国家公园维持自然状态的保护义务。

　　此外，《国家公园法》应当对国家公园的设立标准、资源权属、规划报告、管理体制、资金投入、经营方式、监督措施、监测评估机制等重要内容的核心要义予以明确的规定，对于这些主要制度再通过详细的法规、实施细则或者管理类、技术类的规范予以落实。充分考虑国家公园的生态整体性和国家代表性，明确国家公园的资源权属，确保国家公园得到稳定的资金投入，实现对国家公园集中、高效、统一的保护管理，使国家公园体制在全面、系统、详细的一整套法律规范体系的前提下得以建立。

　　以法治为指挥棒，在国家、企业、公众等多方主体的共同演奏下，才能吹响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号角，奏出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和谐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