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报：这么说，建设国家公园体制是为了重塑我们的保护地体系、加强生态保护？

　　苏杨：这是重要的目的，但必须强调的是，我们说“保护为主”，绝不是将国家公园体制的功能仅限于生态保护，不能把国家公园简单看作是自然保护区的升级版本。这一点是很多业内人士都没有意识到的。“保护为主”的后面还有“全民公益性优先”。而全民公益包括了很多内容：爱国教育和环境教育、带动社区发展等。

　　这方面有他山之石。美国国家公园在管理中有两个维度。一个是历史文化维度，这使它成为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美国国家公园21世纪议程》中的名言是“我们国家的历史遗迹、文化特征和自然环境有助于人们形成共同国家意识的能力。这应是国家公园管理局的核心目标”。美国国家公园让人们聚在一起，成为美国人，就像我们中国的象征是长江长城、黄山黄河一样，这是非常重要的国家共同意识的物证。另一个是科学的维度，美国国家公园是科普和科研的重要基地。我们的旅游景区喜欢讲神话故事，而在美国的国家公园讲的是为什么江山如此多娇。例如，到了约塞米蒂，游客会了解到这里的地质构造是怎么样的，在全世界有什么重要价值，有多少科研成果出自这里等。

　　此外，美国的国家公园也注重对周边社区产生的经济效益（不是管理机构自身的经济效益）。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每年都会发布一本测算其经济效益的报告。例如，2013年的报告说明，国家公园访客对周边社区总共带来了近146亿美元消费支出，产生了14.3万个就业岗位。

　　知道了这些，就能理解为什么美国人说国家公园是美国最好的构想，为什么黄石公园北大门上镌刻的话是：FORTHEBENEFITANDENJOYMENTOFTHEPEOPLE（为了人民的利益和享乐）。这样的国家公园，你要把它狭义理解为加强生态保护的话，显然低估了其价值。

　　实际上，中国的国家公园体制还承担了一个重任——生态文明体制的先行先试区。在国家公园这样资源价值高、发展压力小、社会支持强的区域，显然更有利于把《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的生态文明八项基础制度配套建设起来。目前的国家公园试点区，多数已在这些制度配套落地上初见端倪。比如，中央确定的钱江源国家公园试点区所在地浙江省开化县，就是全国第一批取消对领导干部GDP考核的地方；武夷山国家公园试点区，则是统一、规范的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实施方案中的重点，是生态产品价值的先行实现区。

　　中国环境报：其他国家的国家公园体制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

　　苏杨：美国做得好的地方包括特许经营机制、人力资源管理机制、科普教育、爱国教育和公众参与。但是美国国家公园的建立其实是相对比较简单的。比如，黄石国家公园建立之初，就把居住在里面的印第安人全部都清走。所以美国的国家公园有两个特点：土地大部分是联邦政府所有，基本上没有原住民。而中国的情况复杂得多，有人、地约束，体制上需解决钱、权难题。

　　法国和中国更像：它有类似的人、地约束，土地也有较高比例不属于政府，人口密度也比较高。而且在宏观管理体制上，法国和中国也很相似。法国最初建国家公园时和美国较像，中央的垂直管理机构全权管理划出来的国家公园，把地方政府和社区利益基本屏蔽在外，以致其后几乎成了“全民公敌”。2006年，法国开始进行国家公园体制改革，主要的方式就是形成与周边区域的共同管理并带动地方绿色发展。中央与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共同签署宪章，涵盖3个部分的内容：法规、规划和相关技术标准。根据宪章，国家公园管理局、地方政府和科学家等多方共同组成的董事会决定如何管理。签订宪章的周边区域都成为国家公园的加盟区，加盟区范围内都能通过国家公园产品品牌增值体系受益。这个改革被证明是很成功的。目前，我国浙江仙居正在尝试将这种机制本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