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和殿处在明清北京城山水环境的中心

　　文化景观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西方理论界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概念，近来文化景观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类型。对中国古代空间特质的研究无疑将有助于我们从文化的更深层去考察中国古代的人文景观，挖掘内涵，从理论上提高对中国传统聚落本体与其遗存环境的系统保护的认识。

　　山川曾经是古人观象授时的重要参照坐标。

　　我们的先民对地貌与水源、旱涝灾害、气候等特别关注，并在生产、生活、军事等实践中进行了长期的摸索，对环境的适应性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把既接近水又能抵御洪涝、海拔相对较低的河道弯曲的汭位作为建造聚落的理想用地。另外，由于治水实践必须涉及整个水系流域，所以我们的先民在远古就形成了超大尺度的空间意识，积累了广博的地理与空间知识，这些随着时间的推演逐步积淀成为中国古代宏大的地理观和空间哲学。

　　与山水环境的密切关系使我们的祖先对其重要性有着深刻的理解。山川不但为人们提供了生存所必需的物质条件，还曾经是古人观象授时的重要参照坐标，在此基础上中国古代形成了原始的山川崇拜。山川崇拜孕育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山水文化，并广泛渗透于中国古代的正统与民间文化，分别表现在文学、艺术和聚落中。在中国古代的山川崇拜中，昆仑模式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但概括了黄河流域的地理大势——“水归东南”，还记录了以山水围合为基本特征的中国古代空间模式，与《禹贡》描述的、以镇山为主导的九州模式一脉相承。

　　虽然礼制中对中国古代的空间、聚落进行了系统的规定，但并不意味着古代建筑、规划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标准化设计。

　　礼制不但是维系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权力的核心制度，也决定了中国古代的聚落系统中不同空间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成为今天我们解读中国古代空间的重要途径。

　　由于空间是社会构成的基本要素，所以中国古代的礼制从分配、管理、形式、规划设计等方面对空间进行了详尽的规定。这种空间礼制，在秦、汉以后随着大一统的帝国的建立得以加强，并在古代中国及其周边广大地区的人文地理形态上打下了深深的印记。礼制与空间的密切关系也使“三礼”成为涉及古代中国空间规划设计、空间或器物形式美原则的重要文献。城池是中国古代礼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礼的社会约束一道共同维护着国家的安定。

　　虽然礼制对中国古代的空间、聚落进行了系统的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建筑、规划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标准化设计。后世的《营造法式》、《营造则例》等类似的规定的主要目的是从等级差别的角度控制建筑的式样及其造价，是《周礼》体系的延伸，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标准图。更重要的是，从现代测绘图或实地观察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古代建筑的院落平面经常不是标准的矩形，轴线也不是笔直的，这表明从设计图纸到最后的落位施工，还存在一个在施工现场结合地形环境、部分已建建筑的具体情况调整设计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