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心理景观、建筑景观与行政景观
西方人也一样,许多欧美留学生告诉我,他们在中国到处旅游,很开心,可是一到上海,见到外滩帝国时期的欧洲建筑,他们就想家了——外滩,唤醒了他们世世代代的心理景观和文化记忆。今天的上海市政府很聪明,将外滩帝国风格大厦全部腾出来开放给外国人,就是满足并利用人家的心理景观,让他们一面做着帝国旧梦,一面把钱挖出来,在今天的上海做生意。
可是人的心理线索很复杂,既通向熟悉亲切的,有认同感的历史景观,又会迷失在异己的,陌生刺激的新奇景观。一百多年来,中国持续发生剧烈的西化和现代化运动,中国的城市和建筑发生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景观变化,中国人心理景观中那条源远流长的大线索,开始模糊、混乱、断裂,到了今天,我们几乎找不到自己的线索了。
还是以我作例子:我生长在当时中国境内最摩登、最西化的上海市,幼年少年时期的心理景观,绝大多数是西式建筑,而不是民族建筑。青年时期,我忽然去农村,去西藏,农耕社会、农牧社会构成我另一部分心理景观。之后,我去纽约,并在这个全世界最摩登最现代的城市里一住十八年,到了中年,忽然,我“发现”了苏州园林的“美”。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心理景观中的文化差异非常冲突,非常矛盾——外国留学生看见外滩会想家,我现在看见外滩却想起纽约:论地点,纽约是我的家,论文化,不是我的家。而苏州园林呢,论地点不是我的家,论文化,却是我的家——我在苏州园林看到了江南民族世世代代的家,虽然我从未在这样的家园居住过。
这就是一个现代中国都市人的“心理景观”,认真说来,我的心理景观患有严重的“文化分裂症”。
现代中国另一巨大的群体,就是农村人口。他们未曾离开本土。如果他们活在明代清代,会理所当然接受并欣赏中国留存千年的历史景观,但他们处在空前的现代化过程中,心理景观就出现剧烈的冲突,也患有严重的“文化分裂症”。
其中最极端的例子,就是近二十年来华东华南地区的农村建筑。诸位到杭州附近看看,全是我称为“迪斯尼风格”的尖顶伪洋楼,在密密麻麻金光闪闪的伪洋楼周围,是江南农耕生活的日常形态,养着鸡鸭猪狗。诸位再看看全国各地的乡镇建筑,广大农民再也不愿看见破砖烂瓦,不愿意整天看见泥土。他们用廉价的玻璃贴面或瓷砖墙瓷砖地装配自己的家园,他们要在本乡本土住洋楼,至少局部实现他们心理上的“现代化”与“都市化”景观。
请诸位想像:在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当地农民会不会竞相起造中国式或日本式房屋,然后坐在里面吃面包、涂奶油、啃牛排?
可是,上海一城九镇计划,北京周边开发计划,正在干这样的事情。他们有计划地摧毁郊区的乡镇历史生态,将那里变成缩小的迷你型伪英国、伪法国、伪荷兰、伪意大利,加上伪美国。我在美国各地看到的各种当地地名,如橘县、苏荷、上东城、曼哈顿、时代广场、公园大道等等,最近几年被命名为北京各个新建小区。
一句话,我们要在自己的国土上,将中国变成外国,变成欧美。
为什么呢?就因为我们患了严重的“文化分裂症”,我们的“心理景观”处处来自西方,指向西方。我们斥资亿万元制造的伪古典民族风格建筑群,以及保留不拆的一级文物古建筑,恐怕也是为了吸引西方,而不见得因为是我们在文化上“想家”了。
经常有人反驳我:难道不要建设?不要发展?难道我们就该像从前一样过下去吗?这就像小孩子看电影老是问: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无法回答这种非此即彼的思路,诸位有什么好办法来回答,请告诉我。
欧洲各国也很古老,也要建设。前年我到巴黎郊外瞻仰印象派老巢枫丹白露,米勒柯罗笔下19世纪田园风光不见了:高压电线、高速公路,看不到一个农民在种田。可是印象派元老的故居完好如初,小镇和两百年前一模一样。老画家卢梭的故居正在维修,那两百年前的老房子搁在中国,绝对拆毁,可是人家在维修。人家的文化线索没有断,人家的心理景观,处处牵连着历史记忆。
在这种记忆中,我看见,一个民族的“美”是有标准的,有线索的。所以,问题不是要不要建设,而是怎样建设。不是不要新景观,而是这种景观出于怎样的心理。
鸦片战争以来,几代人不惜代价为了一件事:中国要转型、要西化、要强大。它的代价是:我们的文化线索从那时开始纷乱,断裂,我们的心理景观,开始一步步西方化。
说到这里,应该说到几位关键人物:李鸿章、康有为、孙中山,还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李鸿章精通洋务。他穿着清朝朝服,家里是西式家具。他抽着雪茄和欧美各国银行家谈判,同时要曲折暗示满朝文武:不西化,中国没有出路。
康有为呢,公车上书之前,他就在广州和上海租界亲眼看到洋人怎样修建道路,起造洋楼,管理市政,他知道,中国不改良,没有出路。
孙中山在广东长大,广东是当年最先进、最西化的区域,用广东话说,他从小就是典型的“西崽”,他在美国接受教育,他的心理景观就是美利坚合众国,完全看不惯又老又土的旧中国。
以上几位人物,是“心理景观”最早西化的先驱。可是他们要面对大清帝国和几亿愚民,怎么办呢,要么割让地盘,让一些地区先被殖民,先西化,要么起来革命,用强权推行西化。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由中华民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初步完成了由帝制转型共和的历史使命,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西化。过了一百多年,今天,中国的“二次现代化”程度,已经和意大利等先进国家扯平,中国的自主、强大、小康社会、经济成长,都大致不成问题了,可是我们忽然发现:生态环境发生大问题,城市的建设和景观发生大问题,于是有不少苍蝇飞出来叫唤。
但是毛主席早在50年代就批判过这些苍蝇。
1957年“大鸣放”,张奚若批评北京城市建设规划,总结十六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未来。”这“既往”二字,就是指历史,“未来”二字,就是指西化。取张奚若这十六字来说今天的城市建设,照样准确,只是今天的高官层没有张奚若这样的人来说话了。
但毛主席当年怎么说呢?他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说:“不好大,难道好小?不喜功,难道喜过?轻视小脚,轻视辫子,难道不好?”在这里,毛主席将中国整个历史简化为“小脚”和“辫子”,是典型五四运动的激进思路和激进话语,甚至和洋人看中国的角度一样。但毛主席下一段话非常有意思,值得好好琢磨。他说:“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青岛长春的房子就好。”
诸位想想看,北京什么地方?元大都是也,距今八百五十年。开封什么地方?汉朝的古都,距今两千多年。而青岛的房子呢?德国殖民者盖的。长春什么房子呢?日本和俄国殖民者盖的——毛主席是晚清光绪年间生人,到了1911年清朝覆灭,他十八岁,十年后参加建党,也才二十八岁。大家想想看,在一个渴望革命、立志建立新中国的青年农民心理景观中,北京开封的老房子,怎能和青岛长春的洋房比!而这种青春记忆,一直到毛主席六十多岁时还跟着他,使他说出这番话。
毛主席还私下对他的医生说:“我不是苏联派,我是英美派。”他后来要全中国大炼钢铁,“十五年赶上英国”,说明他在乎英美,他后来与苏联绝交,与美国握手,除了是冷战格局中的大手笔,还说明他私下说的是大实话。
大家不要忽略这些话:它证明毛主席不像后人评价的那样,是个湖南老土,拒绝去西方开眼界。至少,在最近公布的关于青岛长春的话,非常生动地说出了毛主席关于城市建设的“心理景观”。用民间的俗话说,毛主席其实很洋派。
当然,那是中国本土心目中的“洋”,他对青岛长春的观感,就是他一厢情愿的“心理景观”。可是在北京城市规划中与毛主席唱对台戏的梁思成、陈占祥、华揽洪是一群什么人呢?他们去欧美留学时,也是二十郎当的小伙子,眼界可不是青岛长春,而是整个欧美。在欧美,他们一方面领教了西方的历史观,另一反面,由西方历史而深刻认识到中国历史的可贵,认识到北京的伟大——
梁思成写道:“明之北京,在基本原则上遵循隋唐长安之规划,清代因之,以至于今,为世界现存中古时代都市之最伟大者。”
丹麦学者罗斯缪森说:“北京城乃是世界的奇观之一,它的布局匀称而明朗,是一个卓越的纪念物,一个伟大文明的顶峰。”
美国建筑学家贝肯说:“在地球表面上,人类个体最伟大的工程,可能就是北京城……它的设计如此杰出,为今天的城市提供了最丰富的思想宝库。”
美国规划学家亨瑞·丘吉尔说:“北京的城市设计像古代铜器一样,俨然有序而巧为构图。”
好了,像这样一种心理景观,与毛主席的心理景观,这样一种历史观,与毛主席的历史观,当然发生难以调和的冲突。而这种冲突的内核,不在双方怎样表述,而是在心理层面。可是梁思成他们的权力,怎能和毛主席较量。在城市规划的大见解、大思路上,这是当年海归派与本土政权之间深刻的矛盾与悲剧。
编辑:Anna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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