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心理景观、建筑景观与行政景观
最近北京出了一本大书,叫作《城记》,在这本书中,我的感慨是:建筑方案与规划思路,可以讨论、争论,可以付诸表决或否决。但是不同的“心理景观”,太难沟通,根本无法沟通。
这本书,详详细细记录了50年代初北京城市规划始末,公布了当时从中央到各规划部门的大量原始文件。梁思成是其中的反派主角,他一直误解了毛主席和中央政府,没有明白我们党是五四运动后最前卫最先进的党,没有明白他的任务不是实现他理想中的“建筑景观”,而是帮助国家实现“行政景观”,在这过程中,他尤其无法明白的是,最高当局怀抱怎样一种“心理景观”。
“心理景观”所暗示支配的品位、判断与选择,不仅体现在城市建设,还体现在文化、艺术、时尚、生活观、生活方式的每一个细微方面。它太复杂,太微妙,可以写一篇博士论文,甚至十本书,我今天只能极粗略地提供一点小例子。下面,在谈论“行政景观”前,先来简单说说所谓“建筑景观”。
什么叫作“建筑景观”?诸位是学建筑的,不知同意不同意我这样的观点:“建筑”并不等于“景观”。单一的建筑,设计再好,同其他建筑不协调,不相称,就谈不上“景观”,只是一堆“建筑”。
一群建筑,一座城市,如果堪称完美的“建筑景观”,必然由它自己的历史形成自己的结构、肌理和大风格——罗马至今一派罗马帝国遗风,威尼斯与佛罗伦萨是文艺复兴的发祥地和艺术摇篮,巴黎由路易王朝与拿破仑第一共和先后创建,彼得堡是彼得大帝脱亚入欧的杰作,这些城市的美丽壮观,都贯穿一条清晰的历史线索,都在过去一百年现代化过程中面临改造与发展,但是,都完整留存了历史的线索,没有破坏世世代代的“心理景观”。
譬如威尼斯与佛罗伦萨的面积只有中国一座县城大小。要不要发展呢?不发展。因为这是意大利的骄傲,发展了,就没有骄傲的资本。诸位哪天去看看,这两座城市周围没有高楼,城里不走小汽车,除了必要的现代设施,尽量保留几百年前的形态。巴黎,大家知道,旧城建筑最高六七层左右,高楼大厦全都集中在郊外德方斯专区,交通网则全部地铁,不破坏地上结构,所以由凯旋门、卢浮宫、大皇宫、塞纳河形成的旧城肌理,至今完好。
曼哈顿是现代都市,也有自己的肌理,仅以世贸中心双塔为例,“9·11事件”打掉了纽约这对门牙,现在那么多新方案,还是很难和原来比,不是新方案不好看,而是难以和下城区以及哈德逊河口成片建筑构成和谐的景观。
诸位都学过世界建筑史,不多说了。回到中国,中国有没有完美的建筑景观呢?有的是,太多了,可是才不到一个世纪,差不多全拆光了。民国初年中国地面上历史格局保存比较完整的明代风格的大小县城,大约有两千多座,现在剩下多少呢?只剩下三座小城还能看出明以来的城市风格,其中一座,就是山西平遥:四面围着城墙,里面屋舍俨然。破旧是破旧得很,但模样还在。
至于汉唐古都洛阳开封,诸位去看看,面目全非,完全认不出哪怕是民国时期的模样。北京要是去除故宫或日坛月坛,像什么呢?
所以中国目前只有成千上万的“建筑”,谈不上“景观”。就算有景观,那是丑陋的景观,没有历史、没有个性、没有风格,只有建筑,望不到边的建筑,堆在一起。
是什么造成这一切?因为穷,因为人口暴增,因为国家要转型,要现代化,因为中国古建筑木石结构难以保存,因为建国后三十多年不发展民用居住,因为公有制使所有住户只有居住权,没有所有权,不可能持续维修,等等等等——最后,因为城市规划者的“心理景观”处于“文化分裂”状态,规划思维失去历史线索,无视历史线索。
中国城市建设是全世界有史以来速度最快、见效最快的超级奇迹。让我们放手建设吧,想怎么建设就怎么建设,但不要谈文化,不要谈历史。我们的城市规划者既没有心思想,也没有资格谈。
我们只有一种“资格”可以大谈特谈,尤其在城市建设方面,更可以大谈特谈,却不听见有人谈。那是什么呢?就是我所谓的“行政景观”。为什么呢?在我们现存的文化中,只有一种文化最强大,那就是“行政文化”。
什么是“行政文化”?简单地说,就是“权力文化”。我在去年给上海《建筑新潮》杂志中这样写道:
“我们的‘建筑文化’背后处处站着‘行政文化’,我们‘行政文化’的优良传统之一,并不尽是一竿子捅到底的‘中央集权’,而是巧妙精致的‘各自为政’、‘各行其是’,是毛泽东50年代即痛心不已的‘小自由’的滥用,此一‘小自由’传统今已数百倍发扬光大,其辉煌‘政绩’,集中体现在建筑与城市的开发。”
什么是“各自为政”、“各行其是”?什么是“小自由”?这里要稍微打岔,1957年,有人提出我们国家没有“大自由”,即西方宪政的三权分立、言论自由等等“大自由”,但太多“小自由”。譬如单位里分房子、争待遇、评工资、评职称等等,谁闹得凶,谁撒泼打滚,领导就拿他没办法,只好迁就,只好一碗水端平,给他分房子,给他提工资,而这些人的“小自由”,严重妨碍了安分守法的同志,妨碍了党的领导,造成许许多多不方便。
毛主席及时批判了“大自由”、“小自由”的说法,他说:我们不能用资产阶级的“大自由”,也要警惕并遏制在我们内部泛滥的“小自由”。
可是由于体制,由于我们的行政文化,这种种“小自由”能够遏制吗?我在同一篇文章中写道:
“在号称自由、民主、私有化、个人至上的西方,仅就建筑为例,我处处看到普遍的共识、规划、协调、纪律、远见,以及整体文化意识;而在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计划经济的、集体主义的中国,有城市建筑为证,我处处发现公然的无序、违章、彼此掣肘、故意失控、短见、临时性、小集团利益、自作聪明,以及文化上的集体无意识。
“要之:中国城市建设呈现的不是五花八门的‘建筑景观’,而是招数百出的‘行政景观’。
有读者就来问我:什么叫作“行政景观”?简单说,就是我们城市景观真正的设计者,不是建筑家,而是各级行政官员。
北京大学建筑专家俞孔坚说,今日建筑的三大症结是:小农意识、暴发户心态、长官意志。我想,小农意识,暴发户心态,各国、各时期都有,唯有我们国家无与伦比的“行政文化”,其他国家,别的时代难以望其项背,这种行政文化体现在城市建筑上,自然就形成“行政景观”。
我给大家说个小例子:最近我遇到一位年轻的开发商,说他亲自负责拆毁了北京的山西会馆和湖南会馆,还拆毁了戊戌变法六君子最有名的谭嗣同在天津的故居。我说,你是我的敌人,你说说,谁批准你拆的?他说,只要到北京文物局办理“销号”手续,付点钱,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拆。所谓“销号”,就是国家文物局为历史文物建筑规定编排了级别,一级不许拆,二级以下,但拆无妨,事先在名单上消除即可,就像人死了注销户口一样。
我哑口无言。他看我很傻,就解释说:问题的根子啊,出在我们行政部门“资源不共享”。什么叫“资源不共享”,就是同一张北京地图,土地局只标明土地状况,建设局只标明建设区域,开发管理局只标明开发点,文物局呢,自然只标明哪里哪里是文物古迹。好,这几个局从不彼此沟通,各自按照自己那张地图,批准开发申请,否决保护申请。譬如这块土地批了,公章盖了,上面有古迹吗?我可不管,土地归我了,开发局管理局公章我都有,你说有古迹?去你妈占迹,拆!
文物局呢,成了给文物“销号”的行政机构。
我又哑口无言,这位老兄就指着高速公路说:你看,光是一条路上的各种标志招牌,就有四个单位介人:交通局管路标,公路局管标志,工商局管广告,还有一个什么局另管一部分公路设施。反正各自为政,各行其是。
不相关,设计彼此对立。单独看,可能不难看,整体看,非常难过,非常难看。
至于无数跨国公司、合资企业、商业集团等等,虽然属于外资或私营,唯其如此,他们才能够大量占地、大兴土木,这一过程,更得依靠级别很高的行政背景……
这是一串可以无止境开列下去的名单——于是一座座建筑起来了。你以为他们会考虑“建筑景观”吗?会仔细协调周围的整体关系吗?会怀念城市的历史文化吗?对这些机构来说,顶顶要紧是批条占地,盖齐公章,拆迁住户,然后张扬自己的财力、势力、权力。总之,在城市建设中,行政单位的第一思维是利益;市长区长的第一思维是政绩——什么是政绩?说破了,就是他那顶官帽子。最后,这位开发商答应送块拆下的瓦当给我玩,他说,他仓库里堆满了文物建筑的残片。我被这位敌人谆谆教导,又不舍得放过那片小小的瓦当,我承认,我才是城市建设真正的敌人——大家想想,这么多局子,要养多少官员?多少职工?多少职工家属?我为一片瓦当都要软化立场,全国上下成千上万行政机构里那么多饭碗,岂能砸?
这是巨大的现实。我常想,在这巨大的现实中,一小撮家伙在谈什么城市景观、文化记忆,多么奢侈、讨厌!多么脱离现实!今天的现实哪里轮得到什么“建筑美学”、“建筑景观”?顶顶要紧的是:你怎能拨到建筑用地?你怎能拿到开发准许?你的单位什么级别?你的上下级什么背景?你有多少资金?资金哪里来?怎样来?你怎样同周边的单位协调?你怎样撵走原主户、原单位?你盖起人楼怎样分配使用?你怎样摆平分配中涉及的各级官员?……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行政过程,不用细说。请大家留心看看我们杂乱无章的都市建筑群!不要留心建筑设计,而是留心建筑怎么会出现在它出现的地方——
譬如在北京,小而言之,你会在城市的犄角旮旯到处发现:哪家机关的托儿所、疗养院,哪个外省驻京办事处的招待所、歌舞厅,哪个部委的下属机关、下属企业、下属公司,哪所大学的附属中学、附属食堂、附属体育场、附属澡堂等等等等丑陋的建筑。
大而言之,你会发现许多宏大昂贵的建筑群,那是各部委、各司局、各军委部门、各人大政协部门、各政法机关部门,以及无数直属下属附属分属的机构或公司,当然,还有庞大的家属区和名目繁多的楼堂馆所,等等,等等。
而建筑设计,恐怕只是实现利益与政绩的手段和筹码,并不是目的。我们呢,就天天看着,或者干脆住在这些钢筋水泥的“筹码”中。
所以,如果我们换一种思路和眼光仔细看看今日杂乱无章的建筑,就会非常理解、非常同情。假如你是一个单位的当家人,假如你是市长区长,假如你是生意人、开发商,你根本顾不了那么多——房地产开发是目前中国经济巨大的支柱,而发展经济,是政府与跨国资本主义联手合作的最大的“政治任务”。从正面良好的动机看今日建筑,我们必须记住:这是“发展经济”,这是“讲政治”,哪里是在讲什么“建筑艺术”。
我以为,这就是梁思成先生五十年前没弄明白的道理。他只有建筑思维,文化思维,历史思维,他根本不懂政治,尤其不懂中国的“政治”。毛主席所以说得很对,针对梁思成的痛心疾首,他说:“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在行政文化立场上,毛主席是对的,是胜利者,梁思成是错的,是当然的失败者。直到今天,事情还是这样,一点没有变。
我以为:当今杂乱无章的“行政景观”只是近二十年发展过热过快的失控现象。我错了。沿着“政治上正确”的思路,《城记》这本书中详详细细告诉我们:五十年前,情况早已一模一样。
以下是建国后初期北京的一段相关记录:
1954年,北京市委向中央报告:“在城内有空就挤、遍地开花,在城外则各占一方、互不配合,这种现象,必须停止。”
说得真是形象极了。原因呢,是早几年梁思成陈占祥二位提出中央机关全部设在公主坟以西,完整保留北京旧城的“梁陈计划”被中央全盘否定,于是大大小小行政单位在没有整体规划的情况下,开始了各行其是,大规模抢占地盘。请听听以下名单:
国务院机关占用礼庆王府。
国务院机关占用惠亲王府。
国务院侨办占用理亲王府。
全国政协占用顺承郡王府。
教育部占用郑亲王府。
外贸部占用廉亲王府。
卫生部占用醇亲王府。
解放军机关占用庆亲王府。
书中记载:“西郊大幅土地一下子被部队分完了,形成一个个大院,如海军大院、空军大院、国防学院大院等等。而在西北郊的文教区,民族学院、人民大学等一圈就是一大片,形成‘谁盖楼中央就拨钱,谁跑马就占地’的现象。由于各部门来头都很大,疲于招架的都市计划委员会成了‘拨地委员会’。一位部队首长竟质问北京副市长办公室干部王子栋:‘你们要看我们的用地计划,这涉及军事机密,能告诉你们那么具体吗?我们的发展规模连我们自己都说不出,你们能估计出来吗?’王子栋哑口无言,只好要多大地,就给多大地。”
生动极了,在这些文字中,伟大的“行政景观”在五十年前就呼之欲出!
到了1964年,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就北京市建设向中央报告:“由于建设计划是按‘条条’下达,北京很难有计划地成街成片地建设,至今没有建成一条完整的好街道。许多单位总想自成格局,造成一些地区建设布局不合理,建筑形式不协调。不少单位圈了很大的院子,近期又不建设,造成用地的严重浪费。”
两年后,“文革”爆发。又过了将近二十年,北京当局于1982年提出:“今后不能再搞大院,要打破自立门户‘大而全’、‘小而全’的格局。”可是到了80年代末,北京重新制定城市规划时,发现北京各种大院已高达两万五千个。
大家想想看:从50年代到80年代的中国城市建设,其力度、资金、技术、规模,尤其是城市建设的速度和野心,怎能同近二十年全国都市大建设相比拟?这二十年,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土地严重短缺、人口膨胀压力、遗留建筑的杂乱无章,又怎能和建国初年相比拟?
而体制还是同样的体制,行政文化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没有行政文化,全国各地高楼林立是不可能的,而高楼林立的“行政景观”,正是“行政文化”用钢筋水泥在全国范围纵横书写的伟大证明。
好了,我们长话短说——这一切,对今日建筑家意味着什么?
西方建筑家大概最开心。今日中国最重要、最奢华、最昂贵的建筑设计,全部由西方建筑家主宰,诸位想过吗,这种情况,早在50年代就一模一样:那时,帮助中央否定“梁陈方案”,主宰北京佳筑景观的,是莫斯科派来的苏联人——不论五十年前还是今天,我们行政当局在城市建设中的王牌,都是请出外国人。
上个月,北京大歌剧院巨型玻璃已经封顶。本月,我所在学院马路对过的北京汽车制造厂被夷为平地,荷兰人库哈斯将要在那里实现他伟大的梦想。他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操他妈文化背景!”真是说得痛快!我猜,他未必了解今日中国行政文化大背景,但他可能敏感到这一行政文化与他志同道合,不然,他根本不可能在他的欧洲地面上实现他咬牙切齿的“操他妈文化背景”。
对于中国城市历史,这是一个古典的悲剧。对于库哈斯们,这是一个当代的闹剧。对于在座各位未来的建筑家,我想,今日的建设洪流是千年不遇的喜剧——多少建筑等着你们去设计,诸位的时运和机会实在太好了!我但愿诸位中间坐着包浩斯或者贝聿铭那样的天才。
可惜我不知道诸位的“心理景观”,我也不知道诸位怎样看待目前中国的“建筑景观”——假如中国真有“建筑景观”的话——至于“行政景观”,我说了半天,不是在批评它,而是想给诸位一个忠实的劝告:哪位有才华有野心的同学毕业后,最好去当官,当高官。当了高官,你既有设计权力,又有行政权力。当然,这要看你在中国都市已经成为“建筑事实”的“行政景观”中,怎样好好护运用你的行政权力。
编辑:Anna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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