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社会制度理论框架

　　一些学者认为，生态补偿本身属于制度范畴，补偿机制的设计和实施都处于复杂的法律和制度环境之中，经济社会基本制度会影响生态补偿方案的设计和实施。也就是说，生态补偿机制不是在真空中运行，而是根植于现有的社会、环境、经济等制度体系之中；生态补偿实践在多样化的背景和制度环境下开展，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施方案差别很大，反映了生态、社会、经济的制度背景差异。因此，补偿制度的灵活性很重要，只有适应基本经济社会制度才能在实践中运行得更有效率并取得更好效果。制度属性决定了生态补偿方案设计既要考虑生态保护目标，又要考虑社会发展目标。生态补偿机制在引导土地共享或保留生态用地实现生态保护目标的同时，还应具有保障相关利益者权益，促进社会公平分配的作用等。协调好效率、效益和公平之间的关系是生态补偿方案成功的关键所在，如果单位补偿资金所产生的额外生态服务过低，利益相关者将不愿支付补偿；如果生态补偿方案只能保证受益者短期内对生态服务的需求，但不能同步改善整个生态系统，生态服务的持续有效供给就不太可能实现。此外，由于很多补偿方案都把补偿金额与自然资源产权直接挂钩，生态补偿机制可能会放大由于资源分配不公造成的贫富差距问题。

　　除上述四种理论框架外，一些学者还研究了生物物理等外界因素对生态补偿机制的约束性，还有一些学者从生态正义论的角度批判了生态补偿理论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总体上看，现有的各种生态补偿理论框架都处于科斯学派和庇古学派两个极端之间，每种理论框架具有特定的适用条件。本研究认为，设计生态补偿理论框架应考虑经济激励的重要程度，补偿资金的转移方向和服务的商品化程度，更为重要的是理论原则的普遍适用性和技术方法的可操作性。

　　3 现有生态补偿理论评述

　　现有理论框架描述了特定条件下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原则，但由于缺乏相应的经济学理论支撑，生态服务价值评估方法不科学，以及没有充分考虑不同生态服务的研究尺度问题，这些理论框架对生态补偿实践的指导作用不强。

　　3.1 生态补偿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长期以来，生态经济学和经济学在对生态服务及其价值的认识上一直存在冲突。经济学家相信，技术进步和价格机制将会自动调整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生态学学家则认为，技术进步虽替代了部分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但也增强了人类破坏生态环境的能力。此外，生态学家识别了多种类型的生态服务，分析了这些服务与人类福祉的关系，并计算出庞大的生态服务价值。然而，经济学家并不认可这些价值，因为这些价值并不符合经济学的历史成本计价原则。这一认识冲突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学理论尚未将生态服务纳入总供给与总需求模型，同时，生态学在很多情况下混淆了自然形成的生态服务价值和人类创造的生态服务价值。事实上，人们无时无刻不在消费生态服务，总需求中应该考虑人们对生态服务的消费，总供给中也应该分析生态服务的生产问题。只有弥补经济学的这个理论缺陷，才能统一经济学和生态学对生态服务及其价值的认识，为创新生态补偿理论奠定基础。具体来说，由于生态保护投入具有增强生态服务生产能力的作用，有利于持续不断地对人们提供服务，应该把生态服务的生产也视为价值创造的过程，在用支出法计算国民生产总值时将生态保护支出计入投资总额。同时，应该把人为创造的生态服务价值定义为生态服务增加值，相关消费者需要对利用生态服务增加值支付费用，在用支出法计算国民生产总值时将这部分消耗纳入整个消费总额的统计范围。

　　3.2 生态价值评估方法

　　经过多年的创新和实践，研究者们提出了支出费用法、旅行费用法、机会成本法、重置成本法、替代成本法、意愿调查法、意愿选择法等多种生态服务价值评估方法，基本解决了单项服务的价值评估问题。但是，应用这些方法进行整体价值评估还存在很多争议，比如重复计算，没有准确反映人类在生态服务生产中的贡献，以及容易产生挤出效应等，造成生态服务与经济领域的价值计量基础不一致，生态补偿与生态保护行动不挂钩等问题，而且大多数方法评估过程比较复杂，难以在生态补偿实践中进行应用。因此，需要科学界定生态补偿中生态服务价值评估的对象，研究提出基于保护成本的简单易行评估方法，使生态服务增加值可直接用于国民经济核算，从而统一生态服务价值评估和经济核算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