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抢救世界濒危植物物种，他们建起最美的千年种子圣殿

　　七八岁时，保尔·史密斯（Paul Smith）在学校生物课上收到一包水芹种子，小小的、褐色，看着不怎么有趣。他兴冲冲地回家种下，几天后幼苗钻出地面，采下来拌着色拉吃，“脆脆的，微辣”。那是他第一次意识到，植物是有生命的。

　　史密斯幼年随父母迁居肯尼亚，与当年相比，如今地球上的绿意已大幅消退，去年英国皇家植物园一份报告指出，全球21%植物物种徘徊在濒危边缘。

　　日前举办的第三届上海国际自然保护周名人讲坛上，这位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秘书长提到，2014年他回到马达加斯加，发现一种名为“Eligmocarpus cynometroides”的当地树木已经绝种。仅剩的不足百颗种子，贮藏于马达加斯加和马来西亚的两座种子库。幸运的是，依靠人工培育，当地的植物园中还能看到这种珍稀树种。

　　“全球3000座植物园，是建立人与植物之间互动的桥梁。比如，绿色能让人感到放松，这就是一种很直接的情感联系。”史密斯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表示。种子库通常依托植物园或科研院校的力量，被普遍认为是植物界的“诺亚方舟”。2000年，史密斯主导了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Kew）千年种子库的建设，并于2009年成就第一座里程碑：世界上10%（濒危、特有、有经济价值的）植物物种的种子在那里得以延续生命。

　　“一旦一个物种灭绝，它就永远地消失了。有些人误以为，我们能通过科技手段‘再造’生命，目前从技术层面而言是不可行的。”所以，史密斯认为，如果我们现在不做点什么，那未来绝对会失去能做点什么的机会。

　　种子圣殿

　　1987年，牛津大学生物学毕业生理查德·德维尔（Richard Deverall）和朋友结伴环游中国。上海陆家嘴(22.630, -0.21, -0.92%)的高楼还未拔地而起，精致的外滩建筑群是这座城市最美的轮廓。“我去和平饭店小酌了一杯啤酒，那家店现在还在。”他回忆。

　　那一年，心怀对苏式园林的向往，他直奔苏州植物园而去。30年后重返上海，已是邱园园长的他首先前往上海郊区的辰山植物园，那里的园长胡永红曾于2004年在邱园担任园长助理半年。“七年就造起了这么好的植物园，真是‘中国速度’，它对土壤恢复的重视、温室的设计等，理念都很先进。” 德维尔告诉第一财经。

　　中国早期植物园多为“拼盘式”景观，园区规划也多有滞后。理查德认为，植物园不是公园，公园树种很少，花很多，多样性上不如植物园丰富，无法承载科研和教学的功能。而新建成的植物园往往可以有更好的发展和规划，辰山植物园就效仿邱园建起了种子库，开园至今已收录超过一万种植物种类，积累超过十万份标本数据，并于去年3月上线了国内首家省市级的数字植物志“上海数字植物志网站”，收录了近3000种植物。

　　在理查德更为熟悉的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九成植物为当地特有，比如小岛名片猴面包树独占六个品种，而广袤的非洲大陆和澳大利亚仅仅各有一种。只是，今年他回访时，多次看到当地人砍伐森林，烧光植被，换取农田和家畜放牧地。“马达加斯加的本土植物种类仅剩原先的17%，现在形势非常严峻。”他说。

　　这个神奇的小岛上随处生长着奇特的植物，走南闯北的理查德从未在别处看到。他总想起岛屿西南地区一处灌木丛生的森林，“那里的植物为了不被动物猎食，演化出了多刺，就像身上挎着刀枪，特别有意思。”

　　但生态平衡一旦打破，恶果接踵而至。“当地的动物也处于濒危状态。外来人登岛的代价就是，所有的大型动物都消失了。”这位植物学家心情沉重，因为动植物间的命运是互相影响的，没有传播种子的动物，多数植物无从繁殖。近年来，在NGO的帮助下，当地的国家公园数量翻了三倍，并建起了种子库，留下马达加斯加的珍贵片段。

　　米兰世博会后，痴爱园艺的英国人将蜂巢般的英国馆搬回邱园。拥有200多年历史的邱园原是英国皇家园林，人文历史遗产丰富。不过，史密斯注意到，对比中国近年来新建了近200所植物园，欧洲的一些小植物园始终举步维艰。“我们在网络时代学习，大学不再设置植物学课程之后，小植物园就很难吸引观众了。”

　　改变未来

　　一座花园、一条狗、一只猫，在德维尔看来，是英国人为之狂热的三样东西。

　　据19世纪的园艺家估算，英国本土的树木约200种，算不得丰富。随着海外殖民的脚步渐远，英国人对新奇植物的渴望催生了“植物猎人”。况且，之前把橡胶种到东南亚，把甘蔗种到加勒比海，让英国人相信，这本身就是极好的移民策略。

　　19世纪40年代，“偷茶者”罗伯特·福钱（Robert Fortune）穿着长袍大褂，剃了头发装上辫子，到安徽黄山附近买入大批茶苗和茶籽，这批货在海上漂了近4个月才到印度萨哈兰普尔的茶园，死的死，霉的霉，竟无一存活。第二次，他选中了英国当时大量进口的大红袍，在福建武夷山搜集茶苗、茶籽，这次装在英国医生沃德1830年发明的密闭玻璃箱中，类似今天的温室。种子发芽良好，东印度公司将茶苗从萨哈兰普尔迁往喜马拉雅山区种植。不到20年，印度就大量种植茶树，培育出了大吉岭等名种红茶，中国茶叶的垄断就此被打破。

　　“英国人把茶叶打碎，以工业化生产，一下子就改变了世界格局。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植物园对国家的贡献。点是非常小，但带来的效益是无穷的。”胡永红告诉记者，早期种子的全球化之路伴随殖民运动，多为国家战略服务，茶叶、咖啡、香蕉都是典型代表。

　　这也让他思考，在21世纪的种子资源竞争中，种子库该如何更好地将生态保护与国家战略相配适。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前，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就开始采集植物，至今保存有100万份植物标本。2007年建成的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一定程度上脱胎于邱园千年种子库，二者也建立了互换机制。不久前，又有353份备存种子入驻昆明。

　　对种子库而言，异地储存是必要的。挪威的末日种子库营造初期号称“即使整个南极洲融化，也不会被上涨的海水淹没”，但在今年5月，大量的海水进入隧道口，并开始结冰。“如果只放在一个地方，当灾难来临，可能会损失所有的备份。现在已经有这样的例子了。埃及的种子库火灾中烧毁，叙利亚的种子库毁于战争，日本的种子库在地震中崩塌。”史密斯说，“当你把所有风险都背在自己身上，也要冒着‘绝种’的可能。所以这也证明了为什么我们至少要把种子备份两处。”

　　作为最早建立的具有国际影响力与辐射力的种子库，千年种子库率先制定了一份入藏标准：种子的保存条件是-20℃，相对湿度在15℃，一种样本的数量要达到5000粒等等。史密斯认为，种子的干燥是最难的，必须要确保低温不会杀死植物的活性。“就像你把一只苹果从冰箱里拿出来，表面马上会有水。所以干燥的时候要特别小心，让结晶水没有机会受冻膨胀，否则就会破坏细胞。整个过程不过毫秒之间。”他说。

　　“不是每个国家都有魄力和愿景去建种子库，中国有先见之明。但遗憾的是，今天人类还需要这样的方舟来留下我们的植物。”史密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