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收集的五倍子标本，唐老至今仍珍藏着。

　　1937年，为避战火，浙江大学走上一条漫长的“文军西征”路。

　　没想到的是，筚路蓝缕的流亡办学，竟使竺可桢接手时的大学，化蛹为蝶地跻身于一流高等学府行列。

　　原本布局于东海之滨的浙江大学，化整为零地藏身于西部群山中的遵义、湄潭和永兴三地，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来了。后来他写道：在那里，不仅有世界第一流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教授，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教授，还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能物理学家卢鹤绂、王淦昌教授，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希望。

　　李约瑟甚至断言：这就是东方的剑桥。

　　今年是浙江大学建校120周年、西迁办学80周年，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带队重走西迁办学之路，缅怀求是先贤，重温求是校训，深化校地合作，服务西迁办学地社会经济发展。

　　80年前，他20岁。刚到浙大报到就随校前往贵州

　　西迁亲历者唐觉教授回忆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

　　当年采集的植物标本

　　我至今仍视若珍宝

　　1937年9月，被浙江大学录取时，唐觉20岁。

　　80年后，当唐觉度过了他的百岁寿辰时，浙江大学也迎来了西迁80周年的纪念日。

　　这位101岁的浙江大学农学院的老教授，不仅仅是西迁历史的见证者和亲历者，更是整个西迁历史的启封者，西迁精神的铭记者。

　　101岁老教授

　　是那段尘封记忆的开启者

　　浙江大学华家池校区公寓楼1002室是唐觉的居室。推门而入，一股历史的沧桑感扑面而来。

　　玄关壁橱上陈列着几只蝴蝶标本，环绕着电视柜的是一摞摞上了年纪的书刊，边角翻卷，书页泛褐，连用来捆扎的尼龙绳都已经老化。书堆最上方，一只风干了的松果安静地躺在灰尘里。

　　一摞摞报纸堆叠的沙发上，一位身着黑色羽绒服，白发苍苍的老人端坐在那里。

　　唐觉，浙江大学农学院教授，全国第三批昆虫学博士点的建立者。出生于1917年2月的他，已经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岁月。

　　那是1937年9月13日，他刚到浙江大学报到。8天后的1937年9月21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两个多月后，战事日渐紧张。当时的竺可桢校长决定，浙大一年级新生前往西天目山中的禅源寺上课，唐觉也在其列。

　　禅源寺设施简陋，人迹罕至。在这远离尘嚣的深山，师生间的关系反而比以往任何时间都更紧密了。竺可桢决定利用这一机会，推行酝酿已久的导师制。导师的任务，不仅是学生的学业导师，还要是人生导师。

　　这也是中国的高等教育中，首次出现导师制。

　　淞沪会战结束后，杭州沦陷已成定局，浙大开始了全校性的大迁移。从西天目山，到浙江建德、江西泰和、广西宜山等地，都留下了师生们的足迹。

　　浙大在宜山停留一年多，正是这段时间，确定了“求是”的校训。“求是”原是浙大前身求是书院的名字，在宜山期间，竺可桢进一步深化求是的内涵。他认为，求是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是西方近代科学的真谛，若想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必须把握这个共同点。他用通俗的话解释说，所谓求是，就是“冒百死，排万难，以求真知”。

　　1939年底，浙大第四次迁移，到达贵州云贵高原深处的小城遵义、湄潭及下属的永兴。

　　抗战胜利后，浙大师生于1946年结束西迁回到杭州。这段有着“文军长征”之称的西迁之路，曾在后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并不为外人所知。正是唐觉，在浙大回归36年后的1982年秋天，重新开启了那段波澜壮阔的记忆。

　　唐觉告诉钱报记者，那年他到贵阳出差，借此机会重访故地湄潭。“当时接待我的是湄潭时任副县长洪星，很可惜，当时当地政府对那段历史完全不清楚。”

　　这次到访，让湄潭与浙大的缘分浮出水面。后来，在洪星、浙江大学以及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1990年，湄潭“浙大西迁文化历史陈列馆”建成对外开放。浙大“文军西征”的故事，才为外界所熟知。

　　一路西迁一路做学问

　　他的论文登上英国学术杂志

　　在唐觉的家中，钱江晚报记者看到了他1946年发表在英国皇家昆虫学会刊物上的英文论文《湄潭五倍子的分类》，已经泛褐的封面上，中国、贵州、湄潭的英文单词格外瞩目。

　　这篇论文，让唐觉很光荣：“抗日战争期间，国内关于昆虫研究的文章在英国的杂志上一共只刊登过两篇，这是其中一篇。”

　　作为中国昆虫学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中国五倍子开发和利用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唐觉的专业所在，就是源于浙大西迁期间。

　　湄潭是中国五倍子的产地之一。五倍子又名“百虫仓”，顾名思义，在整一个瘤状的“果实”里，寄生着数不清的蚜虫。

　　李时珍《本草纲目》上曾有记载：“五倍子味酸咸，能敛肺、止血化痰、止渴收汗。”除了药用价值以外，五倍子还具有重要的工业价值和科研价值：其中内含的鞣酸可以作为蓝黑墨水的稳定剂，而从中提取的倍酸，更是曾经塑料工业和提炼半导体的重要原料，五倍子的提取物是航天事业火箭燃料中的稳定剂。

　　自1942年在时任院长蔡邦华的指导下接下这个课题起，唐觉就奔波在了湄潭五公里周围大大小小的山上。“吃过早饭就出发，带上烧饼在山上待上一整天，直到天黑才回学校。”唐觉告诉钱江晚报记者，遇上工作量大的时节，他们每隔一天就要上一次山。

　　过去一百多年的研究中，中国只发现了两种五倍子，可在湄潭的短短几年里，唐觉将这个数字扩大到了九种。

　　早上一个番薯中午一碗青菜

　　日子虽苦却铭记一生

　　唐觉说，1937年，参加报到的两百多名浙大新生中，参与西迁的新生只有一半，而最终能够毕业的，则更加稀少。

　　“走有走的困难，留有留的危险”，浙大的教授在西迁前，对唐觉和同学们说的这句话，何尝不是对时局的感慨：天下之大，竟容不下一张安稳的书桌。

　　迁校之初，竺可桢就确定了浙大尽量迁小城市甚至乡下的原则。一则，可以避开日军飞机的轰炸；二则，能够降低师生的生活成本。但是，即便如此，浙大同样遭受了日机轰炸，如在宜山，大片校舍就被炸为瓦砾。此外，至于生活成本，随着浙大师生及家属上千人的迁入，以湄潭这座物产丰富的小城为例，物价同样上涨厉害，师生的生活依然只能是箪食瓢饮。

　　早上一个番薯，中午两碗米饭，一碗青菜一碗豆腐。就在这样的条件下，短短几年时间，唐觉先后掌握了英、德、法三国语言，并通过旁听习得了日语、俄语和拉丁语。

　　所以，唐觉认为，西迁精神，就是不怕苦，并且，在炮火连天的环境中，也要安心、用心地做科研。“我现在视力很不好，就跟当时用显微镜看了太多标本有关，那时没电，也没有电灯。”唐觉说，他们从做标本盒和标本橱开始，每天完成30个针插标本。长期的锻炼使他掌握了扎实的基本功。在缺乏载、盖玻片的条件下，他曾在同一盖玻片下把35只有翅蚜排列得整整齐齐。

　　“浙大西迁史是一段了不起的历史，这段历史不应该被人忘记，”唐觉说，“而活跃在这段历史里的每一个人，更应该被历史铭记。”

　　关上公寓的门前，钱江晚报记者又回望了一眼这个充满历史刻痕的房间。若是没有人倾听，没有人发掘，这能讲七天七夜的故事，这满屋子的历史，也许也会像大浪淘沙般，被淹没在时光的长河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