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沪两地近日在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披露的数据显示，2017年，北京下降2.2万人至2170.7万人，是近2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上海下降1.37万人至2418.33万人，上海近十几年人口持续增长，2015年首次出现常住人口下滑，2017年是第二次。京沪两地常住人口同时下降，这在1978年以来还是首次。

　　工业化与现代化建立在城市化基础之上，历史经验显示，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都伴随着快速的城市化。随着产业集聚与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城市规模、人口密度与城市化一起显现出对高生产率和高增长率活动的支持。

　　但城市化总是和许多问题同时出现，杂乱的违章建筑，不文明的新市民，拥挤和暴涨的土地价格，犯罪滋生等，这些问题往往被视为城市的失败，因而也催生了逆城市化的动力，其中最激烈的是反对大城市化(支持城市化，但希望城市间均衡发展，反对出现特大城市)。

　　城市病的化解需要城市拥有相应的治理能力，例如增加轨道交通、快速路与地面路分离等解决交通拥堵，鼓励社会组织发展由其帮助新市民融入城市、减少不文明行为，增加土地供给、降低土地用途管制以平抑房价等。但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过于迅速，以至于城市政府的治理能力跟不上市场变化的需求，这时就需要做一个选择：是降低城市规模适应城市的治理能力，还是提高城市的治理能力去适应市场的变化。

　　很显然，城市政府应该努力提高治理能力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而非粗暴地削足适履。即使从功利的角度来看，城市规模不足的成本也是远远高于规模过大的成本。理论上讲，当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时候，城市的规模就是最优规模，据Au和Henderson在2006年的研究发现，当城市达到最优规模的时候，最优规模下的某一数量人口减少导致的成本，超过最优规模增加同样人口数量成本的3倍。在我们还搞不清楚城市是否达到最优规模的情况下，应该谨慎降低人口规模。

　　中国更容易出现大城市，这也符合发展中国家城市发展的趋势。因为这样的国家中，政策在城市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政府可以从腹地(非政治中心城市)征集资源，集中建设首都、中心城市、省会和地级市政府驻地。哈佛大学城市经济学家格莱泽研究发现，这些与一般国家不同的特征，使得这些国家的首都规模要比其他国家大45%。

　　从中国现实而言，城市化的主要动力是显著的城乡差距，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劳动生产率的差距，由此造成人均产出、人均收入、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1981年，上海的人均GDP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68倍，而长三角的浙江和江苏只有1.08和1.19倍，人口从江浙流入上海，会拉低上海的人均GDP，但有效地提高该人口的劳动生产率、个人收入，继而对中国整体的经济增长有益。江浙的劳动力流入上海成为熟练技术工人，之后离开上海再去其他地方的时候，在新的地方的工资往往更高，这就是知识溢出带来的溢价。

　　我们要看到人们涌入大城市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地区的禀赋更好(区位、地理和历史传承)，而是因为这些地区的机会更多、待遇更好，这些机会与待遇往往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行政配置资源的结果。例如，存款是全国的，但贷款往往投向中心城市，IPO的公司是全国的，但只有两个城市拥有证券交易所，超大城市被过度补贴，也会被过度需求，城市即使超过最优规模，人们依然有意愿涌入。

　　因此，超大城市要去规模，首先需要按市场规律办事，大幅降低政府(尤其是更高等级政府)主导城市建设投资的比率，避免政府干预提高地区间的差异。上海市社科院研究员左学金指出，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需先分流投资，国际、全国性赛事，可以考虑在特大城市以外的地区举办，可以减轻特大城市的人口拥堵，更可以推动其他城市或地区的发展。另外则需要从根本上消除地区间福利水平差异过大的现象，地区间差异小了，人自然就不愿意往超大城市流动了。

　　（原标题：超大城市该如何去规模。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