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每逢春节，农村就频出“新闻”。个中缘由是，返乡时大家才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城乡差异。

　　我国现有的以市管县体制为标志的城乡二元化结构导致巨大的城乡差异，城市超前发展，郊区严重滞后，县域经济的发展空间窒碍难行，以致被揶揄为“欧美的城市、非洲的农村”。

　　可以说，当前我国最大的发展不平衡，就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协调的短板，亟待补齐。十九大报告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就是因应之策。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经阶段。20 世纪世界城市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的阶段性现象，是从传统城市化向新城市化过渡。传统城市化大致相当于城市发展的初期和中期，其主要特征是：人口和经济活动由农村向城市集中；城市规模由小到大，逐级递进；城市的空间布局以单核或单中心为主；城市周边地区发展迟缓，郊区完全处于依附地位，且往往是城市兼并、扩充辖区的预留空间。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城市发展阶段，因此可称之为传统城市化，也是城市发展的必经阶段。

　　新城市化是与传统城市化相对而言的。在新城市化时期，人口流动从向城市集中改为向郊区扩散；中心城市的集聚和辐射效应依然存在，但在区域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有所下降，在制造业、零售业等方面的优势让位于郊区；城市空间发展的方式也不再仅仅是扩大城市辖区，而是城市和周边地区联动发展，形成分散化、多中心的城市化区域（一般称大都市区）。区域经济由此得到重组和优化，大都市区取代城市，成为城市化空间结构的主要形式。这个走向标志着世界范围内城市发展重心的转变，从单纯的人口转移型向结构转换型过渡，从城市的集中型发展转向相对分散的城乡一体化统筹发展，可视为城市化的高级发展阶段。

　　在这个新阶段，城市与农村的界定越来越模糊，“城”、“乡”这两个传统的地域概念已不能准确概括新的人口分布趋向了。鉴于传统的城市概念无法解释这种新的城市化现象，很难有区别地反映城市发展的实际，很多国家相继出台新的概念。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日本等国出台“大都市区”、“大都市郡”、“城市化区域”、“城市区域”、“都市化地区”、“统计大区”、“人口统计大都市区”和“都市圈”等新概念。我国台湾地区也于2007年起正式采用“都会区”概念，以促成市与县的合并。

　　各国家和地区对大都市区的定义尽管有所不同，但对大都市区空间结构的认识是统一的，都包括核心区和边缘区两部分，或称中心城市和郊区县域，而且都是以城市的实际影响范围即功能区域为依据，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差别主要反映在指标范围的选取上。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城市，抑或大都市区，已经不仅仅是概念问题，而成为某种思维定势。

　　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城市发展的一个必然走势。在城市化初期和中期阶段，制造业、服务业与居住等功能在城市中心及其附近高度集中，同类企业的集中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城市经济整体水平的提升，由此产生巨大的聚集经济效益。

　　但城市发展空间和容纳能力毕竟是有限的。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市人口及资源的大规模集聚，负面问题集中出现。其一，城市土地价格上涨，服务费用提高，外在成本增加，进而影响到企业的利润，抵消了聚集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其二，城市地域的扩张，必然使交通线延长，交通总量增加，城市生活成本增长，质量下降。其三，城市居民成分日趋复杂，社会矛盾叠加，需要更高层次、范围更广的城市服务和社会福利，这既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提高了城市的管理成本和居民的居住成本，也增加了企业的间接成本。

　　在这种情况下，城市住房紧缺、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社会冲突等“城市病”凸显，这无形中增加了城市发展的额外成本，城市的规模成本逐渐大于规模效益，有限的城市空间出现饱和现象。相形之下，郊区开阔的空间和宜居环境、便利的交通条件，构成明显的比较优势，房地产开发商自然将注意力转向郊区。而各国政府的鼓励私有住房政策和基础设施建设都便利了郊区的扩展。至于交通工具的改善，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增加了这一变化的速度。故此，城市和郊区之间“推力”和“拉力”此消彼长，其结果是经济活动和人口向外迁移，城市出现结构性变化。

　　这个结构性变化的临界点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半数以上、即传统城市化完成时期。我国城市化在经历了近30年的快速增长后，到2011年底，城镇人口达69,079万，占总人口的比例为51.27%。这个数字标示着，我国城市化已抵达新的发展阶段的临界点，城市化转型已成非常紧迫的战略抉择。

　　目前，高度集中的传统城市发展模式已面临尖锐挑战，城市病高发。但我们仍倚重城市的集中效益，资源和资本高度集中，一味求大求快，我国城市化近30年来的发展速度已远超过其他国家城市快速增长期的速度。同时，大城市过多，中小城市偏少。全国660个城市，有119个百万人口大城市（市辖区人口，不包括市辖县），其中36个人口更在200万以上，而拥有2万多城市的美国仅有9个百万人口大城市。

　　我国大城市人口密度也远远超过世界大城市平均水平，个别城市已接近人口密度的极限。而绝大多数城市仍在沿袭传统城市化的老路，不断扩大城市辖区，改县为区，大搞土地城市化。至于城市之间的联动程度还很低，依然处于单中心发展阶段，北京就是最极端的例子。如果论及城市化与农村的关系，问题更严重。

　　但是，我国学术界仍沿袭传统城市化理论解读城市化的新变化。

　　传统城市化理论的缺陷在于：其一，过于强调人口的集中和城市规模的扩大，机械地看待城市和郊区，也未深入到城市与区域关系的层次；其二，忽略了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即使偶有论及，也是关注城市辖区的扩大，而没有看到它与郊区的内在联系，郊区成了被遗忘的“另类”。

　　这个理论，主要适用于阐释从城市发展的初期到中期即城市化由发生发展到初步完成阶段的基本规律和问题，对于城市发展高级阶段的很多问题无法解读。我国已有的国外城市化研究成果多孤立地探讨城市或郊区，甚至简单地把新城市化现象归结为郊区化，有的仍把出发点放在城市，高调主张同城化。实际上还是没有理解新城市化时期城乡统筹发展的本质，只是放大版的城市，即“城市+城市”，而不是城乡一体化的“城市+郊区”。最近热议的城市群，也有类似的问题。

　　总之，无论是从城市化转型的客观实际还是从学术界理论认识来看，都有理由说，传统城市化模式亟待调整；尽早摆脱传统城市化的藩篱、构建新型城市化的理论也成为日益紧迫的任务。

　　（作者王旭系厦门大学历史学“闽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