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人聚在纳什维尔的街角，有的坐在轮椅上，其他的在走路。他们手握着智能手机，陆陆续续到来，相互友好交谈着；同时，有一名工作人员正在帮助他们登录一个应用程序。他们分成小组,寻找那些具有欢迎残疾人标志的餐馆、咖啡馆以及商店，这些地方配备有国际通用的带有轮椅坡道的停车场、自动开关的前门、宽敞且具有扶手的卫生间、盲文指示、低亮度照明、防炫目地板、无刺激性气味的肥皂。每个小组都在使用这个应用程序来记录相关数据，并评价这些功能。一旦提交，这些信息就会存储在数据库中，其他人可以使用该数据库查找这些具有残疾人设施的地点。

　　这是一个残疾人无障碍地点的“地图填图活动”，旨在通过集体的力量来记录下周围环境的特点，并将收集的数据和可视化信息转化为可以指导残疾人行动的工具。他们利用智能城市技术的优势，特别是城市中商业地点的地理定位，来共享那些传统意义上只能口口相传的信息。这些应用程序正在帮助提高信息的完整性和易得性，例如谷歌地图和一些用户口中“残疾人Yelp”。但是，即使这些应用程序正在发挥作用，此类数字地图质量如何，完全由它的存储的数据质量决定。对残疾人来说，不好的一面就是，这也有可能会让都市生活变得更加艰难。

　　受益于AXS Map、Access Earth、AccessNow和Wheelmap等应用的发布，这个数字化的残疾人无障碍地图中的数据正在快速增长。在我研究无障碍建设的十年里，我遇到了几十个这样的项目，我甚至也开始了自己的项目。有些程序，如AccessNow和AXS Map，是由他们的潜在用户开发的：他们是残疾人，他们在更主流的地图技术中发现了残障人士导航的空缺。有一些应用程序背后是与残疾有关系的人在支持开发，例如他们的家庭成员或治疗师；还有一些，是由慈善型创企和大型科技公司（如谷歌）支持开发的。

　　数字化的残疾人无障碍地图进行外包有两个意图。首先，用户生产内容上传迅速，同时能向别的用户提供数据范例。一些应用程序甚至允许用户建立个人资料，并在通过排行榜的形式，让他们看到别人对自己调查地点数量的认可。一些人希望，这可以激励出现一种新型城市公民，所谓的“智慧公民”（smart citizen），该社区成员可以贡献时间、劳动力和上线时间来生成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数据。即使该公民自己不是残疾人，它也能注意并记录下建筑环境中与残障人士相关的数据，同时让人们更多地了解许多身体、感官和精神有残障的人士所面临的障碍。

　　人们通过众包来提供无障碍设施数据的开始时间，要远远早于应用程序的出现。几十年来，残疾人活动人士一直在手工绘制地图，来让公众知道在公众场所轮椅坡道、路标等基础设施存在的必要性，特别是对于像轮椅使用者这类人群来说，这有多重要。在加州的伯克利、伊利诺斯州的乌尔班纳和香槟等城市，环境审计、地图绘制、特别设计和“游击式城市化”等公共空间的设计，使轮椅和电动轮椅使用者能够在其他城市中无法通过的区域通行。例如，这些城市会利用现有材料构筑连接人行道和坡道的斜坡等。

　　但是，在众包成为技术公司所采用的数据收集方式之前，残障人士就已经质疑过这份来自大众的智慧了。许多残障人士喜欢“没有我们的同意，不要做关于我们的决定”这句话。人们在正式的公共建筑或城市规划实践之外，会做一些临时的设施改变，来帮助残障人士的通行。但这些改变有利有弊。在伯克利，失明或视力受损的人有时会反对城市游击主义者铺设的轮椅通道，他们说这种额外的突然改变让城市道路变得难以预测，反而增加了困难。最终，通过残障人士联盟的努力，大家达成共识，提出了一个新的设计标准：用凸起的、黄色的、有触感的小斜坡来连接道路，这样，既可以使轮椅能够进入，也能向使用拐杖的人提供信号，告诉他们即将到来的高度变化。

　　这更像是一个游击队式的城市化过程，这种无障碍地图往往会成为一个政治化的集体力量：呼吁通过集体的努力来构建一个更好的公共空间。这听起来可能比较容易形成共识，因为诸如“美国残疾人法案”等法律的执行通常是为了解决个人的不满，而不是为所有人去创造更好的基础设施。如果是我个人遇到一个进出困难的场所，我可以提出相应的控诉，之后相关单位会启动调查，我这个行为的结果可能就是让一家企业改变那个地方的布局。但是，如果是我想让我没有去过的场所更容易进出，我就必须自己得去实地走一遍体验过后才可以。

　　这样的结果就是，我们发现我们城市的基础设施在对残疾人的关照水平上参差不齐，有的方便，有的不方便，拼凑在一起。提倡建造更多楼梯和LED照明灯（更多的LED照明灯可能导致偏头痛和感觉过度刺激）的新城市趋势，以及一些忽视了视觉障碍的情况下设计的智能城市活动就会形成一些额外的障碍。残疾人的无障碍地图成为了一个长期性的项目，而不是可以一次性完成的。

　　其中一种解决方案，就是我们进行一场无障碍地图的测绘填图，从纳什维尔到巴黎，到世界各地。让很多人可以聚集在一起，去产生广泛的、聚集群体智慧的内容，让那些平时不会遇到出行障碍的人也能注意到这些地方，并且能够主动上传相关数据。这样，这些数据就会通过该应用程序集中到数据库中，并被存储下来。

　　但是，尽管这种地图信息的构建，本身的出发意图是美好的，但在信息输入时往往是一种二进制的类型，或者人们往往在测量该环境是否方便出入时只关心到了是否的问题，所以，许多人上传的信息只是是或否。还有的人，仅仅只是寻找是否有轮椅通道，却忽视了视力、听力、智力认知、慢性疾病、学习能力或化学敏感性等相关的非行动类残疾情况。“美国残疾人法案无障碍指南”中其实需要更详细的无障碍指标测量，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数据仅仅提供了该场所是否有无障碍通道这一最低要求而已。

　　平时都正常通过走路行动的人，很可能不会意识到轮椅在狭小空间内转动所需的空间参数，比如在浴室里。平时拥有着正常视觉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评估视力障碍者对一些基础设施是否方便的判断。对某些照明或气味不会有敏感反应的人，可能甚至不会注意到这些特征的存在。众包在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

　　这个应用程序可能仅仅因为一个浴室的台阶不需要调整，就把它标记为对残疾人是无障碍的，但是，浴室中干手器和水槽的高度可能对残疾人来说是不方便的。照明质量或化学清洁剂的存在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不同人的感知是不同的。同样的，工作人员是否能够流利使用美国手语，菜单和标志是否有相应的盲文标志，或者闪烁灯是否会导致癫痫发作等信息，在这个数字化标记的无障碍地图应用程序中，这些方面的信息常常被忽略。评估这些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切实的生活经验，所以才会有这句残疾人运动的口号——“没有我们的同意，不要做关于我们的决定。”

　“没有我们，就不要做我们的决定”也延伸到更广泛的城市和数字基础设施的设计上。许多数字无障碍应用促进了当前城市的技术发展。根据无障碍技术专家Victor Pineda和James Thurston的一个叫做“smart cities for all”的项目——“人人拥有智慧城市”，智能城市技术的愿景是“将我们的个人设备与我们所依赖的城市服务连接起来”，将公民的日常生活与城市空间“无缝地融合”。

　　然而，有大约60%的专家认为，残障人士已经被新兴城市的科技所遗忘。包括纽约和达拉斯在内的一些城市，它们设计了配备有“智能屏幕”的公寓，这些公寓拥有耳机接口、语音播报、高对比度屏幕等，可以为有听力以及视力障碍的人士提供帮助。但是大部分智能手机的无障碍应用却没有这样的设计。相反，他们的数据都是基于可视性以及可阅读性之上，未曾考虑到有视力或是触觉障碍的人士的使用。

　　与盲道地砖的设计类似，电子无障碍地图的应用设计，应当在设计之初就全面的考虑到各种残疾症状。相比于完全依赖视觉表达数据，电子无障碍应用应当与“深度城市设计”合作，或是通过不同的感知方式来收集和表达数据。例如可以用图片表达出门口，或者结合路线规划导航功能。更加深度化的电子无障碍地图，可以同时提供空间协调性、施工状况和临时障碍物的实时信息、街景甚至是录音的音频和视频描述信息。现有的大部分无障碍应用尚不具备这些能力，部分是因为他们大部分都基于电子地图工具来构建的，因此将可视性作为了必要条件。

　　这种情况正在慢慢变好。2017年，谷歌地图开始允许用户在六个主要城市添加有关轮椅通道的信息。一旦得到扩展，这些数据就能完全取代目前其他的数字地图中的数据，将其数据列表纳入全球的技术应用中，就像其他对残障人士的技术已经开始向主流消费者推销一样。此发展趋势，也意味着能够丰富当前的无障碍设施信息存储数据库，从而消除跨平台的数据冗余。但是，当然，它也存在着一种风险，就是让这个概念变得制度化，从此就是通道就意味着特指轮椅通道，成为了一种流行的全球工具，像谷歌地图一样。

　　全球化的技术同时也产生了其他的问题。由于文化和地理位置差异，也造成了无障碍标准的不同。美国标准在其他国家的实践或是模仿的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到当地残疾症状的实际情况。例如，一部分对印度无障碍厕所的研究发现，标准的轮椅无障碍厕所对于爬行或是使用其他辅助工具（例如滑板和小车）的人士来说并不便利，甚至某些时候蹲厕更加普遍。在全球广受欢迎的谷歌地图，以英语作为默认设置，可能会将无障碍信息的表达局限于西方的英语国家。

　　但即使所有这些问题都得到解决，该应用也只是可以让城市更具可导航性，但它们不会实际上改变城市中的实际状况。大多数时候，他们只是记录城市建筑环境中的当前状况，而不是倡导更好的环境。在应用程序出现之前，残障人士的倡议者使用地图来记录这些不公平，并想象着一个有更多选择的未来图景：在新的环境，无障碍的环境应该是常态，而不是例外。当代议题中也应该把这类的讨论纳入其中。让更多的人更多地了解广大残障人士群体，数字制图可以做的，不仅仅是记录现在的世界，它还可以推动政治，城市设计和政策改进。毕竟，智慧城市，意味的不仅仅是一个更科技化的城市，而是一个真正更好的城市。

　　（作者Aimi Hamraie是范德比尔特大学医学、健康、社会和美国研究的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