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978年参加高考，1978年考入南京工学院(现为东南大学)建筑系。1990年获该校博士学位。现任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建筑师。主持设计了渡江战役纪念馆、玉树地震遗址纪念馆、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等工程项目200余项，获得各类专业奖项80余项。担任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项目“目标和效果导向的绿色建筑设计新方法及工具”的项目负责人。出版《本原设计》《新医疗建筑的创作与实践》等多部论著，总结提出“本原设计”理论，其倡导的“全方位人文关怀”理念和“三全方法论”为工程实践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系统方法与路径。先后被授予“全国建筑设计大师”称号、梁思成建筑奖、光华龙腾奖中国设计贡献奖金奖、南粤百杰人才奖等。201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977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当收到淮南煤炭学院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虽为自己考上大学而高兴，却没有发自心底的兴奋。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这并非我热爱的专业。于是我下定决心，1978年再战高考。这一次，心仪的南京工学院建筑系终于向我敞开了怀抱。在那里，我一头扎进了建筑的海洋。

　　一转眼，40年过去。我很幸运，当年恢复高考的政策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同时也很庆幸，当年坚定地遵从内心的选择，让自己能够与建筑结下一辈子的缘分。

　　早已埋下学建筑的种子

　　我1958年出生于江苏徐州。

　　我父母以前都是机关干部，平日鲜有和美术打交道，但不知为何，我却对绘画产生了浓厚兴趣。打我记事起，大约4岁，父母就对我有“喜欢画画”的评价。此后，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工厂，绘画专长让我肩负起了出宣传画、黑板报的任务。

　　我自小喜欢画画，又偏爱数学，而这恰巧都是学好建筑设计的基础。人生犹如一部小说，从小的爱好竟然为我日后的高考选择预留了一个伏笔。

　　还记得我小学上到二三年级时，“文革”就开始了，此后几年，学校和社会都处于一片混乱状态。那时的我们就像一群没人管的野孩子，整天赶鸭子、放羊，到处玩，基本上没学什么东西。

　　到了1972年，我在上初中，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工作，强调教育要走回正轨，我们这才又回到学校，真正学到了一些知识。

　　高中时期我就读于徐州一中。当时我的家住在徐州设计院的宿舍，左邻右舍都是建筑师和工程师，从他们身上我开始了解到建筑为何物。有一次去邻居家串门，我无意中翻到了南京工学院校园的画页，随即被那优美的校园环境与建筑深深地吸引。其中最为打动我的是建筑学家杨廷宝先生的建筑水彩画。从那一刻起，我心中便萌发了要学习建筑的想法，南京工学院也成为了我理想中的大学。

　　可是不料，这个梦才刚开始做，就破灭了。高中毕业后，按当时的政策，一个家庭如果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一定要上山下乡，另外一个可以选择留城就业。我们一家兄弟仨，哥哥参军后在新疆牺牲了，就剩下我和弟弟。家里顺应了当时的形势政策让我留城就业，由此，我高中毕业在家待业半年多之后，便进入徐州液压件厂，成为一名学徒工。

　　那时，无论是在家庭还是社会，读书学习的整体氛围都不强，大家都觉得只要你能正常上学、毕业、找到工作就行了，也没有其他的发展路径和希望。但在工厂工作时，我始终还是怀着一个大学梦。

　　皇天不负有心人，进厂不到2年，便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

　　恢复高考的消息是从母亲的单位——徐州面粉厂的大喇叭里传出来的。

　　那时候因为唐山大地震的影响，徐州各个单位都在搭建自己的防震棚，我们一家也搬到了徐州面粉厂。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出后，整个社会都变得很兴奋，有一种春天来了的感觉，我也立刻决定要去考大学。厂里凡是过去学习有点底子的年轻人，皆跃跃欲试，开始参加一些复习班。那段时间，常听说厂里一些年轻人身体不好请病假，后来才知道他们是请假复习备战高考。我一贯老实，对这个“套路”全然不知，加班与倒班一样没落下，只能利用闲暇时间复习。

　　有一个场景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当年我在厂里是开磨床的，每到休息时间，我就在车间的水泥地上用粉笔解题，数学、物理、化学，什么题都写，尤其喜欢攻克数学难题。所以，车间的地上总是布满了我的解题笔迹，工友们经常在我的“解题大道”上走来走去。

　　在我们厂里，我的学习成绩还算是比较突出的，所以会经常辅导工友，帮他们补习。后来我顺利考上了大学，可见老实人有老实人的福气。

　　我的福气也表现在当时遇到了很多好老师。自从决定参加高考，我就在徐州到处找名师，像我这样主动去找老师的人并不多。当时徐州有一位很有名的数学老师——李嘉俊老师，我登门拜访时没有带烟带酒，只是跟他说我喜欢数学，我想考大学。可能李老师被我的真诚感动了，就给我一对一补习，布置练习题，带着我一起解题。同时还有一位女老师，一对一地帮我补习英语。另外，还要感谢苏意如、林英和李淑娟等多位老师，他们在我高中求学过程中给予了莫大的帮助，为我的高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那时，我还参加过各种数学、化学、物理的复习班。就这样一边工作，一边复习。1977年冬天，我第一次踏进了高考的考场。

　　当时所在的考场位于徐州四中，大家成群结队参加高考，考了两天。每门考试一结束，我们就兴致勃勃地聚在一起对题。第一次高考，我的语文考得很顺利。还记得，当年的作文题目设定为描写自己身边的一个人。我写了当时的一位工友，讲述他积极的工作态度和个人特点。

　　那时候刚刚恢复高考，对于考得怎样，大家心里都没底。我当时就想，这次先来试试，不行第二年再考。所以，直到接到淮南煤炭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才知道自己考得不错，那篇作文还成了当年复习高考的范文。

　　两次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

　　接到淮南煤炭学院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为自己考上了大学而高兴，却并没有发自心底的兴奋。我了解到这所学校里没有我向往的专业。这是因为当年高考并没有报志愿的环节，而是直接根据分数来分配学校。

　　那时候的我一门心思要学建筑学，于是选择放弃入学，继续复习。当我1978年第二次从高考考场走出来的时候，心里有了底，知道自己这次一定能考上。报志愿的时候，我在第一志愿栏里工工整整地写下了——南京工学院建筑系。

　　当南京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寄到厂里后，消息一下子就传开了。那时了解建筑专业的人并不多，一些工友对我的选择十分不解，甚至有人还取笑我考了个“泥瓦匠”专业。现在看来，我很庆幸坚持选择了一条适合自己的专业道路。

　　终于考上了心仪的学校和专业，我对未来满怀憧憬。我父亲一直比较支持我去考理想的大学，我母亲虽然希望我能留在徐州，但看我这么高兴，也并未阻拦。

　　南京工学院，即现在的东南大学，是中国现代建筑学学科的发源地之一，大师云集。中国近现代的“建筑四杰”——梁思成、杨廷宝、刘敦桢、童寯，后三位都曾在这里任教。尤其是杨廷宝先生，他是我崇拜的建筑学家，是近现代建筑设计开拓者之一，与梁思成并称“南杨北梁”。

　　就这样，带着对建筑学的钟爱、对大学校园的向往和对大师的崇拜，我踏上了求学的旅程。

　　当时与我结伴同行的两人，一位是我的初中同学李实，他后来成为了著名的经济学家，另一位是与我一同考入南京工学院的黄醇。我们仨背着铺盖卷和脸盆等日常用品，坐了将近10个小时的火车才抵达南京，那是我第一次为了求学离开故乡徐州。

　　大学校园令我大开眼界

　　入校后我认识的第一个同学叫邱育章，他是当年福建省的高考状元。我们一前一后走进宿舍，他放下行李后第一件事就是从背包里拿出一把小提琴，当场就给我拉了一段。我当时就被镇住了，心里想：“来读大学的人真厉害!”

　　让我惊叹的却远不止邱育章一人。有一个同学叫何兼，入学时才15岁，是我们宿舍8个人当中年纪最小的，初入学时俨然还是一副孩子的模样。虽说年纪小，却是个数学高才生。我高中时数学成绩很好，还是数学课代表，对数学一直很自信。结果面对何兼出的几道数学题我竟然看都看不懂。大学求学的过程中我慢慢发现，整个校园里有文艺、数学、体育、播音等特长的人比比皆是，让我一下子开了眼界。

　　我入学时，正是“文革”后秩序初复之际，老师们都特别积极，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知识都传授给学生。我们班是由两个小班合并起来的，一共56人，其中50个男生，6个女生。每位老师都是手把手地教学生，较着劲地比看谁教得好，我们也铆足干劲地学习，校园里充满着琅琅的读书声。由于当时教室空间有限，到图书馆和公共教室抢座位，成为校园里一道特殊的风景。

　　大学期间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特别深刻，那是第一次放假回家，我挑了一担子书和学习资料准备假期在家里复习。结果是怎么挑回去的，又怎么挑回来了。后来我才知道，放假时拿几本书就够了，根本没有看那么多书的时间。

　　进校前我就仰慕杨廷宝先生的大名，进校后又了解了几位名师大家，如刘敦桢先生、童寯先生和李剑晨先生等。本科毕业后，我有幸考取了杨廷宝先生的研究生。杨老先生有一句名言：处处留心皆学问。他无论去哪里都随身带一把钢卷尺、一个记事本，随时随地丈量记录，这是最好的言传身教。因为建筑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建筑师一定要善于观察、勤于学习，把握好细节。后来杨先生因病住院，我去陪护。那段时间里，我与先生有了更加深入的交流，向他讨教了很多专业知识和经验，这些教诲让我受益终身。

　　随后，我师从第二代建筑大师齐康先生，完成了由硕士到博士的学业。齐先生很有战略眼光，他曾说过一句话：“不研究城市的建筑师不是一个完整的建筑师。”强调建筑师的眼光不应仅局限在建筑单体本身，而应站在城市的宏观角度来考虑建筑问题。这个观点对我后来的学习与职业发展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为了扩大学生视野，增加实践经验，齐先生经常带着我们外出调研，参加会议，辅助设计创作。在齐先生的带领下，我参与设计了国内多个重要的文化建筑，包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南京梅园新村周恩来纪念馆、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等，这都为我以后的建筑工作积累了重要经验。

　　回想40年前参加高考的我们这一代人，都没什么功利心，所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是一种激情和热情的释放。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文革”，后来有幸能够步入大学的殿堂，就业时又恰逢国家对人才需求旺盛的社会背景，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是基于时代的机遇。虽说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一些困难和艰辛，但心中明确奋斗目标，不轻言放弃，坚持下去，必将得到回报。这也是那个时代在我们性格里留下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