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胜吾（澎湃新闻 蒋立冬绘）

　　今年11月27日是著名古建筑学家陈从周（1918年11月27日-2000年3月15日）先生诞辰百年纪念。我们采访了陈先生的长女陈胜吾女士，请她从一个女儿的角度，回忆陈先生的生平与学术。点点滴滴，都是温情与敬意。

　　想先请您从一个女儿的角度，谈谈陈从周先生作为父亲给您留下的印象。

　　陈胜吾：大家都知道我父亲是做古建筑的，我的专业与他不同，很长一段时间又不在他身边，一直在国外。到了他中风卧病在床，我去陪伴他的时候，开始系统整理他的文稿、藏品，才对他有了深入理解。

　　他不是一个严厉的父亲，从小给我的感觉就是脾气很好，从来不打骂我们，人很慈祥，一心做自己喜欢的东西。他经常对我说，自己的研究为什么做得好，就是全凭自己喜欢。他没有长辈指点或者提什么要求，我的祖父母很早就去世了，他八岁我祖父没了，十四岁我祖母没了，全靠我父亲自己。几个兄弟中他最小，其他人也都不做建筑。我祖父母去世之后，家里还是有点资产的，就由父亲的哥哥嫂嫂管理，按期给他生活费。他小学、中学读的是杭州教会学校，中学是有名的蕙兰中学，就是杭二高，非常漂亮的教会学校，大学读的是之江大学文学系。这些他都写了文章，记叙钱塘江边的生活。

陈从周

　　父亲毕业之后，先在圣约翰中学教国文，也教美术，就是教学生国画。后来做了华东设计院院长的陈植很欣赏他，陈植是杭州人，当时在之江大学建筑系做教授，他把我父亲介绍到圣约翰大学工作。我父亲那个时候还在苏南美专兼课，每逢周末就要去苏州上课，赚第二份薪水，在那里休息的时候，他就去沧浪亭看园林、读书。园林他是越看越喜欢，就开始摄影。他拍照的时候，园林还没什么人去，都是安安静静的。大概在1950年，因为父亲文学、历史和美术的底子都很好，圣约翰大学建筑系希望他去做建筑史，他就接下了这份工作。然后就是院系调整，1952年他就去了同济大学建筑系。在此之前，他主要是在文学和国画上下工夫。

　　我是1944年在杭州出生的。1946年，他从杭州去了上海，经人介绍认识了张大千。张大千很喜欢父亲，觉得他悟性很好，收他做了学生，这对父亲的启发很大。那个时候，他常在苏州网师园听张大千、叶恭绰谈论书画。所以，他也特别喜欢这个地方，给了他知识，也给了他愉快的回忆。后来他做建筑史，也对园林情有独钟。

　　这样说来，您父亲研究建筑史，其实有点自学成才、转益多师的意味。

　　陈胜吾：建筑史他实在没有基础，就自己读《营造法式》这一类的书。还有人介绍我父亲随南京工学院的刘敦桢学习古建筑。刘先生与梁思成都是朱启钤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梁思成是做建造的，刘敦桢是做理论的。我父亲就跟刘先生书信往来，类似今天的函授课程。巧的是，我最近翻出父亲写给某位函授学生的一封信，信上就说，他自己完全是函授自学成材的。父亲和刘先生大概有一百多封来信，到了“文化大革命”都没了，非常可惜。是刘先生提醒我父亲关注苏州园林的，他动作很快，按他自己那套文人思路来写苏州园林，1956年出版的《苏州园林》是他的第一本书，用宋词来解读每一幅他拍的园林照片，叶圣陶他们看到，喜欢得不得了，还以为我父亲是个老先生，其实他只有三十多岁。

　　最好玩的是，拍这些照片的照相机，还是我姨父结婚时我父亲这批之江同学凑钱买给他的礼物，德国蔡司镜头，很贵的。后来我姨父到台湾去了，把相机留给了他，我父亲很久之后去美国，把相机还给我姨父，我姨父又寄还给我，说还是你们留着做个纪念吧。我父亲书里写了，苏州园林、扬州园林都是他用这只相机拍的，相机现在摆在南北湖纪念馆展览。

　　他不仅研究苏州的园林，而且带着学生对苏州的旧住宅做了测绘摄影——学生要上古建筑史课，正好带他们实地观摩。结果《苏州园林》这本书一出版没多久就受到批判，很快就1957年了，说他是“封资修”，那些大学生组织批判他的文章，我都存着。这样一来，他研究苏州旧住宅的书就不能出了，只把照片刊登在学报上。他过世以后，我把文字、图片重新收集起来，交给三联书店，才出版《苏州旧住宅》这本书。凡是苏州人看到都说喜欢，好多旧住宅都没有了，只剩下回忆。《苏州园林》受批判以后，他好长时间再也不敢出书了。我手头的《苏州园林》还是在网上买的旧书，七百块一本，我父亲自己的在抄家的时候弄丢了。

　　在此之前，您父亲有什么著作正式出版的吗？

　　陈胜吾：他出了一本《徐志摩年谱》，好像是现代文学方面的第一部年谱。我们家跟徐志摩家是亲戚，我母亲跟徐志摩是表兄妹，我外婆是徐志摩的姑妈，关系很近。他手头有不少徐志摩的资料，因为张幼仪和徐志摩离婚以后，身边留下不少徐志摩的东西，比如信札之类的，看我父亲感兴趣，全送给了他。他近水楼台先得月，得到了好多资料。而且陆小曼一直都还在，我父亲和她关系很好。有了这些有利条件，他才能写完《徐志摩年谱》。

　　但是，他写完的时候正好赶上1949年，实在找不到地方出书，当时他还给印刷厂工人上夜课，就对工人说，你们不用付我钱，帮我把书印出来就行。最好玩的是，他去找徐悲鸿帮忙，徐悲鸿很跟得上形势的，就劝他：你还是写写鲁迅吧；他去找复旦的赵景深作序，赵景深也谢绝了。但是我父亲很执着，他一直觉得，对徐志摩要公正评价，不能光揪着他的所谓作风问题不放。其实徐志摩的私生活也没什么，是一个很正派的人，就因为和张幼仪离婚，所以一直被国民党的主流媒体丑化——张幼仪家里与国民党的关系是很深的。我父亲经常说，他要把自己掌握的徐志摩的资料记录下来，不然就没人做这件事情了。

　　这以后，您父亲重新活跃，就要到改革开放以后了吧？

　　陈胜吾：他的《扬州园林》《绍兴石桥》这些著作，都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的。《扬州园林》的封面设计是张正宇的遗作，他与张光宇是兄弟，吴作人的弟弟吴之翰当时是同济副校长，住我们楼上，张氏兄弟经常过来找他，顺便到我家里来玩。《绍兴石桥》的题签是顾廷龙。

陈从周作品集

　　最让我父亲扬眉吐气的事情，还是能够设计园林。也是改革开放以后，中美已经建交了，美国人想在大都会博物馆里造一个园林，负责人读了我父亲那本书，通过建设部找到他，请他设计一个方案，他就把网师园搬了过去。他先在苏州试造了一个，美国那位出资的夫人看过觉得很好，于是拍板了。我父亲一直说，他要做的中国园林一定是新型的，不是完全旧式的，要简洁、舒服，哪怕地方再小，也要留出空地。我父亲设计的几个园林，一个是云南安宁的楠园，我一进去觉得真漂亮，好就好在有一汪水，边上是假山、亭台、楼角，还有就是杭州西湖的郭庄和如皋的水绘园，也是很大一汪水。我悟出来，这就是国画里的留白，父亲是把画理拿来做园林设计的。怪不得他说不懂中国画，就造不好中国园。其实这些最早他是听张大千、叶恭绰说的，从前辈那边得到了教育，用在了自己的设计上面。

陈从周最后的园林作品：云南安宁楠园，楠木造厅

　　现在美国纽约中央公园内的“明轩”实际上也是造给张大千的，别人不太知道这件事。他对张大千一直是很感念的，他们的关系也很好。刚刚解放的时候周恩来想要通过徐悲鸿动员张大千回大陆，徐悲鸿就约我父亲一起请张大千回来，后来这件事情没做成，但是他总惦记着怎么样才能让老师知道学生艺术上有了成就。总的来说，他是个感性的人，很念旧，也很有爱心。所以，我一直说，你们纪念陈从周，不在于他造的那几个园，主要还是在于他这个人。

　　您父亲对传统文化的眷恋之深，的确让人很感佩。

　　陈胜吾：他对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很骄傲，他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说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子女出国，他不出去。他的态度是，你们出国我也不拦着，但是我的文化根子在中国，国外没有中国文化的土壤，没有我的用武之地。他出国好多次，最关心的是景色、建筑，从来没想过要留下来生活。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他也不完全是一个老夫子，你看他设计同济新村，首先就放几块草皮，这是西洋建筑原理。他从小就读教会学校，西方那一套他懂，他听得懂你讲英文，自己却是不讲的，就要坚持中国的东西，但是他又不保守，很注意吸收西洋的好处。

　　他很早就有了强烈的环保意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给旧金山题词，写的是“还我自然”四个大字。他去张家界讲课，翻来覆去讲怎么保护周边的历史、自然景色。他看见南北湖急功近利地炸石头，要拿去盖房子，就到处找领导，从县里找到市里再找到省里，最后还跑到上海来呼吁不要买南北湖炸出来的石头。眼看实在不行，他一着急，写信给当时的中央领导，那封信写完直接往门口信箱里一丢，落款是“小民陈从周”。好在中央领导反应很快，后来有关部门发了文件给浙江省委，浙江省委马上叫停了这件事情，又妥善安排了南北湖周边的居民。我父亲很好玩，浙江那些县里的领导喜欢他的字，向他求墨宝，他给人家写的都是骂人的话，大意是说你们再这样下去会丢乌纱帽之类，人家拿到手了只能苦笑。南北湖后来非常感谢我父亲，没有他，就没有今天这样兴旺的旅游业。

　　他为了保护古建筑和园林，真的是奋不顾身，一点不怕得罪领导。1991年，上海市政府为了造地铁，要把徐家汇藏书楼拆掉，我父亲跑去找当时的副市长，气得和他拍桌子，说他没文化，把这个副市长吓得不轻。而我父亲回家之后就中风了。其实我父亲身边的人都知道他很平易近人的，对同济的那些工人、门卫都好得不得了，但是他觉得不对的，就一定要骂出来。杨浦区现在绿化很不错，这也和我父亲有关。过去杨浦区是个工业区，污染很厉害，我父亲去找当时杨浦区区长。这位区长是军人出身，但是很尊重文化人，我父亲骂了他，这个区长还要上门来找他，越骂越要来。后来杨浦区的绿化水平在整个上海都是排在前列的。小时候我们同济新村墙外面全是棚户，卖烧饼的、摆小摊的，谁都没办法。他非要管这个闲事，硬是找到区领导，通过区里面给他们分配房子，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问题，最后墙外这一圈就变成绿化地带了。

工作中的陈从周

　　我们国家那么多的古建筑和园林，他一个一个去修复，尤其是改革开放刚开始，他做了明轩以后，名气大了，就抓紧时间，把泰州、扬州、苏州、如皋、杭州这些地方的园林一个一个修复过来，这十年时间，他是分秒必争。后来他中风了，倒在病床上，还在惦记怎么挽救这些文化遗产。

　　您父亲当时与哪些朋友来往，您还有印象吗？

　　陈胜吾：和他来往唱和的朋友太多了，他喜欢有文人气的朋友。苏步青、朱东润、郭绍虞，家里曾经挂满他们的字画。我记得的，还有茅盾、叶圣陶、赵朴初、单士元、顾颉刚他们。俞平伯不是给打倒了吗？我爸爸不在乎，照样和他来往，政治上打不打倒他不管，只在乎学问好不好。因为这样，老先生也很喜欢他。他的文人朋友大多数在复旦和华师大，他老说当时的同济是技工学校。不过，也有几个搞工科的人和他很谈得来。一个是同济副校长、吴作人的弟弟吴之翰，他的字写得很好，我爸爸的艺术馆里有一幅他的字，是我留在那里的，不少都还给他女婿了，他女儿女婿住我楼上。一位是俞调梅，他会作诗，我父亲收藏的他的东西留下来不少，和我父亲唱和很多。

陈从周（右）与贝聿铭

　　最有意思的是我父亲与梁思成、林徽因的来往。因为徐志摩的关系，我父亲与他们很早就有交往。刘敦桢邀请父亲一起去看曲阜的孔庙，梁思成就邀请他一起做扬州那个鉴真纪念馆——清华建筑系的古建筑很强，同济比较薄弱，就我父亲一个。北京开中国建筑史的会，我父亲去开会，见了梁思成、林徽因，还心心念念惦记着徐志摩那个装满资料的“八宝箱”，为此询问林徽因，林说还保存在身边，但是接下来林徽因生病了，我父亲不好再多问。再之后到了“文化大革命”，这批徐志摩的东西就不知去向了。我父亲跟梁思成交往是很轻松随便的，因为梁思成一大帮朋友里他年纪最小，等于是跟一帮老大哥一起玩。林徽因去世以后，梁思成娶了林洙，压力很大，同辈反对，子女也反对。我父亲开会时去他家，挤在一群人里面，嚷嚷说要梁思成请客吃糖。梁思成在那儿苦笑，林洙就让阿姨去买点菜，在家里吃了一顿饭。饭后我父亲又起哄，说拍几张照片嘛，于是又拍了照片。后来林洙在文章里面说，这是她跟梁思成唯一一张合照，其实是我父亲在那儿起哄。

　　我父亲生病期间，我从国外回来忙他的事情，一直陪伴他。张幼仪八弟张禹九的孙女张邦梅出了一本《小脚与西服》，写到徐志摩和张幼仪的事情。我告诉了父亲，那个时候他已经不太会说话了，就一个字一个字地和我说：都在我心里。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陆小曼说过一句话，徐志摩是很苦的一个人。他和张幼仪是包办婚姻，后来又被父亲徐申如要求不生子就不许出国留学，和陆小曼在一起没多久就飞机失事死掉。我父亲一直把徐志摩的事情放在心里。

　　当时的政治运动中，您父亲应该也受到了冲击的吧？

　　陈胜吾：他当然是会受冲击的。思想改造一开始，因为他是搞古建筑的，很不受待见。当时同济建筑系的西洋色彩是很重的，多数人都是海归，而且关系比较复杂，因为院系调整之后，各个私人建筑事务所，还有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的建筑系都合并了进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东西，特别是搞艺术的人又很容易骄傲。我父亲自认不是建筑系出身，一直很低调，他觉得自己是个文人，是个画家。但是他对建筑又很有感觉，于是一直埋头著述。后来他的研究受到批判，书出不成了，也成了一个老“运动员”，教研室组长也做不了了。洋派的人不把他放在眼里，革命派更是瞧不上他。他的心态倒是很好：你要我上台挨批斗，我就在台上承认，都是我的错。人家问他：陈从周，老实交代，你放过什么毒！他政治一点不沾边的，实在没话好说，就说：我放过毒的，宣扬中国什么东西都好，中国的裤子也比西裤好，两边都能穿。一下子哄堂大笑。同济大学斗陈从周的场面是最好玩的，大家都要来听，像看喜剧一样。这些人拿他也没什么办法，他也没说错，只是把实话讲出来而已。后来“文革”的时候又发配他去扫厕所，他就拿着拖把练大字。他字写得好，抄了不少大字报。可惜这些东西没保留下来，不然今天就都是书法作品了。

　　其实，他内心深处是很恐惧的，害怕这样下去把老命送掉，肚子里还有好多东西没写出来。“文革”时住房重新安排，我们家这幢房子也住进来三家年轻教师，父亲书多东西也多，地方变得很拥挤，他总是挑条件最差的地方工作和休息，为的是让母亲和我们几个子女住得稍微好点。这样一住好多年。每当晚上，他就在灯下用毛笔写书，最后就写出了一本《梓室余墨》。我家存着的《梓室余墨》被喜爱它的读者拿光了，现在我手头这本还是在美国买到的。

　　在您小时候，您所受的教育什么样的？您父亲是怎么教你们的？

　　陈胜吾：我们姐弟共三人，我最大，我有个弟弟去世了，我的妹妹在法国。我父亲待我们很随便，就是要我们练练字、刻刻章，玩一玩。他喜欢小动物，喜欢种花，就带着我们弄这些东西。他没有给我们很大的压力，一定要学到什么程度。我记得最好玩的是，我父亲在圣约翰大学教书的时候，大家都来看他画画，墙上挂着张大千的画，我那时还小，觉得你们都拿着笔在画，我也要画，就拿支笔去张大千那张画上乱涂。我爸爸急死了，照理说我该挨打了吧，他“哎呀”一声，我往桌子底下一钻，他也就算了。他真的是个脾气很好的人。

陈胜吾与陈从周合影

　　我从小在外国人的学校里长大，很自然地就接受了西方的东西，橄榄球这些东西我并不陌生，我自己就是打棒球的。我母亲从德国人的医科学校毕业，我受她影响，也去学了医，但是自己喜欢做室内装修，自信不比同济毕业的人做得差。但是原来我只喜欢油画，从来没有收过我父亲一幅画，也不把他的画当回事。后来，越看才越觉得，我父亲的东西好。那天我在如皋，陆俨少的儿子也在，他们父子都画山水，我说，你们是在宣纸上画山水，我父亲是在大地上画山水。他设计园林，就是看好地形，看好光线，然后脑子里就开始构思画面，事先想好，这边是湖水，那里放假山，然后指导工人。他很喜欢石涛、八大山人的画，石涛的叠石很有名的，他就用这套东西具体地指导工人哪一块石头应该放哪儿。我去水绘园，一进去看到一汪水漂亮，星星点点几个亭子，水面上还点缀着石头，仿佛国画里的梅花，这一汪水就是留白。他是用画理来造园的，具体施工是技术的，他的设计是艺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