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镜堂在世博会中国馆建设现场。

2004年，何镜堂住院期间仍在研究设计方案。

何镜堂在工作室接采南都记者专访。

　　1978~2018我与广州共成长

　　何镜堂今年80岁了，仍奔走于各建筑设计机构与工地之间，也是少数至今还活跃在一线的年长一辈建筑大师。

　　生于上世纪30年代，60年代成为华工第一位建筑学硕士，何镜堂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变。他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获建筑创作大奖最多的人。

　　在他看来，一个人的成长始终与国家共命运，与时代同呼吸。作为中国建筑界的领军人物，岭南建筑学派的一面旗帜，何镜堂领衔团队创作了包括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澳门大学横琴校区等精品。“我的建筑设计类型，是和时代发展需求同步的。”他说。

　　50年代·结缘

　　华工第一位建筑硕士

　　1938年4月2日，何镜堂出生于广东东莞。父亲做生意，母亲出身中医世家。少年时代，他常带着干粮和画板，跟哥哥何成基到郊外写生，逐渐培养了对艺术的兴趣，“有时还偷几个红薯”。

　　中学时代，何镜堂最大的爱好是看电影。《青年近卫军》《乡村女教师》《卓娅和苏拉的故事》等苏联电影启发了他最初的信念，“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喜欢画画，又喜欢数理化，想当工程师。“老师说建筑师是半个艺术家、半个科学家，正合我心意。”1956年，何镜堂考入华南理工大学(原华南工学院)建筑学系。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还在课桌上做个牌子，“对每一天都抱着真诚的深思，爱它，尊敬它，竭尽所能”。

　　1961年，何镜堂成为华工建筑学研究生，师从岭南建筑一代宗师夏世昌，攻读民用建筑专业。导师夏世昌强调因地制宜的建筑环境观、经济适用的建筑功能观、创新节能的建筑技术观，给了何镜堂很大启发。夏世昌很讲究生活情趣。“我也很热爱生活，只有热爱生活的建筑师，才能建造出让人乐于居住和满意的房子。”何镜堂说。

　　何镜堂的尺度感非常强，与导师的言传身教有关。上世纪60年代，他和导师调研苏州园林，没有皮尺，就学怎么用脚步测量，如何控制比例。“现在他在园子里走一圈，拿个手量量，步子跺跺，就能画出来，尺寸比例特别恰当。”既是华工师妹，又是建筑师的老伴李绮霞如此评价何镜堂。他们1970年结婚，相濡以沫。

　　上世纪90年代，何镜堂有次去香港出差，趁难得住五星级宾馆的机会，白天工作，晚上实测，靠着脚步功夫竟把整个宾馆的结构图画了出来，比例非常准，还写成《香港五星级酒店的客房设计》在《建筑学报》上发表。

　　70年代·坎坷

　　45岁前“一无所有”

　　27岁硕士毕业，何镜堂被分配到湖北农村当了8个月农民，插秧割谷、挑粪砍柴，苦活重活样样干。劳动完躺在后山，望着青蓝的天，“没有了方向，不知道以后的人生要怎么过……”好在当时妻子生了第一个孩子，他算是找到了一个“支点”。

　　1973年，何镜堂被调到北京轻工业部设计院，主要设计厂房。业余，夫妇俩参加一些建筑绘画、小型铁路客站、农村住宅设计竞赛，拿到些二三等奖已是莫大鼓励。从27岁毕业到45岁，何镜堂的民用建筑梦一直被压在心头，无处施展。“45岁前，我一无所有，没有一个作品一个奖项一篇论文。”何镜堂不甘心。

　　改革开放后，国家提出“研究生归队”政策，他做了人生第一个重要决策——— 南下，回“家”。

　　1983年，受成立不久的华工建筑设计院之邀，45岁的何镜堂全家四口从北京回到母校。“常说三十而立，我要五十而立了。”回首当时，何镜堂说，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不完满才是人生。

　　80年代·头炮打响

　　第一件作品获奖

　　何镜堂清楚记得，自己是在1983年4月5日清明节那天回来的。

　　原本学校答应给设计院安排4套住房，回来后才发现没地方住。一家四口先是住招待所，一个月后终于安置进14平方米的筒子楼，一住就是两年多。

　　机会悄然到来。回校第三天，听说深圳科学馆要竞标，只剩下三周时间，何镜堂雀跃！他一刻也没耽误，骑自行车赶去五山街，找到正在街头买安家用品的妻子，然后坐大巴到深圳考察地形，全心投入设计。两人在招待所走廊通宵达旦地奋战了20天。

　　他们将设计母题锁定为“八角形”，突破形体赋予个性，空间布置灵活多样。当天傍晚，他们就被告知“方案中选”了。这个被深圳人称为“八角楼”的科学馆因造型独特、技术先进，成为当时特区的地标建筑。

　　何镜堂回穗后的第一件作品一炮而响。该项目获国家优秀设计二等奖，他同时在《建筑学报》发表了第一篇论文。

　　此时，他给自己下了个死决定———“三到位”，做100个普通的设计，不如做一个精品，首先每个工程必须是精品；其次必须是优秀的设计，拿一个奖；再次必须总结提升，完成一篇学术论文并发表。“我所有工程都这样去做，全是教学、研究与实践相结合。”何镜堂这一传统延续至今，也成为华工设计院公认的“秘笈”。

　　90年代·抢回时间

　　16年成为工程院院士

　　“在此之前，和我同辈的都很出名了。”45岁，终于有了第一个代表作品。何镜堂要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何镜堂参与及主持设计了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岭南画派纪念馆、大都会广场、中国市长大厦、华工逸夫科学馆、鸦片战争海战馆等多项工程，几乎每项都赢得国家级和部级奖励。其中，西汉南越王博物馆成为时代的杰作。

　　1997年，何镜堂被推举为建筑学院首任院长。199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华工自己培养的第一位院士。2000年，何镜堂获中国建筑界最高奖———首届梁思成建筑奖。

　　从1983到2000年，何镜堂实现了人生飞跃式的发展。“我又赶上来了。从一无所有，用了16年时间成长为院士。”

　　成为院士，拿到了学术界最高荣誉。步入花甲之年的何镜堂没有停歇，他从零开始，再上征途。

　　进入新世纪，他的建筑创作也迎来井喷。华工建筑设计院承接了全国各地的200多个大学校园规划和设计作品，何镜堂主持的校园设计就超过100个。团队的建筑作品已基本覆盖全国各省市区，获省部级以上的项目设计奖项300项。

　　1999年浙江大学在全国率先实行改革，为并校扩招在全国征集设计方案。何镜堂带领研究生从100多个方案中胜出，顺利完成当年国内最大的校园规划设计项目。这是何镜堂“进军”校园建筑的第一炮。

　　此后，他完成了包括澳门大学横琴校区、重庆理工大学虎溪校区、浙江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大学城校区、江南大学、重庆大学、中国矿业大学、上海大学等一大批大学规划及设计，多个作品获国家和教育部优秀设计奖。华工逸夫人文馆还获得国家优秀设计奖。

　　何镜堂被誉为“校园建筑设计掌门人”。他的校园设计特色鲜明：空间环境人文化、生态化；空间布局社会化、开放化；校园建筑组团化、网络化。

　　同时，2002年，何镜堂创立了“两观(整体观、可持续发展观)”、“三性(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的建筑理论。通俗说，即一个建筑必须与当地的环境、文化、人文结合起来。“在山边搞建筑，我就依山而建；在水边搞建筑，我就依水而建，不是千篇一律。”在他看来，这是个“万能方式”，如果建筑师真正理解和综合运用，就能创作出有特色的建筑。

　　2010年·扛鼎之作

　　做有时代意义的作品

　　在众多建筑作品中，何镜堂最喜欢的两个，一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一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

　　这两个建筑设计，一个代表了中国的悲怆年代，一个表现了中国走向富强。“这是我人生的两个年代，也是国家经过改革开放，从灾难走向富强的两个标志性时代，建筑是有力量有生命的，非常有意义”。

　　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竞标过程，何镜堂依然记忆犹新。当时344个设计方案中，只有他一个院士牵头做。有人劝他不要和年轻人竞争，他没有这方面顾忌。“胜败乃兵家常事，院士也可在竞争中获得更大提高。”70岁的他反复改稿，亲自陈述。对于给中国馆穿“红衣裳”的经历，他更念兹在兹。

　　“中国馆的红色，历时10个月才挑出来。其实它不是一种红，是4种不同的红，越往下越浅。当时美学专家提出，如此大面积的红容易产生视觉色差。”为了达到最好的红，从材料到纹理到色调，不同方位、不同明度、远近观看的不同效果，多次甄选，轮番比配，统一和谐的“红衣服”终于穿好了。

　　“东方之冠”的横空出世，成为何镜堂的扛鼎之作，更向世界传达了“中国特色，时代精神”。当然，中国馆自设计方案出台之日起就有争议。何镜堂选择了将评判留给时间。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上，何镜堂着力营造一个纪念性的场所精神。在外观造型、内部空间设计、外部环境设计上都围绕这一主题。历史与现实，战争与和平，死亡与生机，残酷与美好，在两极之间转换拉伸，建筑用它的分寸、简练与斩截表达穿透人心的力量。此后，该扩建工程获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等众多重要奖项。

　　建筑设计大师孟建民认为，这个作品应是代表中国建筑师走向原创的一个重要标志。

　　当然，何镜堂也总在不同场合强调，建筑没有100分和绝对正确，建筑也是遗憾的艺术，不可能人人说好，只能尽可能做到最好，“一个建筑好不好，要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国家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建筑师要敢于面对重大事件，记录历史，记录时代。”何镜堂直言，作为建筑师，要做有时代意义的作品。

　　他总结，不论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钱学森图书馆，还是汶川大地震震中纪念地、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澳门大学横琴校区、国家南海博物馆、青岛国际会议中心等作品，都表达了建筑师的担当，建筑师用作品记录了国家以及时代的重大事件，展现了伟大变迁。

　　2018年·老当益壮

　　人生80，依然在路上

　　2018年何镜堂80岁了，仍奔走于各个建筑设计机构与工地之间。今年他在全国各地飞行了100多次。

　　何镜堂先后培养硕士研究生75人，博士研究生80人。其中涌现出包括倪阳、冼剑雄、汤朝晖、王绍森等一大批在广东乃至全国建筑界有影响力的中青年建筑师。

　　在学生和同事眼里，何镜堂是建筑超人，是“工作狂”。“他对建筑的热情和付出，让我们特别感佩。”博士生及助理陈思翰说。常有人问起何镜堂80高龄依旧精神饱满的“保养秘诀”，他总是笑称“工作是我最大的秘诀，与年轻人在一起满怀激情地投入工作让我变得更年轻。”

　　何镜堂待人温厚谦和，尊重每个人，从不断然否定学生的创意。他常鼓励学生，不要怕输，输多了会赢。有时学生十几个方案讲完，他十多分钟就提炼总结了，“我擅长综合要点，提炼方向，这是我的能力。”

　　学建筑先学做人，是他的十条金句之首。他反复说，建筑师必须尊重体谅人，取长补短，有团队合作意识，群策群力才能做出精品。

　　何镜堂还是个爱生活有情趣懂浪漫的建筑师。他爱拍摄，每次外出旅行，总是第一个冲下车参观建筑。年轻时做得一手好菜，不少学生都尝过他的手艺。上世纪70年代末，一家人还在北京，当时物资不丰富，妻子李绮霞生日时，何镜堂就从白家庄到设计院骑一个小时自行车买回蛋糕。

　　李绮霞50岁生日，何镜堂准备了一大桌菜，蔬菜水果搭配很漂亮。去晒照片，连照相馆都赞不绝口，留下一张挂在墙上。

　　为何80岁还能保持如此旺盛的创作热情？“因为我太热爱建筑专业了，至今尚能适应如此繁重的工作量，有时也感到辛苦，但一个满意的创作构思或作品又使我精神振奋。我选择了一条设计与研究、创作与教育结合的道路，一条辛苦但快乐的路。”何镜堂在《我的路》中如此作答。

　　同题

　　问答

　　南都：像你这一代人，回头看，在改革开放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何镜堂：一个人始终是和国家共命运，和时代同呼吸的。国家大发展时我们投身其中，我个人也实现了人生价值。我刚好经历了国家从不发展到大发展的阶段。感谢这个时代给了我机会。

　　作为建筑师，我对这个专业非常热爱。45岁全家从北京到改革开放的前沿，开始人生真正的事业。我的建筑类型也与时代发展和需求是吻合的。高校大发展阶段时，我全力投入；大型国际会议、各地博物馆图书馆等文化建筑蓬勃时，我也全力投入。后面还做了中国馆等方面的重大公共建筑，用建筑记录时代。人的追求必须和社会发展同向，只要努力坚持一定会成功。

　　从建筑行业来说，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是保守封闭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走出去引进来，几十年不断融合，很多新理念、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都慢慢和国际接轨。我认为目前中国建筑师整体还处于发展阶段，某些方面和国外有一定差距，但总体来说已上升到比较高的高度。我们团队已完全具备和国外同台竞争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