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人口、经济、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空间集聚。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转型升级，城市扩展与收缩并存。根据统计，全国市辖区数量从2000年的787个增至2014年的897个，县级市则从400个下降到361个。一些百强县诸如著名的顺德市、锡山市、吴江市、增城市等相继变为市辖区。北上广深津五大一线城市全部告别了“县域”时代。成都、长沙、武汉、西安、杭州、青岛等城市，由于经济增速比较快，发展潜力大，被称为新一线城市，在撤县设区的热潮中，这些城市也走在前列，各个城市的新区建设更是风起云涌。

　　目前，全国县级以上新城新区有3000多个，遍及各省、市、区，而且半数以上的省份县级及以上新城新区达100—200多个。然而，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也有相当多的城镇在收缩。据调查，2007—2016年间全国有84座城市出现了收缩，这些城市都经历了连续3年或者3年以上的常住人口减少。十年间有1万多个乡镇和街道办事处的人口密度在下降。一些城市房地产大量空置，甚至出现“鬼城”。城市过度扩展和收缩，容易导致资源的错配，投资效率和效益下降，不利于城市土地的集约利用和城市土地资产的保值增值，影响城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城市空间的重构，需要进一步深化对于城市建设和发展规律的认识。

　　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对人口迁移因势利导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诱导和效率优先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动力。城市建设和发展不仅表现为城市建成区的扩大，更重要的是在于对人口迁移吸引力提高；城市能够吸引更加多的外来投资，创造更加多的就业机会；城市对于周围地区的辐射和服务能力更加强大，经济实力不断增强，能够让居民的生活更加美好，符合“人往高处走”的客观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发展迅速，人口迁移从中西部向东部沿海集聚，农民工进城大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大城市郊区，这些都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我国城市规划和空间规划应该尊重这种变化，鼓励更加多的人口迁移，特别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中国农业人口多，现代化水平低，城市化水平仍然有待提高。中国人多地广，不可能每个地区均衡发展。对于目前城市人口出现的流失现象，这也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规律。任何事物均有其合理的寿命周期，有涨有落。但是，必须认识到城市建成区的形成凝聚了很多的社会投入，让已经建成的城市衰败是巨大的社会损失。我国现阶段还是处在城市化发展期，城市建成区仍然具有基础设施配套优势，城市人口流失造成的问题应该是可以避免和克服的。

　　遵循市场布局规律，促进经济重心合理转移

　　我国城市建设和发展讲求非均衡战略，东部沿海地区是我国人口迁移和外来投资的热点地区。但是，并不是说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城市发展不能有所作为。应该从生产布局区位选择和经济重心地域转移的角度，具体研究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和生产布局的发展规律。例如，我国棉花生产布局日益向新疆产区集中，由此带来的纺织工业布局变化，应该有利于其产业经济重心向西北转移。我国东北地区人均耕地资源多，农业规模化经营具有比较优势。近年来我国农业生产的经济重心明显向北移动，东北地区农业机械制造，农业加工业、农业服务产业的发展也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

　　我国东北地区过去工业基础较好，中西部地区“三线”建设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何激活这些地区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活力，是我国城市规划调控需要重视的地方。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我国西部和北部的地缘政治优势日益突出，从国家安全和城市建设目标考虑，我国中西部和东北应该加快城市发展，形成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和国际交往能力需要的国际城市。

　　倡导公平公正平等观念，推动城市建设均衡和谐发展

　　近年来，由于房地产市场的作用，我国城市空间格局的出现了一些不合理变化，城市居住和环境产生了分化。因此，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如何克服城市差距，避免两极分化也是城市规划和管理中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城市建设应倡导公平公正平等观念，推动城市土地混合利用。土地混合利用，把不同类型的活动混合布局（垂直或水平）在一个空间之上，这不仅可以通过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的混合、不同设施的混合、土地与设施交错的混合来减少不同功能活动的区位分离带来的交通出行次数与出行距离，从而减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土地混合利用能够发挥城市聚集经济中的区位效益和组合效益，实现土地混合居住模式，将不同收入和阶层的居民在邻里层面结合起来，形成相互补益的社区，尤其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使之不致于被排除在城市主流社会生活之外。因为高收入群体具有更明显、更严格的社会行为准则，通过中高收入群体的影响，能够改变低收入群体的行为模式。通过中高收入居民的信息网络、以及新环境的社会观念影响，低收入居民容易找到工作。高收入居民需要的家政服务和不能够胜任的体力劳动，也能够通过邻里互助，得到很好的解决。不同收入和阶层的居民在邻里层面结合起来，也可以避免城市财政情况恶化，使基础设施得以维护，公共服务具有良好的经济保障，除了住宅质量得以改善外，城市邻里的生活环境质量也能获得较大提升。

　　（作者系浙江大学土地科学与不动产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