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以人为本，推动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发展策略，“产城人融合”则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是“产城融合”的内涵延展。传统的“产城融合”强调“以产促城，以城兴产”，要求建立产城发展的时间协同、空间整合、功能融合及规模匹配。而“产城人融合”则以此为基础，提出“以产促城、以城育人、以人兴产”的发展思路，强调产业发展对城市功能、规模和布局以及人口集聚程度方面的影响，着重探索“人”的特殊性和多元性，融入人的需求、结构特征、年龄构成等方面的分析。

　　“产城人融合”的规划思路对城市产业功能区的构建和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其规划思路并未突破传统的“产业是城镇化的根本动力、‘人’是推动产业发展的劳动力和技术支撑”。这往往导致规划策略对人的发展关注不够。

　　2018 年初，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成都，提出了“公园城市”的发展理念，将“以人为本”提升到新的高度。与之相应，成都产业功能区规划中，“人”成为规划的核心内容。以人为主体，研究产业发展、人口集聚和城市功能的互动关系，实现人、城市、产业的持续发展，更符合以人为本的新要求。而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功能区，由于产业属性的独特，产业本身与人的需求具有更紧密的联系。本文以成都中心金融商务服务集聚区总体规划为例，探索从人本需求的视角出发，实现“产城人”向“人城产”的路径转变。

　　1 “公园城市”语境下产城融合理念的转变

　　1.1“公园城市”是产城融合的指导理念

　　2017 年 9 月 11 日，成都市委十二届七次全会对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作出部署，确定了“五中心一枢纽”的发展战略。自此，成都全面推进高端高质高新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培育产业生态圈。在城市人口、功能与产业体系协调互补的路径中进行了诸多探索。

　　2018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成都首次提出“公园城市”理念，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以生态文明引领城市发展，形成“人、城、境、业”高度和谐统一的城市发展新模式。回溯城市规划发展理念的流变，霍华德在目睹工业化浪潮对自然的毁坏后，提出“田园城市”，呼吁城乡融合、生态健康；“人居三”从生态城市与韧性城市出发，呼吁城市的权利，倡“人人共享城市”。“公园城市”吸收了这些理念的思想精髓，在“生态和韧性，绿色和开放，混合和多元”的基础上，重点强调了人的感受和需求，将城市建设上升到了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高度。

　　以城市规划的语境诠释“公园城市”，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强调“为人营城”的发展理念。在人本感受和人居需求的基础上，提出“四生共融”的新型城市形态，要求人民生活、城市功能、产业发展、生态环境的深度融合。由此可知，“公园城市”与“产城人融合”之间具有高度的价值传导性，促进“产 - 城 - 人”向“人 - 城 - 产”规划路径进行转变。

　　1.2“产-城-人”向“人-城-产”路径转向

　　“人城产融合”的核心是将“人”作为引领，以人的集聚带动产、城的协调发展（如图 1）。因此，“人城产”的发展思路是从传统产业主导的模式转向以“人的需求”导向的发展路径。以人的需求为基石，“筑巢引凤”；完善城市功能、完善公共服务，以城聚人；汇聚产业资源，带动产业提升，以城促产。

图1 从“产城人”到“人城产”的发展路径转变

　　公园城市语境下城市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为人营城”，产业功能区的构建更应突出人的主体性。因此，“人城产”的发展思路与公园城市语境下产业功能区的构建思路高度契合。人的集聚是城市的活力系统，亦是产业发展的动力系统。“人城产”的发展路径是在公园城市的语境下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更进一步的响应，也是实现人、城市、产业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2  “人-城-产”的规划路径

　　产城融合的本质是从“功能导向”到“人本导向”的回归，但要实现产业、城市、人的融合发展，还需要人、城、产三者在结构、空间和运作上相互的协调配合。产业发展、城市功能和人口集聚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人城产”的规划路径可分别从“人本”“城市”“产业”三个维度去构建。

　　2.1人本维度

　　人是城市的核心生产要素之一，一方面人口规模和特征决定了城市发展的潜力和产业发展的规模，另一方面产业结构也决定了就业结构、消费结构和人口结构。

　　例如，产业链不同的生产环节会提供相应的就业岗位，从而需要不同类型的劳动人口集聚。因此，符合生产需要的劳动人口的集聚是推动产业发展的关键。有学者提出人的行为都是有某种动机的，因此要想让人在城市空间中发生行为，首先要激发其行为的动机。

　　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于 1943 年在《人的动机理论》中提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其将人的需求从低到高划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严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每个阶段所对应的需求，反映在城市功能建设中，都对应着不同的配套服务设施。由于人口的空间移动往往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就业、教育、发展机会和居住环境，促进人口在空间的集聚，城市应该有针对性的，从人群自身需求出发，营造多样化的城市配套，提供宜业宜居的空间环境、合理布局功能业态，提供特色化的服务。

　　只有基于人的真实需求才能真正引导城市功能、效率及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城融合。因此，“人城产”规划路径在人本维度的核心是通过对就业人口结构、年龄构成、受教育程度等特征的科学分析，结合对人群行为特征的正确认识，对其生产生活需求的深入挖掘，提出能满足人群需求的、合理的城市配套、功能布局、环境设计等方面的发展策略。

　　2.2产业维度

　　产城融合的根本动力在于产业与人口的集聚，因此城市建设不仅要满足以人为导向的生活需求，也要满足生产活动和产业发展的需求。产业的集聚创造了新的生产空间，而不同类型的产业，甚至同一产业链上的不同生产环节，其生产活动和产业发展的需求则对应着不同的功能设施建设和空间布局的要求。

　　回顾从手工业时代、工业化时代到信息时代的不同发展时期的产业特点，王兴平总结发现不同的产业类型因其生产资料、生产形势的不同，其需求的生产环境、区位选择、配套设施，及其呈现的空间结构和功能布局均存在明显的差异化。因此，“人城产”规划路径在产业维度的核心是全面分析产业链结构并根据配套需求、空间组织特征、区位需求等特征对产业进行分类，以便于将同属性的产业集约布置，具有空间排他性的产业进行有机隔离，从而促进产业间的空间融合。在此基础上还应考虑生产过程的特殊需求，在资源配置和空间设计上对其有所回应。

　　2.3城市维度

　　城市建设是对产业和人口的承载支撑，城市功能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及合理布局能反作用于产业和人口需求结构的变化。回溯经典城市发展理论，“田园城市”理论提出网络化的城市空间结构，邹德慈的“组合城市”理念与之不谋而合。二者皆是强调构建城市中相对独立的功能单元，通过单元之间相互协同，共同保证城市的有机运转。从产业规划的角度去解读这些理念，产业生态圈中各阶段的产业，根据其特征的相似程度，亦可划分为不同的产城单元，形成组团式、网络化的空间布局。而每个单元内部，都应具有完整的城市功能。关于产城单元的构建，从佩里的邻里单元理论中，也可以获得若干启示。邻里单位强调创造一个步行可达，功能复合，公交主导的职住单位的重要性，为此其提出了尺度，边界、公共空间，设施复合、公共交通等原则, 换句话说，城市产城融合即是实现产城单元内部的产城融合，而产城单元内产城融合的核心在于功能复合和职住平衡。

　　因此，“人城产”规划路径在城市维度的核心是针对产业及人口的需求和特征，明确产城融合单元，建立单元之间的关联性和协同性，同时以产城融合单元为单位，落实功能复合和职住平衡。

　　综上可知，“人-城-产”的规划路径即是以需求为导向，通过对产业及人口的需求挖掘，构建产城融合单元，提出实现功能复合、职住平衡的策略，并在此基础上，针对产业和人口特征，完善差异化、针对性、特色化的城市配套和环境打造。

　　3  “人-城-产”的规划路径

　　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功能区，由于产业属性的独特性，产业本身与人的需求具有更紧密的联系。本文以金融商务产业为例，通过人群特征研究及案例对比分析，构建以产城融合为导向的“人城产”的规划设计框架。

　　3.1金融商务人群特征及需求分析

　　首先对金融人群的特征及其生活、工作需求进行深入挖掘。根据CTR的2013年中国商务人士调查（CBES）结果显示，中国的金融商务人群普遍呈现年轻化趋势 , 随着近年来各种跨国商务领域的合作不断增多，大多数金融商务白领都有海外留学经历。此外，其收入相对较高，强大的购买力也体现了商务人士对社会地位和生活品质的追求。该人群每天平均工作时长为10个小时以上，工作强度大，且需要快速高质量完成，普遍工作压力较大。

　　2015 年腾讯网对《上海市白领生活形态研究报告》提出，白领人群的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饮食的卫生和个性化以及职住距离远、通勤成本高；同时该人群普遍存在对“娱乐休闲、自我增值，约会交往”的较大需求。

　　此外，还有研究对北京CBD白领的休闲消费行为及特征进行分析，提出白领阶层的日常休闲行为可分为知识型、娱乐型、健康型、休闲型，而其消费偏好普遍呈现品味、享受、时尚个性及炫耀等特征。

　　针对金融白领人群的四大特征，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本文梳理出满足人群需求的四类配套设施，同时结合其休闲消费偏好，归纳总结了七个空间设计要素（如图2）。以此构建空间分析框架，结合案例研究，进一步探索需求导向下的产业空间特征及城市建设路径。

图2 人的需求导向下的空间分析框架

　　3.2金融商务核心区案例研究

　　3.2.1 案例选取

　　基于区位特征及核心产业相似度选取对标案例（如图3）。

图3 商务区案例选取

　　通过对比研究发现，位于城市中心尤其老城区的金融商务集聚区普遍由传统商务型街区向功能复合的活力商区转变。如伦敦金融城依托泰晤士河沿岸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以传统金融总部为基础，由金融商贸中心逐步转型成以文化、科技等新兴金融为特色、城市功能多元混合的世界金融中心（如图4）。

图4 伦敦金融城发展历程

　　3.2.2  研究框架

　　五个金融商务区的发展历程无不显示了传统商务区的转型更新的必然性。对其产业结构进行梳理，金融商务产业生态圈多由三类金融商务产业簇群构成，分别为金融总部类、新兴金融类、高端商务及专业服务类。其在空间组织上普遍呈现出弱化功能分区，强调功能集聚的空间特征。

　　针对其从业人群的特征和需求，结合其产业结构及空间特征；本文从功能混合、空间风貌及形态、城市配套、开敞空间、空间环境、及交通接驳六个维度对案例进行对比分析，以探索其产业簇群内实现产城融合的空间策略。

　　3.2.3  功能混合

　　三类产业簇群的功能组织在空间上呈现出不同的混合模式（如图5）。研究发现金融总部呈现高度集中性、新兴金融呈现高度混合性而专业配套呈现集中与散点并存。

图5 功能混合模式图

　　3.2.4  空间风貌及形态

　　不同产业簇群因产业本身规模的差异在空间载体上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其中金融总部类主要以高品质独立楼宇、大体量金融广场及城市地标为主，多呈现高低错落的天际线，如深圳福田区的总部楼宇群则形成了凸显山体及中心建筑的锅底状抛物线。

　　而新兴金融类企业，由于其企业规模普遍较小，其楼宇形式多以精致创意楼宇及开放共享式院落为主，从而形成活力开放的街巷式形态。高端商务及专业服务类则是零散分布在商务办公楼及高度混合的商业塔楼中。

　　3.2.5 配套设施

　　不同空间载体的配套设施布置方式也呈现显著差异化。对不同空间形式进行类型学研究发现，金融地标建筑配套设施多结合建筑竖向设置，以酒店等高品质配套为主。而院落街区多结合建筑一层配置店铺、咖啡机、餐厅等设施（如图6）。

图6 配套设施布置模式

　　3.2.6  开敞空间

　　金融集聚区开发强度普遍较高，土地稀缺 , 规划多利用碎片化的开敞空间，植入小游园、口袋公园、微广场等，如伦敦通过控制人均可进入开敞空间指标，确保城市开敞空间规模 , 促进社会交往，激发城市活动。

　　3.2.7  空间环境

金融企业多注重企业文化氛围的塑造，对公共空间的品质要求较高。因此集聚区内多采用增设标志及公共环境艺术品 , 优化广告店招及景观照明、创造弹性空间等策略，综合提升城市空间品质。

　　3.2.8  交通接驳

　　为实现空间集约及功能复合，金融类集聚区，如伦敦金融城、上海陆家嘴及东京丸之内均结合TOD站点实现一体化发展，同时重点优化其慢行网络及公交接驳优化等。

　　3.3金融集聚区的“人城产”策略框架

　　对案例进行总结发现，金融商务区普遍呈现出以下三大特征：

　　1) 空间组织以产业簇群为单位，强调功能集中和功能混合性。

　　2) 居住功能多布局在集聚区边缘，环绕产业楼宇布局。

　　3) 配套设施呈多元化并结合楼宇垂直布置，同时关注公共空间品质及人文氛围营造。基于此，本文针对三大产业簇群的产业特征及产业需求，综合考虑金融人群的需求特征，构建了金融集聚区的“人城产”策略框架（如图7）。

图7  “人城产”策略框架

　　4  成都的规划实践

　　4.1基本情况

　　成都中心片区金融产业发展基础良好，在成都市长期占据显著优势地位。金融服务业为青羊区第一大主导产业，金融产业集聚效应明显，尤其以骡马市为核心。

　　2017年，青羊区金融业增加值达到301.59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28.5%，整体保持稳定增长趋势，而成都中心金融商务服务集聚区聚集着成都市45%以上的银行、保险、证券、期货、信托等各类金融机构，产业发展综合实力居于全市首位。

　　目前，南洋商业银行、花旗银行、东亚银行等外资银行已经入驻青羊。但是，随着高新区、天府新区新兴金融集聚区的崛起，青羊区内一批大中型金融机构总部也面临逐步外迁的情况。也就是说，作为成都传统的金融业集聚区，成都中心金融产业需要进一步转型升级来保持区域的竞争优势。

　　4.2空间分析
  
　　成都中心作为成都老城的核心区域，有着老城区域所共有的诸多特征。对其空间特征进行分析发现，其建设空间以存量空间为主，且可利用空间有限。可利用空间以1980年代老旧多层住区和商业为主，其容积率大部分低于2.0，可通过调迁低端产业和用地功能置换，腾挪部分用地进行开发。

　　同时，虽然片区公共服务设施较为丰富，但能满足金融产业人士个性化需求的服务设施不足。根据金融人群配套设施需求偏好研究，利用百度POI数据，采用“信息熵”的计算方法，对研究范围内各类金融人群需求的配套设施进行混合度计算发现，规划范围核心区地块配套设施混合度较低，且能满足社交及成长需求的社交娱乐配套设施明显缺乏。

　　4.3规划策略

　　结合现状可利用空间，规划针对三类产业特征，通过精准配套植入，全域化公园城市体系构建和特色风貌塑造等策略，指引“人城产”规划设计框架的落实。

　　4.3.1 以人群需求为导向精准化配套

　　金融总部群以独立楼宇、高品质、城市地标为主，配套设施以生活需求设施为主，主要由企业提供，配套模式为结合楼宇立体化设置；新兴金融区以低密度、开放共享、院落式为主，配套设施以生活及交往需求设施为主，结合市场供给进行配套，模式为利用商业办公建筑的底层空间建设配套；商务服务区的配套设施则是小规模、分布零散、行业混合度高，融合了三类需求设施，结合市场供给进行配套，空间模式为利用周边城市配套（如图8）。

图8 三大金融产业区服务配套

　　4.3.2 构建全域化的公园城市体系

　　建设全域景观化的“公园城市”，构建“大公园+微绿地、微庭院”绿道串联的开敞空间系统。充分利用有限开敞空间，植入微绿地、微庭院及屋顶绿化，满足从业人群社交活动的需求。设置环形绿道串联碎片化、垂直化的微绿地，形成游憩式开敞空间。连接中央公园、人民公园及周边的文殊院文化公园、城市阳台等城市公园。

　　同时规划重点打造天府文化公园，以其为景观核心，通过绿道串联公园、城市阳台、微绿地等开敞空间，建设全域景观化的“公园城市”。

　　4.3.3  特色风貌塑造

　　塑造金融总部地标建筑群，强化城市轴线，塑造城市中心形象名片。在天府文化公园北侧，利用骡马市金融总部集聚区打造城市中轴核心地标。

　　打造新旧交融的城市风貌，营造历史文化与新兴金融商务活动相融共生的城市场所。将城市的发展的印记及历史文化底蕴融入现代金融商务产业的发展。沿天府文化公园周边界面塑造新旧交融，高低有序的公园界面天际线，建筑风貌采用差异化、相融合两种方式，形成层次丰富的公园界面。打造文创金融开放街区，搭建历史、金融、文创通廊。在天府文化公园西侧，打造开放共享式文化金融集聚区。延续少城肌理、利用开敞空间及绿色步道提升街区渗透性，促进文创与金融的融合。

　　塑造人们可交流、有活力的开放街区，变中央商务区为中央活力区，从只有白领转而吸引各种年龄段、多样的人群聚集，成为可漫步、可休憩的城市欢乐空间。通过三大措施实现24小时活力街区的打造。

　　第一，建议办公楼低层楼层向社会开放，面向主街的1层布置店铺、咖啡、餐厅等商业设施，提供24小时的持续活动，形成活力、繁华的都市空间。第二，整合商业商务楼宇的“空地”资源，采用围合式建筑布局，集中布置微庭院、微广场，形成连续、可停留的公共空间系统。第三，探索对商务楼宇进行立体分层，多层互动。其中企业层利用空中平台，设置企业所需的各类服务设施及休憩空间，为金融白领提供闲暇时间共享、交流的互动场所。城市层则形成地面、二层连廊、屋顶花园多层地表，为市民提供丰富的立体空间体验。

　　4.3.4 TOD 一体化开发

　　根据现状地铁站点位置设计连续的地下空间，串接天府文化公园、金融总部区及周边主要商业活动和文化游览空间。

　　其中，骡马市站依托通达地下空间网络，实现四线换乘及与周边建筑便捷联通。打造城市候机厅，实现绿色交通无缝衔接。天府广场站通过叠建公交港湾枢纽站实现绿色交通无缝衔接；打造功能复合、无缝转换的综合交通枢纽系统。

　　5 结语

　　本文基于对公园城市内涵的解读，提出了“人城产”是实现“引凤筑巢”、构建以人为本的产业功能区的核心路径。在此思路的指导下，本文从人、城、产三个维度剖析人城产规划路径的内涵。由于金融行业作为服务业，其产业本身与人本需求联系紧密这一特征。本文选取金融商业产业生态圈为案例，探究在产业功能区的规划中，如何有效的落实“人城产”规划路径。本文深入挖掘了金融从业人群行为特征、剖析其需求，构建了金融集聚区空间品质的分析框架。同时结合案例的对比性分析，对金融产业的空间特征进行了分析。基于此提出了以“人城产”规划设计策略框架，最后将其应用在成都中心金融商务服务集聚区的设计实践中。通过本文的研究与实践，初步构建第三产业（服务类）功能区人城产发展路径的框架，希望为未来的人本需求导向的规划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