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熹年

　　北京中轴线是世界城市史上极为罕见的一条建筑艺术轴线。然而，经科学家测量发现，这条线并非正南正北，而是与子午线有所偏离。倘若当真如此，元明清三朝皇帝的宝座岂不都是歪的？这座体现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最高成就的都城，为何会出现中轴线偏离的设计，究竟是有意为之还是另有其因？

　　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傅熹年最近正在研究的课题。

　　从三国两晋的建筑面貌复原到明清建筑的深层剖析，多年的求索和努力，让傅熹年赢得了很多赞誉：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建筑历史学家、文物鉴定专家……

　　“我这一辈子只干一件事，就是钻研中国古代建筑。”近日，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这位耄耋老人的眼中闪烁出奕奕光芒。平淡细碎的闲聊，拉扯出中国建筑史的千头万绪；坦诚且纯粹的话语，记录着一位建筑学者的匠心匠行。

　　记载古代建筑变迁

　　回首傅熹年职业生涯的起点，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

　　一次偶然的机遇，正值高三的傅熹年在《新观察》和《文物参考资料》上读到梁思成介绍中国古代建筑和明清北京城的两篇文章，受益匪浅，萌生了从事建筑研究的想法。

　　怀揣一腔热血，傅熹年报考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在读期间，他对梁思成的铅笔单线速写尤为钦佩并反复临摹。毕业后，他先后成为梁思成和刘敦桢两位教授的助手，协助他们进行中国近代和古代建筑史研究。

　　令傅熹年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和梁思成合作研究1840年后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北京建筑。

　　“我的主要任务是对梁先生指定的北京近代建筑实物进行实测、绘图、拍照，并收集文献资料，撰写分项调查报告，为梁先生的研究专题收集和积累素材。”傅熹年回忆说，在一次参观东交民巷圣米歇尔教堂时，自己为梁思成拍摄了一张照片，还受到他指责，说不许再使用公家胶卷拍摄私人照片。

　　“不过这也是梁先生主持此项工作期间留给世人的唯一照片，弥足珍贵。”傅熹年补充道。

　　1963年起，傅熹年又作为助手参与刘敦桢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工作，负责制图、核查资料和编写注释。其中，傅熹年先后将西安唐大明宫的麟德殿、含元殿、玄武门等重要遗址绘成复原图，并将一些能反映古代大建筑群布局特色的古碑、古图，如宋刻汾阴后土庙图碑、明绘太原崇善寺图等，按照现代画法转绘成鸟瞰透视图，为建筑史增添了形象资料。

　　随后，他又参与麦积山石窟的调查与绘图工作，积累了大量北朝建筑史料，并撰成论文。

　　从业数十载，数万张建筑手稿、上百万字的学术论著，傅熹年从未停下脚步，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类型的建筑研究项目中，用画笔和文字记载着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变迁。

　　剖析古代建筑智慧

　　鉴于中国古代建筑史方面出色的研究工作，1994年傅熹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之一。“院士头衔只是一个称号而已，我还是继续纯粹地埋头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傅熹年说。

　　经过多年积累，他将目光转向了形成中国古代建筑突出特点的单体建筑设计、群组布局和城市规划等问题。

　　其中，傅熹年重点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和宫殿、坛庙等大建筑群的规划、布局手法及建筑物的设计规律，揭示出中国古代城市以宫城、里坊为模数，大建筑群以主院落为模数，单体建筑以所用材和柱高为模数等一系列运用模数控制规划和建筑设计的方法。

　　“北京城的东西宽为紫禁城宽的9倍，南北深为其5.5倍。以紫禁城面积为标准在北京城图上画网格，你会发现与较多南北向干道重合或极其接近，这表明宫殿与都城间有模数关系。”傅熹年介绍，紫禁城内各主要宫殿以内廷主建筑群“后两宫”的面积为模数，明初天坛以大祀殿下土台面积为模数，社稷坛以拜殿、祭殿面积之和为模数。

　　研究中，傅熹年发现，在建筑群组内的建筑布置中，大多把主建筑置于宫院地盘的几何中心，以突出主体，紫禁城中主要宫院和太庙、社稷坛等都是这样。

　　而在日本飞鸟、奈良时期的建筑中，人们也能寻觅到中国古建筑的设计理念。

　　傅熹年介绍，日本飞鸟、奈良时期（约中国隋唐时期）建筑法隆寺金堂、五重塔的构架设计都以材高（泥道栱高）和一层柱高为模数，而这些理念多源于中国，可间接推知早在中国南北朝末期，中国木构建筑运用模数设计已达到这一水平，足以彰显中国古代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方法上的先进性。

　　“通过这些工作，我逐步看到这些特点和规律的形成与古代哲学思想、伦理观念、礼法制度、文化传统、艺术风尚、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建筑等级制度等社会和人文因素有密切的关系。”傅熹年说，这也是沿袭了梁思成“建筑源于环境思想之趋向者”的思想。

　　为此，他申报了《社会人文因素对中国古代建筑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专题研究项目，探讨中国古代建筑持续发展、长期延续、形成独立建筑体系的原因，并出版了近20万字的图书。

　　传承古代建筑匠心

　　建筑史是一门广博高深的学科，往往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有所成。在傅熹年看来，除个人勤奋外，重要的是在通观全局的基础上选准关键问题进行突破，而这离不开学术自由的“土壤”。

　　“非常幸运，成为院士后可以继续专心研究建筑史。”傅熹年说，中国工程院给了自己很大的自由空间，让他可以充分钻研热爱的事业，于他而言这已足够。

　　不过，傅熹年对现代建筑并无太多关注。当记者问起对现代建筑设计的看法时，这位老人表示：“我只专心钻研古代建筑。”

　　但他指出，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一座建筑的优劣不仅体现在目光触及之处，建筑中看不见的细节更展现了建筑师对匠心精神的终极追求。无论是尺寸比例还是空间构建，都是一门严谨的艺术。

　　“研究古建筑是一个艰苦且漫长的工作，但我还会长期坚持研究下去。”如今的傅熹年依旧天天来到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一刻也未曾歇息。和所有同事一样，朝九晚五地查阅资料、撰写书稿，已然成为这位耄耋老人的日常。

　　在傅熹年的案头，醒目地放着一本《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组布局、单体建筑设计手法和构图规律研究》，这部记载并传承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历程的著作，凝结了他的诸多心血。当记者问是什么支撑他奋战至今，老人坦率地回答：“没有原因，仅仅出于对古建筑最极致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