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给年轻设计师的颐和园保护方案评图。

95后设计师为颐和园设计的保护方案模型。（天津大学供图）

　　“西直门西柳色青，玉泉山下水流清”，盛夏的颐和园，岚光叠翠，湖影如画。

　　在昆明湖畔的文昌院，一组组美轮美奂的建筑模型背后，站着天津大学建筑学院14名大四学生。他们花了整整一年时间，为颐和园打造出各具特色的建筑保护方案。他们渴望用自己的智慧和创意，给颐和园文化遗产保护开出一剂良方。

　　“颐和园是一座清代宫廷文物的宝库。”颐和园副院长秦雷说，颐和园与避暑山庄、拙政园、留园并称为中国四大名园，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现藏文物近4万件。“其实，这只是颐和园馆藏的冰山一角。”他解释说，颐和园仍有近10万件室外文物和资料物品未列入文物清单。然而，园区现有文物库房面积严重不足，文物保存条件不能满足需求，“这个情况很严重，形势很急迫”。

　　颐和园东宫门附近的苇场，有一块1.2万多平方米的洼地，这里曾是昆明湖东堤泄洪区。颐和园把这个地块列为特殊地带，可进行文物保护附属设施建设。在这里建设一座能够同时实现文物保存、保护、修复、研究功能的颐和园文物修复与展示中心，成为解决颐和园文化遗产保护“百年难题”的关键。

　　年轻建筑师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与现实环境？这关系到文化遗产保护未来的走向。与天津大学合作，把一群95后的“未来建筑师”请进颐和园，用他们人生中第一件作品为颐和园文化遗产保护“投石问路”，彰显了这座有着近300年历史的皇家园林的胸襟与视野。

　　据了解，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和颐和园的合作已经有超过60年的历史。2014年，双方签署了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协议，天津大学团队利用全球定位、三维激光扫描、低空信息采集、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完成了全园95%以上古建筑的数字化测绘工作，绘制图纸3500余幅。

　　2018年9月，14名学生拿到了题为《颐和园文物修复与展示中心设计》的任务书，要求他们的作品既与颐和园历史风貌相协调，又严格符合相关现行建筑设计规范。

　　随着任务书一同下达的，还有一份长长的书单。北京姑娘赵昕怡发现书单里不止建筑类书籍，“还有很多清朝的古籍，甚至乾隆的诗集。”她和同学们开始“啃”古书，一有时间就整天整天“泡”在颐和园里，一边读书，一边实地考察和感受。赵昕怡从小就是颐和园的常客，但这个任务“不是逛公园。看细节、测数据，更要找感觉，常常一站一走就是几个小时”。

　　“不要让游客进了颐和园，只看见昆明湖、万寿山和佛香阁等静态的遗产。”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师张龙对学生们说，希望将来人们来到这里，能与颐和园展开一场跨时空对话，倾听她讲出自己的故事。

　　从春寒料峭到夏花绚烂，学生们发现，每一次去颐和园都能感受到这座园林的呼吸和变化，绿色萌发，花开花谢，“颐和园的形象在我们的心里也逐渐立体了起来”。

　　有的人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得灵感。1997年出生的陈丝雨和她的搭档、在天大留学的法国姑娘玛丽，给他们的作品取名为“二元论”。这是玛丽的创意，她说：“我热爱中国文化，其中最吸引我的是‘阴阳’的概念。我们从‘阴阳’中得到了灵感，让一般化空间与自然意趣空间构成对比。”

　　比较大胆的设想，是给古典园林来个极具现代感的前卫设计。刘青翔、孙亚玮小组认为，对文化遗产的传承不应该完全仿古，“我们放弃了从建筑形制上贴近颐和园的做法，而是选择了更为现代化的处理方式。”刘青翔强调，自己心中的颐和园文物修复与展示中心应该是一座微缩之园，建筑师应该在一块小小场地内重现颐和园丰富的游园特征。

　　还有的同学从这里找到了自己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要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也希望未来游客走出我们的建筑后同样成为继承者。”来自中国台湾的交换生黄龙势小组的方案名叫“继承者”，他们的设计除了有传统的展示、修复、库存功能，还别出心裁地规划了“遗产沙龙空间”。黄龙势说，第一次走进颐和园，自己就惊叹于颐和园728米长廊、14000多幅彩画之美，“我希望毕业后能把保护这些伟大文化遗产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

　　“有的作品稍显稚嫩，但也充分显示出学生扎实的学术素养和创新潜力。”秦雷颇有感慨，“学生的思路和创意，对下一步颐和园文物修复与展示中心的设计建设，提供了更多想象空间，是非常有益的尝试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