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中的公主府

　　如何在一座古老而又拥挤的城市里，一步一步拱出一片新式校园？这样的校园空间有什么特点，建设上会遭遇哪些困难，与周边区域有怎样的互动？2018年4月17日北大文研论坛第六十二期“从公主府到红楼：老北大的校园空间（1898—1952）”座谈在静园二院举办，城市建筑与历史的书写者们共同梳理了老北大校园的变迁。《文汇学人》将分上下篇刊发座谈纪要，此为上篇。

　　京师大学堂：一所建在皇宫旁的新式大学

　　我首先抛砖引玉，介绍一下在近代化过程中，老北大在北京城内城外校园空间的发展过程。

　　座谈将以“空间”为关键词，讨论同时不限于以下问题：首先谈谈老北大校园的出现，也就是老北大校园空间开拓和发展的过程——如何在一个已经古老而又拥挤的城市里，一步一步拱出一片新式校园，这种校园空间有什么特点。这又引出了第二个问题——在传统城市中建立现代校园的特点以及困难，有什么解决办法。同时我们还会谈到每个阶段老北大建设的背景，以及在校园发展过程中，它和周边区域的互动；最后会谈谈老北大校园建筑的遗存问题。

　　根据以前和历史专业学者讨论的经验来看，我发现其实大家对“空间”的概念并不十分熟悉。美国学者叶文心写过，空间作为史学思考的维度，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一是从人的感受出发，体现人对空间的感受，着眼于人在空间中流转的可能性。二是从空间的物质形态出发，观察这个形态在形成过程中体现的建构逻辑。今天我介绍的内容更多集中于第二个方面，即老北大校园空间的变迁过程，以时间为线，大体按照清末、北洋时期、20世纪30年代、战时和战后几个阶段。

　　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创办于1898年，再早可以追溯到清末由强学会改办的官书局。1896年7月总理衙门命管理官书局大臣孙家鼐统筹办理于京师设立大学堂事宜，于是孙家鼐就成为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任管学大臣。

　　京师大学堂作为北京城第一所官办大学，建设之前已有一个全面的空间规划。1897年孙家鼐上呈《官书局议覆开办大学堂》折，对建设和布局方法进行了规划：指出要选择适当的场地，建设完整并且具有一定规模的校园，同时在校园的四周要留出足够的空地，以备日后进一步扩展。这仅仅是一个理想的规划，但很多思想都在后来的大学堂乃至老北大的实际建设中有所反映。

　　清末京师大学堂的实际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戊戌时期，以马神庙公主府为中心的初创，其后是庚子事变后京师大学堂在北京城内的扩展。光绪二十四年四月，清廷颁布《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设立京师大学堂，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场地。于是总理衙门于五月上奏，请求朝廷划拨官房一处先行开办，同时寻找合适场所另建新校舍。当时负责京师大学堂建设的两个主要官员庆亲王奕劻和礼部尚书许应骙大概找了两三个月，终于找到了一处适合建设大学堂的场所，即马神庙公主府。

　　在《乾隆京师全图》中能看出马神庙公主府的大概位置。公主府规模宽敞，距离皇宫非常近，由于这些特点而成为了京师大学堂的第一处校址。根据老北大档案记载，最终在公主府原有340余间房屋的基础上，经过改建和添建，一共建成房屋507间半，分两次移交给京师大学堂。

▲《乾隆京师全图》中公主府位置示意

　　除公主府以外，这个时期大学堂还有两处附属房产，一个是官书局，在外城虎坊桥租赁民房设置；另一处是为建设医学馆而由朝廷划拨的通政司衙门，由孙家鼐呈请拨给大学堂使用。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当时的管学大臣许景澄上奏，将京师大学堂暂时停办。据乱后文书记载，官书局损失较小继续使用，医学馆因为损毁严重没有继续作为大学堂的房产。

　　清末第二个阶段是庚子乱后大学堂在北京城内的发展。此时负责京师大学堂的两位主要领导者是管学大臣张百熙和总监督张亨嘉。1905年京师大学堂管理者由“管学大臣”降为“监督”，张亨嘉是第一任总监督。张百熙除作为大学堂的管学大臣外，另一项重要成就是参与制订了清末的近代学制《钦定学堂章程》，其中既有关于大学堂空间建设的专门内容，也有开办大学分科的计划。庚子事变中，大学堂主校区损毁严重，张百熙上任后首先整修了公主府房舍，并新建房屋102间。学制颁布后，通过张百熙和张亨嘉的不断筹措，大学堂陆续寻觅公主府附近房地，添建了操场、宿舍、植物园等新的空间要素。新式校园已初具规模。

▲张亨嘉

▲张百熙

　　随着京师大学堂学科设置的逐步发展，公主府作为一处临时馆舍所承载的空间压力日益增大，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分科因为空间不足开始陆续迁出公主府，在北京内外城中另寻房产，并以相对分散的形式分布。比如，译学馆初设于1901年，1902年迁到公主府南部北河沿地区；医学馆初设于1898年，之后停办再开办，1905年迁到前门外后孙公园；进士馆于1903年设立，1904年迁到李阁老胡同李东阳故居。部分机构和分科在后来陆续停办或者独立。

　　可以想象在当时这样一座古老的城市里面，这么多的新式大学机构的出现还是相当具有冲击性的。同时也可以看到京师大学堂的另一个特点：紧邻皇城。就像陈平原老师在《老北大的故事》里面所写：皇家大学，这个才是创办者的真正意图，将一所大学建立在皇宫旁边不会是巧合。

　　卢沟桥附近曾被辟为北大校园

　　我们还可以说下清末大学堂城外的几处地产，这在清末是很有特点的。大学堂一直希望找到一片足够空旷并且位置合适的地区来建设一座完整的校园，因此先后在城外开辟了三处不同的地产：第一处在丰台，大致相当于今天卢沟桥附近；第二处在德外黄寺；第三处在望海楼，今天的翠微附近。

▲城外地产黄寺、望海楼、大瓦窑位置示意

　　第一处城外地产在瓦窑村一带，卢沟桥宛平城以北，共计农田1300亩，于1900—1902年间陆续购买，预备建设分科大学使用。在今天北大档案馆的档案中还保留着当时购地的完整地契。瓦窑工程计划于1903年8月开工，但遭到朝中保守势力的反对。

　　第二处地产在德外黄寺旧操场。1904年8月张亨嘉上疏指出，大学堂已经无地可扩，希望依照张百熙的办法在郊外建设分科大学，并提出有瓦窑和德外这两处地产可供选择。

　　同年底学务处对两处地产进行了勘察，建议选择德外地产作为分科大学的场所。同年大学堂设立了分科大学工程处，聘请朱启钤为总办，日本人真水英夫为建筑技师，荒木清三参与设计，范源濂等人为测绘学员，在当时规模还是比较大的，但实际建设非常缓慢。在1904年划拨地产以后，1910年才开工，动工仅仅一年就停止了，仅建成部分房舍。

　　第三处城外地产是望海楼官地，这是建设农科大学的场所，也是分科大学中唯一一处基本按照规划建设完成的地产。望海楼位于今天阜成门外翠微路附近，1908年由学务处奏请作为农科开办场所。1911年望海楼农科大学建成，同年11月农科由马神庙迁到望海楼。

▲农科大学校门

　　大学堂在清末借公主府暂时开办，同时和周围的空间和社会产生关联。作为临时场所，公主府（大学堂）从开办之初就表现出空间不足的状况，一直都尝试开辟附近民房来缓解压力。比如1902年张百熙计划购买公主府附近民房，一开始非常乐观，指出“公平估价，购买入官，所费当不甚钜”，但是经过两个月之后说法就变成了“东面多系世居，安土重迁”，“一时收买甚难”等等。目前所能见到的大学堂购买城内地产的最初记载，是1902年译学馆购买内城的民房和1909年译学馆收到添购民房红契十张的记载等，在档案中有所保存。

▲老北大地质馆，今沙滩北街15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院内

　　红楼：曾和六国饭店并列为北京城内最高的建筑

　　1912年京师大学堂正式更名为北京大学，民初北大首先对大学堂原有的各项地产进行了调整和接收，包括沿用、沿用后独立、主动停用和被动停用几种方式。学校的主体和宿舍一般沿用，各个分科多数成为独立高校，一些附属机构在民国时期停办。

　　红楼的建设是面临着巨大空间压力的结果。北大重新开学以后，空间非常紧张，教室和宿舍都不够用。1916年校方决定在汉花园操场上建筑新宿舍，包括宿舍楼一栋、房屋两处、分科讲堂一处，工程从1916年10月开工，主体建筑于次年8月初完成，全部工程于1918年8月交付完工。开工后因为在汉花园发现古池塘两处，又另向松公府租用土地八亩建筑分科讲堂。红楼建成以后影响巨大，在1918年决定改为教学楼使用。北大的校长办、图书馆和文科各系都从公主府迁入。建设红楼的资金来自向比利时仪器公司的借款，同时以汉花园地皮作为抵押，以每年学生住宿费偿还贷款，共计20年还清。

　　红楼建成后，以它的西式风格和庞大规模成为当时北京城内最引人注目的建筑，据说和六国饭店并列北京城内最高的建筑。红楼坐北朝南，为砖木结构，整体建筑结构为“工”字形，地上四层，地下一层。大楼通体由红砖砌成，因而得名。红楼建成后，同时成为北大新的空间中心，1920年改为北大一院即文学院，公主府改为二院即理学院，北河沿改为三院即预科。除了校园中心的调整以外，自红楼建成后，虽然北大再次提到划拨天坛、圆明园等地方用于大学建设，但影响已减小很多，北大校园空间建设的重心无论在规划还是在实际建设层面都从城外转向了城内。

　　红楼外，校园空间要素在这个时期也有所发展。首先是建成了新的操场。因为红楼是以汉花园操场为基础建设的，所以操场改为租用松公府内八亩空地和原有的植物园进行改建。其次调整了宿舍格局，原来北河沿法科学生集中到红楼上课，三院内部教学楼改为宿舍，与北侧八旗先贤祠的老三斋对应成为新三斋，又称第三宿舍。于松公府后新建四斋宿舍，松公府夹道建五斋女生宿舍。此外还有附属机构的发展：1922年以西老胡同18号建设音乐传习所，1926年在二院外东南部添建煤气厂。北洋政府时期，老北大三院五斋的空间格局虽然尚未定形，但是校园格局已具备相当规模。

　　红楼建成以后，北大于1918年召开会议，提出划定并建设大学区域，并且在《北京大学日刊》中登载了相关提议，其理由是：打造模范区，便利学生活动，使教员和学生居住于同一区域以促进感情和举办地方公益事业等等。同时特别提出，在区域内凡有房屋出赁者应先尽大学承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仍要建设完整的校园，另一方面依然要解决空间上的压力。北大校园和周边民房的关系与清末相比发生了一些变化，它们开始处于一种动态竞争和合作中，大学不再孤立地存在。

　　灰楼：梁思成、林徽因共同设计

　　1927年兴起了合并高校风潮，7月将北京的国立九校合并为京师大学校，1928年将京师大学校改组为北平大学。除了直接停办以外，老北大一二三院都被并入合组后的北平大学里，虽然校址没有变化，但是空间建设陷入了停滞。1929年6月经过国立高校的不断抗争，停止了大学区大学院的实验，北大于同年8月独立。1930年在校长蒋梦麟的带领下，北大再次进入了空间扩展时期。

　　松公府地产的获取和建设是20世30年代老北大空间发展的关键。松公府亦作“嵩公府”，前身是乾隆年间一等忠勇公傅恒的府第。傅恒死后，由其后代子孙承袭房产。到光绪十七年果齐逊死后无子，改由亲属松椿继承，府第亦改称松公府，府前的马路改称松公府夹道。由于松公府的规模和位置，从清末开始就和大学堂的建设产生了关联。1931年北大终于买下了松公府全部地产，并预备以此作为扩展一院的空间基础。

　　下面看几个重要的建筑。

　　首先是图书馆。老北大的图书馆最初设立在公主府的梳妆楼，后来迁到红楼一层。民国年间伴随学生人数的增加，红楼内图书馆空间不足的问题也逐渐显现。1931年底蒋梦麟争取到美国教育文化基金资助并获得部分庚子赔款，在北大设立了为期五年的合作特款。1932年正月北大宣布自春季开始建筑图书馆新馆，聘请建筑专家沈理源设计。工程4月动工，11月基本完工，1935年10月和地质馆一起举行了开馆典礼。

　　其次是地质馆。原来的地质馆设在公主府内，同样因为空间不足另建新址，位置在图书馆北侧。地质馆由梁思成设计，于1934年5月到1935年7月建设，经费除了前面提到的合作特款以外，主要由丁文江、李四光两位教授捐薪资助。1935年8月地质系由二院移到地质馆，成为北大第一个拥有独立教学实验楼的科系。今天的地质馆位于沙滩北街15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院内。地质馆建筑保存较好，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在外墙增加了抗震框架，室内进行了局部改造。1952年院系调整后，地质馆连同老北大工学院成为北京地质勘探学院的校舍，即中国地质大学的前身。

　　另一个重要建筑是新建宿舍的代表——灰楼。宿舍一直是老北大空间发展中的老大难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初更为严峻。1933年底北大一院浴室发生倒塌，学生一死两伤，影响重大。校方认为原先租用八旗先贤祠的老三斋宿舍过于老旧，希望退租，同时把第三院里面的几间教学楼改成宿舍。但住在老三斋的学生认为新宿舍空间狭小，私密性不足，拒绝迁移。最终蒋梦麟表示可以暂住老三斋，之后利用东西斋学生毕业腾出空房的机会通知老三斋学生迁往东西斋，少数没有办理手续的迁往三院宿舍，老三斋最终得以腾空。另一个事件是，由于老三斋学生迁到了东西斋，租赁校外宿舍的学生表示不满，也希望搬到校内宿舍，并组织请愿，有200余人参加。蒋校长承诺尽量将他们安排到校内，事件才最终得以平息。灰楼的建设就是基于当时这样一种宿舍短缺、风潮不断的背景，迫使校方花费五个月时间建设了一栋新的宿舍。

　　据记载，灰楼宿舍由校方筹款10余万元，由梁思成、林徽因共同设计，因大楼通体灰色所以称为灰楼，落成后成为新的四斋宿舍，加上老三斋退租，北大最终完成了三院五斋空间格局的建设。

　　校园景观对周边空间的争夺

　　20世纪30年代，伴随校园格局的发展，北大继续对周边区域进行整理，其中尤其以北大路的筹建最为著名。北大首次整修周边道路是在1932年，主要拓宽了景山东街和沙滩两条马路，1934年底再次提出兴筑北大路。据《京报》报道，整修范围南为操场大院，北为松公府夹道，计划加宽引直，以利交通而壮观瞻。大学路工程于1935年2月22日动工，开工后路东商铺悉数迁移，“颇有惨淡之气”。北大道路整修工程再次说明，为了实现建设统一校区的目标，校方和民间社会围绕周边空间不断进行着协商和争夺，在持续的争夺和互动作用下，民房景观最终被校园景观所取代。

▲黄寺分科大学遗存

　　最后再简单说一下抗战和战后。一直到1952年以前老北大校园空间的发展，同样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是主校区的扩建，一是新院系的设置。与清末类似的是，校园空间再次开始向城内和城外分散。

　　北平沦陷时期，文学院在松公府夹道盖了一所三层高的新教学楼，俗称北楼。复原后法学院和所属院系各办公室主要集中在北楼。北楼遗址位于今天沙滩北街2号，现为中国扶贫基金会全国贫困地区干部培训中心。另一处比较重要的建筑是为纪念老校长蔡元培而建立的孑民纪念堂。纪念堂为两进院落，南有垂花门、正殿五间：有月台、东西配殿各五间。后院有七间后堂，东西有配殿。复原后胡适校长的办公室设在东配殿，郑天挺秘书长的办公室设在西配殿。图书馆和孑民纪念堂今天都在《求是》杂志社的院内。

　　然后是四院和五院的增建。1946年西南联大复原后，由于原有的三院被占用，北大将原北平大学法学院位于宣武门内国会街的校舍作为先修班和文法学院一年级新生的校舍，这就是四院的建设背景。1949年北平地下党在四院召开会师大会，宣布正式公开。1949年四院被新华社接收，原有的国会大礼堂、民国总统更衣室的小圆楼、国会图书馆等老建筑都被保存下来。国会街26号可以说是近代著名的高等学校校址。

　　20世纪40年代老北大空间的扩展基本是在高校合并而成的北平大学的基础上延续。五院主要作为教职工宿舍和出版部使用，40年代后期，地下党的很多宣传品都是在五院出版部印刷的，1950年出版部调整为北京市印刷厂。

　　还有关于工农医学院的增设。1946年10月北大重新开学，校长胡适的计划是要在十年内办成像样的大学。所谓“像样”，就是要够得上英美普通大学的水平。于是，在原有的文理法和文科研究所的基础上，进一步增设工农医三个学院。工学院成立于1947年8月，地址在端王府夹道，附近还有几处学生宿舍。1952年北大工学院部分并入清华大学，工学院校舍和我们前面说的地质馆一并转给了北京地质学院使用，现在是少年儿童中心。农学院成立于1945年，地址是复兴门外郊四分区罗道庄甲2号，就是前面提到的望海楼地产。农学院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清末民初，1945年再次设立农学院，并将附近一带土地作为实验农场，除此以外还有香山、南口三叉峪两处实验林场。1949年9月北大农学院、清华农学院和华北大学农学院合组为北京农业大学，2018年北大又成立了新的农学院。医学院成立于1946年，一直在西什库6号，其设置和变化比较复杂，大致情况是，沦陷时期开始设立北京大学医学院，1939年在西什库建立新的校址，1946年建附属医院门诊楼。

　　另外，据一些校史研究，20世纪40年代末，北大的校舍分散在京城40多处。包括教授宿舍、教职员宿舍等。

　　（作者单位：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