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公共空间和城市生活1400-1900》，[美]韩书瑞著，孔祥文译，孙昉审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1052页，149.00元

　　韩书瑞（Susan Naquin）女士的作品Peking：Temples and City Life，1400-1900一书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集中了她自1986年开始，十几年间对于北京历史的研究成果。此书中文版由孔祥文博士翻译，于2019年3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有趣的是，本书的中文译名将英文中的“Temples”改为了“公共空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剧透，也将读者的关注点，由狭义的“寺庙”引向了更广阔的领域。

　　一、北京与北京的空间

　　关于广义的北京的定义，无疑是一个边界模糊的概念，但是研究城市史，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定义城市，在这点上，中西方差异明显。显然，韩书瑞受到了马克斯·韦伯的影响，并将韦伯的观点进行了一定的修正。

　　韦伯在《儒教与道教》（《韦伯作品集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与《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7年）两书中，将西欧城市视为城市的理想类型，而中国城市则不然。对韦伯而言，城市是现代西方特有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理性精神、自由平等的理念及民主制度的体现，而中国城市在这方面则是失败的，韦伯将其原因归结为：政治体制的特性与中国的特殊社会结构。正如布罗代尔在对地中海城市论述的那样，城市是以商业利益为中心的经济霸权，这明显不适用于北京的现实情况。

　　作者对中国基础组织形式，还是基于马克斯·韦伯式的父权家庭体系。认为中国城市如乡村一样，基于宗族的血亲关系所形成的家庭纽带非常坚固，相比之下，团体完全是家庭的补充。城市是政治脉络上的节点，是统合了国家资源，并以合理的不均衡的形式将其体现并重新分配的场所。

　　在此基础上，韩书瑞对北京城市做了具体的界定和描述，从而宣示了北京作为一种空间建制的特殊性。从空间视角考察，作为“帝都”的北京城是帝王权力的物质载体，皇权是城市运转的核心动力，政治是城市运转的核心功能，由此导致各类建筑在城市格局中都有特定的位置分布与意涵。城市内部的空间秩序、城市规划以及建筑形式都在宣扬“皇权”的唯我独尊，皇宫、衙署、坛庙等政治属性突出的建筑奠定了城市景观的基础，并决定着北京城的空间布局。

　　皇帝是政治和全国的中心，官僚共同体向上延伸，把皇帝包含在内。而官僚本身及皇帝的亲族，也是城市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以他们为主体的记述，是我们可以了解到的明清北京的主要内容。

　　政治空间的高度集中，也导致了北京边界模糊化，皇权从紫禁城辐射开来，并于郊区的各种皇家园林、私人别墅中四散开花。京畿地区的大兴和宛平二县的政治地位非常暧昧，它们既是北京，也非北京，这种布局与西方城市甚至中国的江南城市都大为不同。大兴、宛平二县在原则上可以管理北京的城市事务，但是实际上，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组织又从各个方面覆盖了它们的职能。

　　在1400-1900这一时段中，也就是明永乐元年（1402）到庚子之变（1900）之间，是北京开始近代化之前，作为明清帝都的时间，也是政治中心特点最为显著的时期。虽然我们不能忽视它的商业交流和市民生活，但是显然，作为都城的北京在经济交流上是“不正常”的，需要常年依靠政治优势吸取整个国家的经济收益。而市民阶层的成分也因为政治中心而发生扭曲，并没有中国传统社会一般意义上的世绅群体，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客居北京而又在此任职的外地官员。这一群体的存在对于北京的公共空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是作者着力叙述的内容之一，我们在下文中将会具体谈及。

　　作为地方史的北京市研究，在材料上也有很大的特殊性。按照历史学的惯常做法，地方史的研究一定是基于材料之上的，而其中又以档案材料首选，因此类似于南部县、巴县这样在历史中地位并不突出，但有完整档案留存的区域，成为研究成果较为集中的地方。而北京却不在此类，正如作者所言：“原始史料的特性和二手史料的缺乏，意味着本书不得不把片段拼凑在一起，许多史料必然只能触及表面。”然而，作为一座明清五百年的都城，关于北京的文献材料林林总总，并不在少数。

　　这些文献分布的并不均匀，明中前期关于北京城的文献记载并不多见，作者在利用这些材料的时候，对其创作主体和创作意图均进行了梳理，并将这些材料置于北京时代发展的脉络当中。

　　作者在书中反复指出，欧洲和北美的历史学家所定义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或者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和本书要讨论的问题并不是一套话语模式。而本书最大的贡献就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帮助我们对社会实践主义进行理解。

　　1560年的北京。资料来源：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

　　二、寺庙及其他公共空间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史研究起步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1926年，梁启超发表《中国都市小史》《中国之都市》等文，实际上开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史研究之先声。以北京史研究为例，侯仁之先生对北京河湖水系、城址起源、城市规划与建设等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北京历史地理的学科理论框架，而其中对空间的研究，反映了历史地理的学科特点。

　　而西方学者的空间概念，显然与中国学者有着较大差异。城市史研究中，“空间”最初是被视为一个物态的、客观的研究对象而对待的。进入二十世纪下半期，哲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纷纷渗入，使空间问题成为一个综合性的理论命题，“空间”突破了原有的概念边界，转换成为一种研究视角或研究维度。

　　西方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奠基人施坚雅在《清代中国城市社会结构》一文中（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2）以清代北京为分析对象，依据十九世纪中期出版的《乾隆京城全图》，提出了“城市生态学”理论。这种理论假设明清时期的北京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空间，即由士绅和商人分别组成的居住及社交中心。

　　韩书瑞的研究继承了北美学界的空间观念，将城市空间视为地理空间与社会空间的有机结合，不同的空间形式内部，都有与之匹配的等级秩序与社会结构，空间结构的变化也是社会阶层重构的外在反映。从这种空间维度考察，北京则是一个以“政治空间”为主体，并自我生长出来综合性、多元化的“城市空间”的城市。

　　以寺庙为切口的区域史研究，在学界已经形成了某种惯例。北美学者对中国寺庙的研究，总要强调一个“似是而非”的宗教前提，即中国的寺庙既是宗教性建筑，又不是现代宗教学意义上的宗教建筑。比如作者在第二章中提到（页81-82），北京的寺庙既不存在神灵的支配系统，也没有教义的排他性。在之后对于北京宗教神灵的考察中，位居前列的碧霞元君、东岳大帝与观音菩萨，显然不在一套宗教体系之内，但是北京民众对于他们的信仰，又都是真挚而热烈的。

　　在之后的研究中，科大卫更为明确地提出了“重要礼仪标识”（significant ritual marker）的概念，即“地方社会的成员认为是重要的、实际可见的礼仪传统指示物（indications of ritual tradition）”。寺庙作为国家、家族、各种社会组织以及对世界万物的信仰的象征，是承载了区域政治文化的重要载体。

　　而在韩书瑞看来，北京的寺庙更多地作为一种复合性的公共空间在使用着。由于敌视在公众中普遍存在的任何形式的组织，明清政府极力反对任何地方存在的公众聚集。中国的城市公共空间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出于人类社会对公共空间的需求，寺庙便应运而生。在作者的表述中：“相比之下，到处存在的寺院对公众开放，寺院里有足够的空间，有围墙包围着的院子，他的宗教目的被公认是合法并得到保护。寺院绝对是清末中国城市中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清北京商业贸易使得城市生活多元化，表现出独特的城市文化特点。就佛教发展而言，不再强调艰深教义，而是在实践中逐步和市民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北京城市商业进一步发展，涌现出以商人为代表的新兴阶层，而佛教发展恰恰需要这种经济支持，来培育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更为细致深入的宗教影响力，于是商人自然成为寺院理想的合作者。

　　不仅如此，寺庙也作为皇家亲属及皇室服役人员——这些以皇权为中心的人与市民产生联系的重要渠道。他们通过捐建并资助寺庙，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的归属感和影响力。而北京的官僚体系，他们与皇权的关系更为微妙，同时担任着拥护者与反对者的角色，也将寺庙作为公共活动场所之一。

　　我们如果观察北京历代方志以及方志中所插入的地图，会发现寺庙是各街道中的地标式建筑。当然，作为建筑实体，寺庙是最容易被保存下来的。中国建筑在历代维修时，没有年代保留的意识，因此具有很强的时代叠加性，除了石碑之外，其余建筑细节的历史感通常都被无意识地抹去了，这使得我们面对某组建筑时，很难生出“玉勒雕鞍游冶处”的凭吊之感。

　　而正如一个人一样，当其成年之日，就势必要回溯一下自己的历史。寺庙作为历代建筑中最容易被保留下来的建筑，虽然其记录历史的功能十分有限，但也当仁不让地成为这一时间保留的主体。因此，相关的信息被整合起来，杂糅以神话传说，成为北京城历史的主要载体。

　　内城的福隆寺，《清内务府藏京城全图》，1750年

　　三、政治导向的城市空间变迁

　　在本书的考察中，寺庙并不是唯一的公共空间，而空间也不是作者所关注的本身。正如英国汉学家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所说的那样，中国古代民间宗教视为宗族之外，又一个将松散的个人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的联系体。不仅如此，他还将寺庙与国家组织联系了起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作者非常努力地想从寺庙和宗教活动中寻找“圣会”的发展历史，从而导向人群的联系及互动，但是在明清皇权的统治下，这种民间组织形式所留的文献，并不能支撑大规模的研究。

　　作者试图从“空间维度”考察有关城市的多个面相，探讨城市空间变革背后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动因，关注特定空间内部的社会关系与等级秩序变化，尤其关注“权力”因素在空间重构中的运作痕迹。于是作者将研究对象拓展到更为广泛的对“公共空间”的定义，也就是城市的整体布局及其他有特点的建筑。

　　“会馆”便是作者除寺庙外讨论的重点公共空间之一，它所代表的就是客居北京的群体文化。会馆分为行业会馆与同乡会馆，而以后者占多。在1860年之前，会馆不从事公共事务，他们也没有更多与政府一起合作。与上海或是汉口不同，北京的会馆开始是私人性质的。清代的会馆与皇权之间有一种默契，它虽然不是旗人社会的一部分，但是因为会馆的成员是官僚群体，所以作为皇帝的供职人员，他们在会馆内的郊游和聚集，便被谅解了。

　　明清易代对城市功能的改变是作者着力探讨的内容之一，在韩书瑞之前，我们很少将满洲人入住内城后的自我认同作为讨论的中心。不同时期的政治力量反复重新划定城市格局，是北京历史的一大特点。在明清鼎革之际，“非常真实的隔离迫使重新彻底地界定"首都的居民"，重新思考北京的身份。地方政权的结构已经被推翻，现在这是正式分岔的社会。这座城市被隔离了，与以往曾经热闹的都城相比，北京更像是遭到占领的领土。”（页344）

　　作者通过丰富的历代笔记，考察了文人群体对于北京的认同。从明末清初的遗老情结到清代官僚群体的城市认同，这个城市的新主人已经渐渐产生了对于北京的故乡情怀。所以我们发现，清代对于北京的记载，很少有单一的市民生活，多混杂着作者在官僚体系或是皇室体系中的特殊体验。随着近代的到来，游览笔记在十九世纪末的北京泛滥开来，作为一种引导着他者认识北京的读物，这些文本中所寻觅的“老北京”，似乎与本书产生了某种共鸣。

　　本书是一部以寺庙、会馆等公共空间为线索串联起来的北京史，也是美国学界研究北京地方历史的经典之作。书中用大量篇幅叙述了北京从中国北方的政治中心转型为全国性首都的过程，并对明代迁都北京做了概括性的梳理。这些知识点就今日学界来说，非但不够新颖，甚至有些陈旧和浅薄，但是我们还是要将本书的写作置入其本应所属的视角。

　　本书所给出的资料附录给之后的很多研究提供了基础。随着电子书籍的普及和各大图书馆数字资源的开放，今天跨地区史料查询变得日益简单。但在本书英文版本出版的1999年，查阅当时的北京图书馆（1998年更名为国家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所藏寺庙碑刻拓碑还是一件非常需要成本的事情。因此，对于相关资料的录入工作于学界就显得尤为可贵。

　　今日对于国内研究者而已，本书的参考文献部分亦非常有益。虽然文献没有按年代整理，但其中的外文文献部分，基本上是对二十世纪西方北京史及中国宗教历史研究的一个梳理，其中罗列了很多我们在研究中可以参考的成果，这部分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学术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