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聿铭这个名字，似乎是一个超越了时代的存在，他在今年五月去世，随之为自己一个世纪关于海外华人的传奇画上句号。与之相联系的那些建筑物——卢浮宫金字塔、香山饭店、苏州博物馆，都被时间证明了永恒性。某种意义上，建筑与我们面对的一些重要问题息息相关——权力、荣耀、记忆、身份……

　　一个建筑师是如何通过建筑来回应这些终极问题，并将它们带到永恒的？超越建筑师身份之外，贝聿铭又是如何见证和参与这一个世纪的历史的？在贝聿铭所见证的这个世纪之初，东方和西方曾爆发过相互交流和碰撞的“火柴热”，这场文化的发酵延续至今……在这个过程中，要抛弃什么，要坚守什么？如何在全球化环境下建立一种既包容又自我的视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正是这本关于贝聿铭及其家族的书《百年贝聿铭：东方与西方，权力和荣耀》希望带读者走近贝聿铭的原因。

　　这是一部基于实地采访的贝聿铭传记，改编自《三联生活周刊》贝聿铭主题封面故事。在组稿过程中，两位作者在纽约的贝氏事务所拜访了贝聿铭的两个儿子，听他们讲述了作为建筑师和父亲的贝聿铭；见到了贝聿铭的几位助手、项目参与者和传记作者，还原了他的成名史、他最重要作品 的出炉过程；去上海和苏州寻访了贝聿铭和贝氏家族的生活史，并实地探访了贝聿铭晚年在中国的作品，以图还原他对中国现代建筑语言的思考和实践；还询问了包括法国前文化部长雅克朗在内的“大卢浮宫”项目参与者，解密了贝聿铭这一转折性作品三十年来的争议与和解。

　　两位作者以可贵的记者视角展现了贝聿铭的一生。书中的贝聿铭是个“普通人”：从学生时代到成人世界，憧憬过未来，怀疑过现实；换过专业，遇到过恩师；选择毕业去向时曾几经犹豫又备受质疑，在看似平顺的职业生涯中经历过大大小小的风波和危机……借着阅读贝聿铭反观自己和周遭世界，能给我们，尤其是年轻读者，以实实在在的启迪。在成书过程中，作者在原刊内容基础上进行了扩充和修订，尤其是新增了对贝聿铭部分代表性建筑作品的记述，是为了解贝聿铭晚年建筑成就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增强了传记作品的丰富性和完整性。这既是一部贝聿铭的成长传记，又是一部贝聿铭建筑设计作品的编年史传。

《百年贝聿铭》，李菁 贾冬婷 著，三联生活书店2019年8月版。

　　少年的新世界

　　一直到17岁离开中国，贝聿铭少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度过的。那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正是黄金时代。自开埠以来，这个曾经的小渔村依托长江出海口的地理优势，一头连接着西方，一头连接着供给橡胶、煤、大豆、石油、面粉、棉花、丝绸、烟草等的中国内陆城市，成为一个华洋杂处、东西碰撞的远东第一大城市。

　　乘坐汽船沿黄浦江蜿蜒而上，映入眼帘的上海标志就是外滩。买卖商品所积累起来的财富需要相应的服务，于是上百家银行在上世纪初应运而生，尤以外滩为聚集地。

直到今天，这条江边大道还保留着“万国建筑博览”的原貌，各种气势宏伟的花岗岩建筑鳞次栉比，尤以海关大楼、汇丰银行、和平饭店、中国银行为代表。而23号的中国银行，是外滩众多建筑中唯一一幢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和建造的大楼，看上去和周围建筑风格一致，又融入了很多中国风格的细节，比如传统建筑式样的方形尖顶，栏杆和窗格处的镂空民族图样，是近代建筑东西结合的一个典范。不过，1927 年贝聿铭的父亲贝祖诒从香港来到上海管理中国银行时，这里还只是在德国总会旧楼基础上改建的营业楼，新楼从1934年才开始动工。

中银大厦。

　　在上海，贝祖诒加入了一帮具有现代思想的银行家和实业家组成的小集团，这个小集团以宋子文为中心。他们意识到，要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的境地，以一个提倡贸易、工业、现代教育和西式礼仪的新式中国逐渐取代旧中国，其中之一就是要在外汇领域维护自己的地位。在香港的十年磨炼已经使贝祖诒成为外汇业务专家，1930 年中国银行总处成立国外部，由贝祖诒兼任主任。此后，他在所有的商业港口开办外汇交易业务，并在世界各地开设了18家中国银行分行。住在租界区的贝家当时的生活也是西式的：贝祖诒总是穿着高领西装，梳着分头，参加俱乐部，打高尔夫球。

　　贝聿铭在2000年后设计苏州博物馆期间去上海时，曾去寻访以前住过的地方。他去了南京路和石门二路交界的圆弧形转角大楼，那里原来是中银宿舍；又去了后来居住的武康路378号，当时贝家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陈立夫、国民党中央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果夫、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等人是一条马路上的近邻。不过，如今再去寻访，这里已经改造成了艺术家、设计师、精品店汇集的时尚街区“武康庭”，以前的大部分花园洋房还在，但贝家那幢被拆除了。还有一处是南阳路170号的“贝家花园”，如今用作一个餐厅和精品酒店。

　　这幢钢混结构的小楼建于1934年，带有特殊的装饰艺术风格。从南入口进入，先是一个花园，其中假山、小桥、池塘、葡萄架等一应俱全，中央一座五角亭尤为特别，据说是寓意五行，而其中属金的一角正对大门。主楼为三层，酒店人员指引我从一侧“龙梯”向上参观。所谓“龙梯”是入口处雕刻的龙形装饰，楼梯从这里盘旋而上。而旁边一侧还有一部电梯，据说是上海第一部OTIS（奥的斯）电梯，现在仍可使用。主副楼之间的门廊照壁上也别有洞天，刻有一百个不同的篆体“寿”字。而附近不远处的铜仁路333号也和贝家有关，这里是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在上海的最后一个作品——著名的“绿房子”，一度是贝润生的五女婿吴同文的私宅。

位于上海南阳路170号的贝祖贻旧居“贝家花园” ，蔡小川摄。

　　贝聿铭初中在上海青年会中学就读，高中则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当时的圣约翰中学是美国圣公会教徒开办的一所昂贵的寄宿学校，致力于用西方的价值观教导中国上层家庭的孩子，贝聿铭在学校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贝聿铭后来回忆，他在上海接触了新的建筑、艺术和生活方式，会在周末和朋友们乘车去闹市区，常去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或者去桌球房打桌球。

　　他后来甚至把桌球视为一种灵感来源：“桌球是一种几何游戏，我爱玩，也玩得不错。它其实是一种向量，一种几何的向量，玩桌球可以了解几何，这一点是我后来才体会到的。同时，桌球也是一种策略游戏，其中确实存在一些作为建筑师所需具备的要素。”若干年后贝聿铭返回中国，还特地去了趟圣约翰中学旧址所在地，在原来的教室坐了一会儿。圣约翰中学如今成为华东政法大学的一个校区，很多老建筑还原样保留着。

上海国际饭店 。

　　在贝聿铭去打桌球和看电影时，附近的国际饭店也越来越高，这让他依稀看到了未来。“人家都说这幢楼要造24层，可我就是不相信！你想象一下，周围的楼都只有五层、六层、七层、八层，而这幢要有24层。所以每到周末我就会去看它慢慢升高……”如今的国际饭店在南京西路上当然不再那么突出，但在30年代，这幢深褐色的“24层大楼”有“远东第一高楼”之称，非常豪华，有当时最高级的客房200多间。贝聿铭自己找到了建筑师的信息，这幢楼同样是邬达克的作品，当时上海流行殖民地古典建筑，邬达克是这方面的大师。

　　当时的上海是很国际化的，因而也更开明和包容。我就在那里读中学，上海的许多新思想使我受益不少，我接触了新的建筑、艺术和生活方式。但上海是个既精彩又腐败的世界，我从上海学到的有好有坏。好的是我从上海约略地看到了我在苏州未曾见过的未来或是未来的开始。上海新盖的楼房对我显然影响不小，那时，上海已是越盖越高了，这是很特别的。苏州的房子大多是一两层或是三层，那已算是高的了；而上海当时却在盖10、20、30 层高的大楼。我就由此喜欢上了建筑。

卢浮宫。

　　从那时起，贝聿铭已经看到西方新建筑风格的萌芽，尤其被它所能达到的高度深深吸引了——“从那一刻起，我开始想做建筑师。”父亲贝祖诒与很多英国银行家有交往，很自然地建议儿子去英国读书，然而，贝聿铭已经被电影里常出现的美国迷住了。

　　他晚年回忆起上海的早期生活时说：“我几乎从不错过巴斯特·基顿（Buster Keaton）、哈罗德·洛德（Harold Lloyd）、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或平·克劳斯贝（Bing Crosby）的电影，这也是我当时选择去美国，而不是英国留学的原因。在我看来，美国的校园生活似乎充满了乐趣；我当时很年轻，希望过那种生活。”虽然他遵照父亲的要求参加了牛津大学的考试，但最终还是选择去美国读书，学习建筑。

　　以上内容节选自李菁、贾冬婷所著的《百年贝聿铭》一书。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