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状况为中国当代建筑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生长环境，而上海作为中国主要的设计中心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阅读中国当代建筑的理想切入点。大型设计机构在上海城市建设中扮演着主要角色，其中国有设计院这一中国特色的设计力量举足轻重。作为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的曾群，身处机构核心位置，操刀众多重要大型设计，亲历中国当代建筑演进。本次采访中，曾群谈及了机构状况、发展历程，以及个人立场等内容。

    记者：大型设计机构对中国当代城市的影响有目共睹，您可以说是其中的当事人。

    曾群：就现状而言，大型设计机构对中国建筑及城市的影响，或者说对设计行业的影响，应该是现象级的，可能没有其他国家有类似情况。我的这个角色，其实很难脱离这个现象来谈。而且中国很有意思，整个环境就像大海，在海里会发现大大小小的生物，当然也有像鲸鱼一样大的品种。

    如果从公共建筑角度来说，一、二线城市——特别一线城市——的地标型建筑，有非常大的一部分实际是由国外设计机构来进行方案设计；而项目后期，可能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国内这些大型机构来负责。这是一个技术实力的问题，在面对大型设计项目时，只有这些设计力量的管理和运作方式能够适应。但从建筑设计方案本身来说，我觉得挺悲哀的。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除了呼吁还要进行反省。

    记者：就中国建筑设计行业而言，从您的角度来看，是否存在非市场的影响因素？这种国有的企业身份与具体的设计行为之间是什么关系？

    曾群：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设计业其实就是一个充分竞争的行业了。同济设计院90年代就完全市场化、股份化了。可能除了一些特殊的项目希望大型机构来做外，绝大部分还是充分竞争的；而且最重要的还是看是否有成熟的技术措施，与在不在体制内无关。其实我觉得所谓的体制内状态有更多的束缚，反而在很多项目设计时，自己容易陷入到一种套路里，被情势裹挟，有时不得不去适应一些东西。如果换作个人的独立事务所，自由度可能高一点。但我觉得这是中国的现状，是很正常的，大家没必要去抱怨。

    “现实”这个概念很重要，但并不是向世俗低头的意思。如何把建筑学和当代的社会进行一个很好的融合——这对我们建筑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先讲怎么跟社会融合，再来讲个性、创意，讲自己，这样才更有意义，更有意思。有个性，其实容易得多，只要按自己的想法做什么、不做什么。对我来说，秉持社会性的视角更难，可能也更有意义。实际上中国的建筑师——特别在大机构里的——关心的一些东西是从来没有脱离社会的。

    记者：关于所谓“现实”，我们看到近年中国的发展，催生了很多中小型的事务所。那么大型设计机构是怎样一个状态？

    曾群：就机构来说，我觉得是量变引起质变。如果简单地做个划分，21世纪前10年是中国发展最快的阶段，这期间对于机构力量而言还是一个量变的过程；之后的质变分化阶段其实更加重要，你会发现很多大型机构现在衰败了。因为量变引起的质变不一定就是朝着好的方向，有可能体量大到一定程度，就出了问题。我曾经有个预测，20年之后，中国设计机构数量减少三分之一，不分大小，可能越大的机构萎缩得越快。

    记者：回看您的职业历程，其实体现了中国当代建筑师的一种成长轨迹。

    曾群：最开始时，我们这一代人首先把建筑作为一个谋生手段、一个职业。我一直说我的发展是自下而上的，甚至可以说从草根开始，然后直接面对职业需求，经过很多实践，慢慢开始思考一些问题。我们这一代在大院成长起来的设计师，包括原先在大院内后来独立执业现在做得很不错的一些，开始时也是很多类型的项目都做，但在这个过程中，遇到合适的时机，就能做出很好的东西，个人适时会有所领悟。

    这可能和现在的年轻人不太一样。现在可能是学术在先，知晓了很多理念、概念之后，再在实践中去尝试发展应用。

    记者：其实很多人都在上世纪90年代末到2000年初这段时间或多或少地发生改变。是因为来自外界的信息大量涌入中国吗？

    曾群：这是一部分原因，那时候进到中国来的信息是很混乱、多元的，而且其实国外的东西之前也能看到。更重要的是国内外开始进行双向交流，以前可能是单向的。另一方面，中国建筑界开始出现对不同可能性的探索，而且会得到赞许，在那之前几乎没有。2000年左右，中国对于建筑的接受度不比现在差。

    从建筑师角度看，2000年以后中国经济以及建设事业的高速发展，其实给了大家很多机会。缓解大家生存压力的同时，让很多人开始探索新的东西，诞生了不少个人事务所；而且之前在国外的很多人陆续回来，我也开始认识他们。我记得当时有次论坛，我们这种大院和小型事务所就都在一起讨论。现在比较少看到这种现象。那时候很多人都是在探索、摸索，之后到了大概2008年，基本各自都发展得挺好，不同阵营就出现了。

    记者：世纪之交那时对中国当代建筑来说确实是“多事之秋”。如果我们再具体到您的个体行为，在2002年时，您主创设计了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现在30岁出头的建筑师基本不可能再有这种机会。

    曾群：对，而且如果再早发生10年，假设我还是同样年龄，也很难实现，因为外部的价值判断是不允许这样做的。

    现在来看，芳菲苑也许称不上一个特别好的设计成果，只是当时在材料和做法方面，实现了一些比较敏感的突破。就像看电影一样，这部片子你说不清它怎么好，但它可能正是那个年代很希望看到的一个东西。对我个人来说，这事对学术没什么太大推动，只是由此得到了一些认可，增强了自己的信心，让我觉得可以进行一些不一样的尝试。

    记者：之后是怎样的设计状态？

    曾群：我做设计时，不像某些建筑师持续使用一种非常明确的语言。这些建筑师容易出名，容易有自己的标志，容易被人认识、传播。我认为那种更偏向艺术家，偏向个人化。这跟我的个性有关系，我不是一个总想要站在聚焦点上的人。而且，和我的这个角色也有关系，在这个机构平台上，很少有机会让你这样做。但更重要的是，我其实挺不喜欢那样的。每次应该有一些不一样的策略，这更能带来挑战。但这不是说没有侧重点。对我来说，场地及周边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建筑要开明，但同时也要有独立性格。协调不是说泯然众人。

    记者：我看到您的作品以大体量建筑为主，比如上海世博会主题馆这种巨型会展建筑。就建筑尺度，您怎么看？

    曾群：其实是两种类型：小建筑要把它做大，在丰富性上更复杂；大建筑反而要有“小”的策略，要注重建构体系逻辑的简练和清晰，更理性。

    从城市角度来看，会展建筑其实是城市临时建筑。建筑体本身当然不是临时的，而是对于每个使用者来说。虽然会展建筑也是城市大型建筑，但和美术馆、博物馆、大剧院不一样，那些也许需要很强的雕塑性或者纪念性，因为它们要成为城市的精神堡垒。会展建筑更像城市的储藏间，一个仓库。它立在那里，其中的展品一直在变化；它其实是一个容器，容纳临时内容在特定时间发生。我的态度就是用最简单明晰的策略去面对这样一个容器。

    记者：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标志性事件；1964年东京奥运会和1970年大阪世博会也算是战后日本的标志性事件。彼时日本出现了新陈代谢运动，影响深远。两国历史发展的异同无需赘言，但设计界的状况颇有启发。您作为上海世博会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曾群：我近十几年看到的最好的两个展览，一个是在日本看到的新陈代谢展览，另一个是纽约MoMA的拉美现代建筑展。两者集中表现了建筑对社会的影响力量。我一直非常喜欢那个时期的东西，但类似时代不会再来了，这是我很明确的一个观点。当代会出现几个人，但是很难出现一批人，都朝向共同或者相似的目标，这需要一个强大的精神支柱。

    因为建筑行业是一个传统行业，不是高科技。不论技术如何先进，它都带有某些手工艺成分。当代建筑学对社会的影响，显然不如现代主义时期以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不是一个中国的问题，可能是整个当代世界扁平化带来的一个结果。信息时代与以前不同。用某种建筑思潮来引领或推动社会，可能性越来越小了。

    建筑可能变得越来越像一个消费品，深层次的价值或是传统建筑学的内容其实是在被这个年代解构。建筑在社会层面、文化层面上所承载的意义，没那么大了。未来很难再出现某种建筑，它能引领一个时代或是成为一代文化标志。而且虽然大家会说中国发展得很快，但相对而言，我们还是比较平稳和温和的。中国还是一个非常讲究现实主义的环境。

    记者：那么如何看待理论和实践、畅想和现实的关系？

    曾群：理论超越实践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而且应该是这样。可反过来说，作为一个实践者，如何立足于现实来做未来的东西，如果不做到这一步的话，你的建筑是很难建成的。这其实就给我们一个启示：建造未来的现在可能才是最重要的。你所做的设计，应该说是对当代未来的表现，是在“现在”上面生长出来的。基于对现实的认识，去构想未来。对实践建筑师而言，这是很重要的。 

    记者：近年很多中小型独立事务所，展现了不少很有启发的理论和实践。您怎么看待他们与大型设计机构之间的关系？

    曾群：相辅相成，一定是这样。这是推动中国当代建筑往前进的两股非常重要的力量。事实上我个人可能处在两者之间。我是领导一个大的团队，但内部也有一个小团队，同时做很多研究，还做一些小型建筑。我希望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找到一个互相支持的证明——我觉得是可以做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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