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步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以往在经济高速发展中累积和被遮蔽的问题、矛盾和后遗症，在经济新常态中迅速抬头并集中表现为“城市问题”和“城市病”。

　　为应对这些问题、矛盾和挑战，党中央和国务院密集推出一系列的新政策和新实践。从内容上看，有的是全局性的，如《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有的是重点战略，如“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也有一些是专项工作，如全面二孩政策、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流转、特色小镇等。从性质上看，有的属于转型升级，有的属于补短板，有的属于创新实践。从实施效果上看，有些属于立竿见影，有些属于“小火温补”，有些目前还不是很明显。但上述这些新政策和新实践都是为了应对城市化挑战、促进城市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而谋划、布局和推进的。

　　进一步说，以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和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为代表，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治国理政新实践中，包含和运用了丰富的城市政治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生态学、城市规划学、城市社会学、城市管理学、城市文化学等新理论和新方法，并在不断融会贯通中建构出中国特色城市科学理论体系，揭示了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的基本框架和发展路径。而这些“始于中国城市，用于中国城市”的新的理念、政策和实践，在自身不断完善的同时，也全面深刻地重塑着中国城市的形态、功能和性格。

　　两种城市化模式的得与失

　　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大体上走过了两个阶段。一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政治型城市化是这一阶段的主导模式。这是一种以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需要为中心、一切服从于国家政治需要与政治利益的城市化模式。二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型城市化成为主导模式。这是一种以GDP为中心、一切服从于发展经济生产力的城市发展模式。

　　这两种模式各有各的历史合理性，同时也有各自的局限性。政治型城市化成就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是后来一切事业和奋斗的基础和母体。但其问题在于“政治”压抑了“经济”，导致城市人口减少、生产凋敝、城乡分化加剧、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普遍窘迫与贫困。经济型城市化最大的“得”是我国GDP总量跃升为世界第二，极大地提升了综合国力和城市竞争力。但最大的“失”是愈演愈烈的环境资源问题和社会人文问题，前者严重威胁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物质条件”，后者严重威胁到城市健康发展的“主体条件”。政治型城市化最大的后遗症是“政治与经济”“政府与市场”在边界上的不清晰和功能上的错位，而经济型城市化最突出的问题则是导致了“客观方面的环境资源紧张”和“主观方面的人文价值贫乏”，这些问题和矛盾在当下相互缠绕在一起，是造成我国“城市病”集中性爆发的深层原因，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予以解决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

　　我国城市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

　　这些长期累积、错综复杂的问题和矛盾，不可能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解决。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新实践中，深刻把握影响中国城市发展的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并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施新发展理念的方式，寻求我国城市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

　　首先，以理顺和协调“政府”和“市场”关系为核心，解决政治型城市化的后遗症。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推进城镇化要注意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并确立了“既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在创造制度环境、编制发展规划、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职能”的大政方针。

　　其次，以生态文明建设和文化强国建设为抓手，全面应对经济型城市化造成的各种顽疾和并发症。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201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首次提出“绿色化”概念，并将其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并列。在文化建设上，继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强国”建设目标后，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相继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等多个座谈会，极大地推进了我国文化领域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形成共识、统一思想和协调发展。

　　再次，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同年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在我国城市工作中贯彻五大发展理念，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五大发展理念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观念和发展方式的系统集成与理论自觉，为城市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健康发展提供了总体战略思路和科学评价标准。

　　以重建干部政绩考核标准引领城市发展方式转换

　　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党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的大背景下，“以GDP论英雄”成为考察干部工作政绩及评价城市竞争力的主要标准，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走向极端，由此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负面影响，出现城市化速度和质量不对等、规模和内涵不协调、面子和里子不匹配等问题。因此，建立科学的符合我国城市规律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以此为“指挥棒”引领城市管理者改变思维方式和政绩观，进而推动粗放型城市发展方式的转型，已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由之路。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新实践中，透过城市管理的复杂表象，洞悉其错综复杂的内在机制，旗帜鲜明地提出“不以GDP论英雄”，明确要“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2013年底，中组部印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规定各类考核考察不能仅把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作为政绩评价的主要指标，同时明确要求加大资源消耗、环境保护等指标的权重。

　　所谓“不破不立”，在解除了牢牢套在头上的“紧箍咒”的同时，党中央还把对干部的政绩考核与绿色发展等紧密结合起来。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引领形成新的发展观、政绩观。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为《福州古厝》作序时指出：发展经济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文物，保护好名城，同样也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二者同等重要。把政绩考核从单一的经济指标拓展到环境、民生、文化等方面，对于纠正一个时期以来以“唯GDP化”“房地产化”和“政绩工程化”为代表的城市粗放型发展方式起到了拨乱反正的重要作用。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