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城“不能再拆了”，可生活不能不变。十年前“北京国际设计周”启动，将“先锋”元素装进了老城胡同。一场漫长的实验就此展开。

　　里屋住着大儿子和媳妇，妈妈、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挤在外间，两张上下铺分别安置弟弟和妹妹，箱子上铺着席梦思当作妈妈的床。屋里所有孩子都已经成年。

　　20年前，一部《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让全国看到了首都百姓令人难以想象的局促生活。

　　20年后，这样的生活，仍是很多北京老城人民的日常。西城区白塔寺街道居民大力叔，老两口至今住着21平方米的房子。他的一户邻居，8平方米住了4口人，“进屋就上炕”。

　　对北京的胡同，我们可能所知甚少。北京胡同不仅是四世同堂和城南旧事，也不仅是“天棚鱼缸石榴树，老爷肥狗胖丫头”。光如厕和洗澡两件大事，就困扰了老城居民数十年。

　　如今公厕环境已经改善，但公共浴室的消失令洗澡越发麻烦。一些独院和生活水平较高的人家，接了管子和上下水道在家洗，有单位的在单位洗。大力叔家就自己弄了个下水道，凑合洗一洗。

　　老城“不能再拆了”，可生活不能不变。

　　北京正在实施的“城市更新”，可以追溯到近30年前——腾退一部分人口，在不大拆大建的框架下，通过市政改造、功能补齐和现代设计的引入，让胡同生活面貌发生改变。

　　十年前“北京国际设计周” 启动，将设计师们天马行空的思维装进了老城胡同。北京的城市更新从而融入了更多现代思维。每年秋天，一周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国际国内知名设计师的项目在北京老城各个片区展示。

　　城市深处，现代碰撞传统。一场漫长的实验就此展开。

日本设计师青山周平领衔打造的“树下屋”。图/B.L.U.E事务所

　　胡同里的青山周平

　　大栅栏、白塔寺、前门，如今在这些有着六七百年历史的片区里，你打开一扇四合院的门，会不知道眼前出现的，是哪一个世纪。在白塔寺宫门口二条14号，沿街是一间窗明几净的咖啡厅，穿过咖啡厅进入院里，眼前陡然升起一道狭长的砖墙，像一块石碑高达屋顶。

　　老青砖是保留下来的，背后其实隐藏着楼梯。拾阶而上到达屋顶天台，目光越过树杈，正好落在不远处的妙应寺白塔上。

　　院里加建的建筑全部拆除，8户人家被改造成6间客房，每个房间通过天窗增加采光。这个名为“树下屋”的院子，现在是一家民宿。设计团队的牵头人是青山周平，近年在中国声名鹊起的新生代日本建筑师。

　　院落的设计既是现代的，也延续了一些传统。比如，杂院的生活空间相对开放，邻里之间可以交流，而酒店是私密的。“树下屋”希望融合二者，不仅有咖啡厅、院落这样的公共空间，还把客房立面设计为落地玻璃，将看书、聊天等相对公共的功能区布置在窗边，客人可以看到彼此，像邻里一样打招呼。

　　科幻作家郝景芳也入驻了白塔寺的一个院落。她创立的儿童教育机构“童行书院”，落脚在宫门口四条36号。这个150平米的大杂院，被著名设计师张轲团队彻底重塑，分成一个连续开放空间、一个居住单元和一个综合服务单元三个层次的“共生院”，既作为教育活动空间，也充当郝景芳的个人工作室。

　　操盘国际级大项目的知名建筑师，在胡同留下一个个小而美的作品，成为了网红地。

　　隈研吾、朱小地、马岩松等七位国际级建筑设计师，在前门和崇文门之间的打磨厂胡同，同时打造了七个院落样本。老苏联医院的218号，被马岩松改造成了网红建筑“胡同泡泡”；瑞华染料行旧址外部保留了历史面貌，里面成了共享办公区；清末协和医院旧址220号院原已残破不堪，被隈研吾改造后，现在入住了建筑咨询公司。

　　大栅栏的杨梅竹斜街，被誉为“北京最美街巷”，这条老街上的整体视觉是日本设计师原研哉设计的，设计感贯穿了整条街道。很多院子交给知名设计师改造，复古风格书店模范书局在这儿开了第一家店，Soloist咖啡店、铃木食堂等“网红”店，都有独特的建筑调性。

　　一些院落的设计呈现出了某种先锋姿态。张轲团队是杨梅竹斜街53号院“微胡同”项目的设计者。整间院子“被掏空”，前厅为一个开放的活动空间，后院5个小“木屋”像盒子一样，有的落在地下，有的悬挂在墙壁上，如一个创意大胆的话剧舞台，又像是有诸多变化的艺术装置。

“微胡同”项目。图/标准营造事务所

　　“看不懂”的先锋建筑

　　北京胡同设计中的“先锋”元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与北京国际设计周的“联姻”。然而，这些天马行空的胡同设计实验，一开始曾遭遇了老北京人的拒绝。

　　两年前，青龙胡同引入国际知名的哥本哈根城市更新团队，利用北欧经验实施整体更新，创新地盘出一条4公里的“青龙活力之环”。自改造启动，北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副主任王昱东就一直听到居民投诉，说施工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胡同里禁止停车，居民不得不停到远处，也招致了抱怨。

　　反对声音最大的，是一些土生土长的社区居民。白塔寺街道居民高阿姨告诉记者，她希望这些腾出来的空间能“给居民分一分”，大伙儿住得宽敞点。

　　居民的生活空间确实过于逼仄。高阿姨同院十几户邻居，大多数一户就一间房，十一二平方米左右，她跟老伴住20来平方米，算是宽敞的了。白塔寺地区50%以上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不足10平方米，70%居住建筑质量堪忧，68%没有独立厕所。高阿姨去看过那些漂亮的新院子，但不知道有什么用。

　　一些院落在传统中大胆引入现代设计理念。“微胡同”由标准营造建筑事务所设计，目的是探索在传统胡同局限的空间中，创造供多人居住的超小型社会住宅的可能性。设计师希望它承继胡同的亲密空间，复兴其社会性能，但形态上又是全新的。这是一次建造实验。

　　“我们想用一些新的设计，给大家感官上的刺激。”王昱东这样解释“实验”的初衷。他认为，胡同里的生活几十年不变，“激进”的设计，可以让居民看到现代生活的可能性。

　　杨梅竹斜街的保护修缮项目2010年启动，当时在北京首次提出城市有机更新、软性生长的模式。前一年举办首届的北京国际设计周，参与进杨梅竹斜街项目中。

　　起步之初，设计周就把城市更新作为内容板块之一。这在全球是罕见的——国外设计周几乎都以工业设计为主，只有北京的设计周文化特色鲜明，还纳入了城市更新。

　　2017年出台的北京新版城市总体规划明确，老城内不再拆除胡同和四合院，推进历史文化街区、风貌协调区及其他成片传统平房区的保护和有机更新。“有机更新”替代“老城改造”，成为老城发展的方向。

　　在王昱东看来，“修旧如旧”是文物保护的方法，不是城市更新的办法，居民都是21世纪的人，要用新的生活方式满足大家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现代的建筑设计要进胡同，我们的理念‘新生于旧’，强调的是‘新’。”

　　他不讳言，正在胡同里进行的更新计划，有着实验的色彩。一些设计如果没有很好的用途，以后会被拆除，再引入其他设计。“现在不知道到底什么方法是最好的，或者说，永远没有最好的方法。”

大栅栏煤东社区的“百姓之家”，这个由腾退院落改造的空间，综合了食堂、洗衣、洗浴、物业报修、饮用水等生活功能。新京报记者浦峰 摄

　　被补齐的胡同短板

　　高阿姨所在的街道，“白塔寺再生计划”已经实施了5年。

　　作为白塔寺城市更新实施主体，西城区属国企北京华融金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王玉熙看来，散点式的院落更新，并不是老城面临的根本问题。

　　他将老城真正的问题归结为三个方面：居住空间不能满足居民生活需求，基础设施严重短缺，公共空间缺乏。这几个核心问题都不是院落更新能够解决的。

　　这5年，白塔寺摸索出城市更新的三个层次：宏观的系统性街区规划；中观的片区、街道提升，如环境整治、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等；微观的院落改造。

　　今年国庆节之后，大栅栏煤东社区的“百姓之家”开张，这个由腾退院落改造的空间，综合了食堂、洗衣、洗浴、物业报修、饮用水等生活功能。

　　运营方天宝伟业物业煤东项目经理齐生金告诉记者，这里提供的都是惠民价格——洗浴一小时6块，洗衣服2块钱一桶，直饮水2毛钱一升，每天上午会根据需要引入理发、配钥匙等人员，解决附近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另一些新的空间，弥补了公共活动场所的短缺。

　　现在，高阿姨每天都要去白塔寺街道宫门口东岔的“会客厅”坐坐。这间临街的两层小楼，摆满了胡同生活的老物件。每周固定时间，高阿姨与街坊在这里参加三个半天的缝补社和编织社活动。

　　痴迷做鸽哨的大力叔，在二楼拥有了一个工作台，摆满了他搜罗来的原材料。他可以在这里安静地创作。

　　曾在质疑声中开工的青龙胡同，也渐渐收获了居民的支持。密密麻麻的架空线全部入地，坑坑洼洼的地面被填平，车辆全部停入地下。在满满当当的胡同里，丹麦设计师硬是“抠”出了几个三角地花园和休闲广场，增添绿化、座椅和休闲设施，让街区“透了气”。

　　“居民享受到便利以后，主动来找我们，‘怎么不弄我们那条胡同？’‘怎么不弄干道外的支线胡同’‘怎么不进院？’”王昱东说。

　　杨梅竹斜街上的居民也在发生改变。广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北京大栅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徐正榕发现，居民更加主动地维护环境了。有人自费绿化了自家门前，很多项目实施遇到的阻力在减小。广安控股旗下的大栅栏投资公司，是大栅栏更新计划的实施主体。

　　“让居民一个带一个参与进来，这比什么都重要。”徐正榕说，社区居民的参与和社区文化的重构，是未来的主要方向。

　　王昱东也指出，很多片区的城市更新，是因出挑的院落改造项目受到关注。但是，每个地区有机更新的首要任务，都是补齐民生那块短板。

白塔寺街道宫门口东岔“会客厅”，这间临街的两层小楼可直接看到白塔寺，二楼有缝补社、编织社和劳作社。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北京不再是“一个圈写个拆”

　　徐正榕也时而感到矛盾。大栅栏更新计划实施10年，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他不敢称之为“模式”。

　　他说，北京对老城保护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但与其相适应的有机更新配套政策，比如房屋的规划、使用用途、市政配套、项目审批流程等，尚待进一步明确。十年里，老城保护的政策不断微调。实施方自主进行的模式创新，也始终在小步探索。

　　例如“平移并院”的设想。有的院子十户人家，八户自愿腾退走了，两户不愿走。大栅栏投资公司希望让不愿腾退的居民合并到一些院子里，空出另一些院子，以便整体保护利用。但涉及具体调换面积、适度补偿、操作流程等，情况十分复杂，需要依托整体政策、居民具体情况来实施。

　　再比如“共生院”模式。留下的两户居民继续住着，在改善居民居住环境的同时，将另外八户腾退的房屋开发成公共服务空间，或者工作室、公寓等。

　　但确实已经有些经验可以输出。北京的城市更新由政府主导，主要由国企作为实施主体，设计周则作为拥有丰富设计资源的平台，补上了另一块重要的拼图。

　　北京设计周对城市更新的推动，影响了国内其他城市的设计周。以设计周为平台，王昱东向苏州、珠海、青岛等其他城市推广起北京经验。

　　他最先推广的是具体的技术，例如小规模取暖和公厕改造方面，北京已经有很好的经验。青龙胡同最新的公厕既有现代化的设计：合理的男女坑位比例和第三空间，也保留了涮马桶的传统功能。王昱东称之为“社区厕所”，而不是公共厕所。

　　去年一期改造完成的青龙胡同，很多北京人都不太熟悉，却在欧洲有了不小的名气。为了青龙胡同，“国际网红”丹麦王储两次专程来到北京，哥本哈根团队也在欧洲为青龙宣传。欧洲设计界很多人都知道了，北京有一个青龙。而多年前，北京设计周就将杨梅竹斜街带到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标准营造事务所在大栅栏茶儿胡同8号的“微杂院”项目，则获得了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建筑奖项之一“阿卡汗建筑奖”。

　　在国际设计周平台上，北京的形象逐步被重塑。

　　“最重要的就是让世界知道中国，尤其是北京，不再是‘一个圈写个拆’。” 王昱东说，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如今我们在很细致地像绣花一样做城市更新。

　　“每一个设计师都是一个‘喇叭’，他们会把作品带出去。”王昱东说，北京国际设计周将设计师引入胡同，点燃了他们的热情，青山周平就是因为在胡同里的这些项目，名气有了很大提升。“现在国内设计师没有一个城市更新的案例，都觉得缺点什么。”

茶儿胡同8号，标准营造事务所改造成“微杂院”项目，树下加建的厨房被改成迷你艺术空间，四周腾退房屋成了图书室等活动空间。目前院内还有少数居民居住，形成“共生院”模式。该项目曾获“阿卡汗建筑奖”。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从纠结到共识

　　王昱东发现，现在北京各个街道主任都在谈论“有机更新”。北京国际设计周今年适逢十周年，在青云胡同做了一个总结性的“新生于旧”的展览，呈现北京城市更新十年历程，也展示国外城市更新案例。

　　展览内容计划出版，王昱东准备给北京所有街道办主任都送一本，“我们北京的街道主任得有不同的眼光”。

　　时至今日，城市更新的理念已经成为各方共识。这是长达近30年纠结与反复的结果。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赵幸等人曾撰文梳理，1990年，北京公布第一批25片历史文化街区名单，次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建立文物、历史文化街区、老城整体3个层次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北京政策化的老城保护，似乎按下启动键。

　　然而几乎同时，另一项政策却将老城推向了相反的轨道。

　　《加快北京市危旧房改造的决定》1992年出台，土地有偿出让政策随市场经济一起到来，许多大规模房地产项目的推土机，打着“危改”的名义开进老城。截至2003年，北京老城内确定了137个危改项目，面积20.64平方公里，占老城总面积的1/3。

　　“文物破坏最严重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甚至超过‘文革’。”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著名文物保护专家谢辰生曾如此判断。

　　他回忆，上世纪90年代中期，每年有将近600条胡同消失。美术馆后街著名学者赵紫宸和赵萝蕤故居，康有为成立“保国会”的粤东新馆，广渠门内大街的曹雪芹故居等一一被夷为平地，他亲眼见证，奔走呼告，无力挽回。直到21世纪，梁思成故居、孟端胡同45号等精致的院落，也没有保住。

　　2001年、2002年，《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和《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相继编制完成。2004年出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明确提出，“坚持（老城）总体保护，积极探索小规模渐进式有机更新的方法”。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大拆大建，到21世纪初保护政策加严，这十几年发生了什么？从谢辰生的回忆中能看出，文保界从未放弃争取和抗争，近几任北京市主政者对老城保护也更加重视。

　　不断试错、修正、反思，近30年老城保护遭遇的最大障碍，是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文物保护的必要性和严肃性逐步上升，直到2017年，北京新版城市总体规划明确：“老城内不再拆除胡同和四合院”，中共中央、国务院批示：“老城不能再拆”。

　　一锤定音，几十年来艰难凝聚的共识，至此上升为政策。有机更新，也被确定为历史文化街区、风貌协调区及其他成片传统平房区的保护思路。

　　王昱东回忆，十年前，设计周参与大栅栏更新计划，在市区两级政府支持下，也只敢做一些“很小的动作”。十年后，各区尤其是城市核心区纷纷大力推动，形成气候。

　　街区更新成为政府、企业、社会机构、居民等各方共同参与的事情。徐正榕说，随着大栅栏更新计划从试点走向全面发展阶段，目前正在积极推进“社区共建”。

　　如今，北京城市更新又加入了新的参与方：民营企业。

　　由于投资规模大、回报周期长，且具有相当的公益性质，此前城市更新一直主要依托国企。今年，一些民营企业也加入进来，一家房地产企业将多个旧楼改造成了青年公寓。在增量有限的市场上，房地产企业希望以介入城市更新的方式盘活增量，它们也为城市更新增加了新的资金、资源和创意。

不染川艺术空间，是“白塔寺再生计划”的一件作品，旧称白塔寺胡同美术馆。不染川艺术空间定期举办展览，进行实验性的美术馆实践，为参访者和当地居民带来纯净美好的艺术体验，营造持续的人文氛围。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城市更新是永远持续的过程

　　这场实验，或许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现在华融金盈总经理李茹最关心的，是如何把腾退的院落都经营利用起来。白塔寺片区腾退了90多个院子，改造和利用的大概一半，还有一半仍然闲置着。她希望能尽快通过引进文创、办公等产业实现运营。

　　大力叔虽然有了鸽哨工作室，但洗澡问题还没有解决，狭小的生活空间似乎更是难以改变。

　　还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可以解决张大民们的生活问题。

　　城市更新的实施者们感觉到，与当地居民的沟通磨合、对街区发展的渐进摸索、初期概念与具体实施之间的差异、对入驻业态的严格把控……都让步调快不起来。“城市更新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点滴积累。”李茹说。

　　设计周只是一个活动平台，并没有城市建设的决策权。“我们一根电线杆都拔不了，”王昱东说，胡同上空蜘蛛网似的架空线，每根线背后都是“强势部门”。好在随着城市更新的地位提升，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支持力度加大，他们一年之内，就在1公里的青龙胡同“拔”了上百根电线杆。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副主任张悦，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参与城市更新，他在接受《世界建筑》访谈时谈及，北京城市更新采取的是自上而下模式，政府和国资是主导力量，民企和居民的建设行为和边界没有明确规范。他建议划定好自上而下管控的界线，在允许范围内让社会力量大胆进入创新，提出解决老城问题的办法。

　　不仅是百年以上的老城区，一些当代社区也在慢慢衰老，城市更新成为新的选择。

　　一声令下，成百上千支雷管同时引爆，一幢大楼瞬间裂成碎片，掀起滚滚烟尘。这样的爆破场景，曾被电视一再直播。“现在爆破明显减少了，因为很多问题可以用有机更新的办法解决。”王昱东说。

　　除了一些建筑质量确实已经出现问题，另一些大楼被放弃的原因，在于没有电梯、水电系统老旧等问题。很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的大楼已经出现这些病症，有机更新提供了解决之策，不需要推倒重建。

　　“等到老城区改好了，新城区也老了。”王昱东说，“城市更新会是一个永远持续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