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03年的“非典”侵袭之后，一场由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所引发的肺炎又一次在春节前后爆发和蔓延。这类冠状病毒的新型毒株相比于SARS传染性更强，世界卫生组织同时也宣布，将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那么，如何及时避免或是消减公共卫生危机的发生和危害呢？在全国上下众志成城、奋战疫情的严峻形势下，这已成为每一个人都不得不面对和反思的问题。

　　从学理上说，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是导致传染病疫情的三大环节，而化解公共卫生危机的基本路径就是从这三个环节入手：隔离传染源（如患者及动物）、切断传染途径（如空气、飞沫、蚊虫等）和保护易感人群。其中，环节一的成功与否主要依赖于医务工作者的专业工作和职业精神，而环节二的有效与否更多地取决于相关部门的防疫消杀工作和大众良好的卫生习惯，相对而言，我们规划工作者们或许可以赋予环节三（保护易感人群）更多的人文关怀和专业思考。

　　在各类易感人群中，除了要对医学意义上缺乏特异性免疫力和抵抗力较弱的个体进行保护外，还特别需要关注社会学意义上的一大类易感人群——流动人口。该人群因为规模庞大、频繁流动而面临着接触传染源的高风险，极易在不知情的状态下感染和携带病毒，即使患病往往也无法及时就诊和隔离，从而由易感者转化为新的“受害者+传染源”，并在客观上导致疫情的进一步扩散。

　　回溯历史，传染病一直是威胁人类健康、造成公共卫生危机的主要杀手，且往往是伴随着不同人群不同目的流动而在不同的空间流转和扩散：从汉代随大量战俘流入中国的天花，到十字军东征从中亚疫区带回欧洲的鼠疫，从欧洲殖民者征服新大陆的致命武器天花，再到因世界贸易和商旅而流出印度的霍乱……在每一次新疫情的发生和扩散背后，我们几乎都能看到各类人口大范围、大规模流动的身影，他们既是拥有不同目标和身份的易感人群，也可能是疫情中潜在的受害者和传染源。

　　因此，我们呼吁：要充分关注和保护当前数以亿计的流动人口，让这一易感人群远离成为“受害者+传染源”的双重风险！

　　按照流动的性质或原因划分，流动人口一般包括社会型和经济型两类。其中，前者是指因随迁家属、投亲靠友、退休退职等原因而流动的人口，其流动具有零散、随机和非常态的特征；而后者是指因工作调动、分配就业、学习培训等原因而参与城市各种经济活动的人口，其典型代表即是以谋生营利为主要目的、进入城市就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人员（《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2017年该人群已增至28652万人），在流动上已明显不同于社会型流动人口，具有规模化、常态性和长期必需之特征。因此在应战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亟需针对这一庞大的经济型暂住人口给与专门的关注和充分的保护，而不仅仅是通过“堵、封、隔”进行一刀切式管控。

　　考虑到建筑业、商业服务业、制造业是当前城市吸纳进城务工人员的三大主流行业，我们可以结合其不同的就业方向和居住空间分类施策，通过提升社区治理水平来实现流动人口的有效保护和管控。

　　建筑业从业人口

　　在居住方式上以企业的统一住宿安排以为主，在居住空间上则以工地现场的工棚为主，并随着工程项目的变化而不断流转和拆建。考虑到工棚型空间的临时性和功能单一性，其每一次选址和搭建除了要满足基本的人均居住面积标准和灵活多变的单元组装要求外，还建议将“健康影响评估”环节纳入这一临时性社区的规建与管理过程，由规划部门联合公共卫生部门确立评估程序、展开健康评估和保护务工人员，评估内容须涉及：工棚是否能满足进城务工人员的通风、采光、安全等健康卫生需求，是否定期展开社区的防疫消杀工作，周边社区是否配建有设备和物资完善、可有效分区隔离的医疗设施等。

　　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口

　　在居住方式上以自租型为主，在居住空间上无论是散租散居还是自发聚居，其从空间到人口均已成为城市大居住体系中混合难分的一部分。因此在应对疫情时，需要双管齐下：一方面在空间上，由城市统筹部署、分层构筑覆盖了流动人口的防疫责任单元，在城市层面重点建立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体系，而在社区层面重点建立公共卫生与疾病预防体系；另一方面在人口上，则需要针对进城务工人员实行专门化、网格化的保护和管控，即：以社区为单位，对重点疫区的流动人口展开“拉网式”摸底、访查和健康评估工作，并同公共卫生部门确立联动保健机制，同时按照“谁出租、谁负责”原则采集流动人口信息、分片按人落实防疫责任。　

　　制造业从业人口

　　在居住方式上同样以企业的统一住宿安排为主，但在居住空间上以集体宿舍和公寓为主。这类统建的聚居空间既不同于临时性的工棚型空间，也不同于大混居的自租型空间，具有空间相对独立和人口构成同质之特点。因此，可以更集中地考虑如何提升社区作为生活基本单元的治理能力、发挥其面向公共健康的进城务工人员保护和管控职能。主要内容包括：以社区为单元，加强公共卫生的防疫消杀工作，加强疫情监控、防控措施宣传；阶段性实行“封闭式管理”，建立联动的社区安全与综合治理机制，共同实现对外来人员、车辆进出的报备排查和跟踪管理；社区为流动人口搭建在生活上互通互助的机制平台，企业则为务工人员提供从工作到生活的全面支持和温情关怀等等。

　　通过分类施策、分层构筑和分片落实，融流动人口的保护和管控于社区治理之中，让这一易感人群远离疫情的“受害者+传染源”身份，也让这一流动人群逐渐建立对社区乃至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进而促成进城务工人员在务工城市的真正定居。这不仅有利于日后公共卫生危机的应对和“健康中国”的建设，更是新型城镇化下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长期所望。（感谢东南大学医学院张莹老师在本文撰写过程中所提供的专业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