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城乡建设，特别是城乡居住形态的构造，如何能适应人们健康生活的需要？这是此次疫情引起人们反思的重要话题之一。一种有代表性的看法认为，人们如果维持乡村人口为主的城乡社会结构，就有利于防止类似新冠肺炎这类传染病的发生或扩大。这种看法非常片面，批评城市化、夸大乡村社会的好处，是知识界的一种“流行病”，一有机会就泛起涟漪，不免令人忧虑。

　　人类生活面对多种难题，疫病只是其中一种。不同类型的城乡人口布局也会面临不同的难题，不存在“百利而无一害”的人口布局模式。但从人类历史进步的轨迹看，高度城市化的人口布局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更高水准，反映了人类更强大的生存能力。即使是应对疫病流行，高度城市化的人口布局，也是利大于弊。

　　至于乡村居住形态是否有利于疫情防控，还需具体分析。在与社会经济现代化相适应、以城市化为主导的城乡人口布局之下，乡村居住形态当然有利于控制疫病传播。农业经济发达的特征是专业农户分散居住，例如我国的农业经济规模如果放置在美国，相当于我国现在平均每个自然村只有一两户专业农民。换成与我国人口密度相近的欧洲国家相比较，在农业区一个居民点的人口也不会太多。如果我们能形成类似农村人口布局和居住形态，遏制病毒传播的条件就会好许多。

　　但是，城乡二元结构之下的乡村地区是平均上百户人家的连片居住村庄，这对疫情防控并没有多少好处。何况我国现在的村庄基本都是真正的农户与已经脱离农业的居民混合居住，农村熟人社会还有比较完整的形态。且不说农村居民之间有经常相互串门、推杯举盏的习俗，容易传播疾病，更大的问题在于农村这种不大不小的居民点很难建设完备有效的公共服务设施。在历史上，我国农村地区就经常发生区域性的胃肠型流行病。

　　人们设想通过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来解决流行病防控问题，“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虽然政策上希望每个几十户人家的居民点都拥有一些公共服务设施，但建好、用好这些缺乏规模经济的设施的代价十分巨大。欧美当然也有这种规模的居民点，但这种居民点内大多不是农业人口，他们的收入可能超过城市平均水平，有能力支付相对昂贵的基础设施运转费用。在我们国家，国家财政根本无法让约300万个这类居民点享有城市水平的公共服务。

　　调查发现，现有的乡村公共设施已存在利用率不足、维护费用难以为继的问题。现行做法只是延缓了我国城市化的速度。从长远看，大量乡村建设的投入将无法获得效益。幸好国家将此次疫情比较有效地控制在了城市范围内，使我国绝大部分农业居民区基本未受病毒传染。实际上农业居民与非农业居民混合居住很容易将疾病传给农业居民，一旦发生了后一种情形，我国农业生产将会遭受重大影响，问题的严重性将远超现在。

　　高度城市化就会产生加剧疫病传染的条件么？这也要具体分析。从欧美国家的疫情发展情形看，他们的疾病传染速度快，主要与聚集性活动多又不注意防护有关。但他们的居住形态对疫情防控是有利的。居民大部分居住在独栋房屋中，有利于防止疾病传染。除去这个条件，以欧美人对疫情防控的态度来看，恐怕情况会比现在严重很多倍。设想人们对疫病的态度不变，单单使欧美国家的城市化水平退回到100年前会如何？当然会更可怕。1918年欧洲疫情的后果就是证明，那个时代欧洲的城市化水平总体上还不及我国现在。所以，不能片面认为城市化会加剧疫情扩散。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应该认识到，对我国城乡建设思路做一个根本性调整，十分有必要。在此提出三点建议：一是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城市化，同时要改变城市居民的居住形态。现行的城乡土地规划管理制度，将居民住宅建设用地占城市建成区的比例压缩在一个很低的水平（25%左右），导致我国城市存在居住贫困与房价畸高问题，这是我国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发生的源头。严重的城乡“人户分离”现象导致年年发生人口流动潮汐，这次疫情防控期间的“复工难”便与此有关。城市居民拥挤在高层居民楼里，遇到疫情防控期间的出门难题，使居民本来就具有的“高楼生活候群症”更加严重，加剧居民对疫情防控的抵触心理。凡此种种，都与城乡土地规划管理制度有关，借此次疫情防控，需要深刻反思。

　　二是要在城市化过程中，大力推进小城市建设，并使小城市合理布局，以保证我国大部分农户能在半小时车程内进入城市。这是一个国际性经验，由此基本可以确保农业居民与城市居民共享城市的公共服务，形成“可及性”的公共服务供给条件。这种条件下，也可以认为是形成了100%的城市化率，农业居民的总体生活质量会高于城市水平。

　　三是要重视农业区小型居民点建设。据预测，当我国农业居民减少到3000万户以下时，人口流动速度就会减慢，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城乡人口布局。这时，我国农业居民点的平均规模可以在10户以下，这种居民点如果设计得好，将有利于防控疫病，从而有利于农业经济安全，这将成为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支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