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伊始，新冠疫情重击武汉并波及全国，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打响抗疫阻击战，历经一个多月的奋战，抗疫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果。围绕这次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各行各业都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反思，积极为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完善出谋划策。作为城乡规划工作者，我们很遗憾不能像白衣天使一样战斗在抗疫第一线，但立足城镇化和城乡规划视角，同样需要思考防疫控疫之策。

　　首先，城市流动人口“稳定居住”政策的落实更显迫切。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以数以亿计的流动人口作为支撑。受制于户籍、住房和社会保障等体制机制，大量外来务工人口无法在就业地区稳定居住下来，每到春节都会形成世界罕见的春运大潮。长期以来，我们关注的重点是如何保障运力，近年来国家修建了大量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让春运不再成为“人在囧途”。但当疫情来临之时，高速密集的春运恰恰成为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在这一特殊时期我们认识到只有让流动人口“稳定居住”下来，才能阻断疫情的扩散传播。2015年初我国即提出“扎实推进‘三个一亿人’的城镇化方案，一是要促进一亿人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二是引导一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三是改造约一亿人居住的城市棚户区和城中村”，这对于稳定人口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但总体而言，五年来与之相匹配的户籍、住房、教育、医疗等配套改革仍然举步维艰，希望本次疫情能够成为一个契机，让“三个一亿人”尽早实现定居、安居梦想。

　　第二，我国“多元平衡”城镇化道路的落实更显必要。长期以来，到底是走“超大城市和中心城市辐射型为主的集中式城市化模式”，还是走“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主导的分散式城镇化模式”，在学术界一直是众说纷纭。近二十年来，为应对全球化竞争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人口、产业向区域中心城市集聚成为主流，大城市越来越成为中国人向往的居住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口号深入人心。但在疫情来临时，人口高密度聚居的大城市里原本繁忙的公共交通停摆，繁华的高层公寓、办公楼宇和商场超市都成为疫情传播的重灾区，人们开始纷纷向往小城镇和乡村的生活，田园牧歌成为90后的新梦想。我们当然不能因噎废食，但同时应该反思我国是否应该加快构建更加“多元平衡”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深入落实“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在坚持以城镇群作为我国城镇化主体形态的前提下，通过经济、投资、土地等政策进行逆向调节，适度控制城市群中心城市规模，着力加快人口密度较低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步伐，助力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能力，保障我国社会经济的稳定持续运行。

　　第三，老龄化社会下乡养老的需求落实更显重要。本次新冠疫情，老年人属于易感人群，同时因为老年人多伴有基础性疾病，因此感染者的死亡率普遍高于其他群体。大中城市因为具备较好的医疗条件，自然成为绝大多数老年人的理想养老之地。2018年北上广深四大城市人口预期寿命都超过80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只要条件允许，老年人用脚投票都愿意选择在大中城市安度晚年。但当疫情来临时，生活在这些城市的老年人也将面临着更高的被感染风险。以武汉为例，疫情爆发造成医疗资源极度短缺，一方面是大量被感染的老年人无法及时就医，另一方面是普通老年病患也无法就医。这使得我们反思，老年人聚集在大中城市养老是否是最好的选择？如果能够在城市群周边的乡村地区生活，既可以享受到中心城市的医疗资源，又可以获得更加安全的防疫隔离，是不是更有利于保障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乡村地区人口密度低、贴近自然田园、社会关系简单，不仅有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也有利于传承中国耕读文化传统。建议能够以此次疫情为契机，着力推进城市群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将城市群乡村地区发展与城乡居民养老需求结合起来，破除户籍、土地、社保等门槛制约，为老年人下乡养老提供更加安全、便利、宜居的生活环境，同步带动乡村地区公共卫生配套设施和服务能力的提升。

　　以上不成熟的思考，难解新冠疫情之急，仅希望能够为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提供参考。祝愿抗击新冠疫情阻击战早日取得成功，祝愿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勇士们平安归来，祝愿祖国经此一疫变得更加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