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淌千年的汾河滋养了三晋大地，但早些年一度“有河无水，有水皆污，遍体鳞伤”。3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到山西考察，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近日，总书记再赴山西，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对汾河沿岸生态环境的沧桑巨变表示欣慰。大国领袖对于一条河流的治理念兹在兹，源于历史的传承，也饱含时代的思考。 大江大河从来与人类文明兴衰密切相关。有学者概括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其中之一就是“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两千多年中，这条母亲河“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一定意义上，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与水旱灾害持续斗争的历史，这催生了中国人“海晏河清、四海安澜”的太平理想，孕育了大一统、集体主义等人文传统，也决定了治水成为治国安邦的重要内容。 中国被冠以“治水社会”之名，但历史上一直陷于“频年修治，频年冲决”的循环。新中国成立之前，国贫民弱，山河破碎，水系紊乱，河道长期失治，堤防残破不堪，水利设施寥寥。“为政之要，其枢在水”，毛泽东同志在瑞金时期就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集中有限财力投入攸关国计民生的水利项目，相继开展了对淮河、海河、黄河、长江等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发动群众在全国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水利更是被摆到了国民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的首位，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小浪底等一大批重点水利工程陆续开工兴建。如今，近10万座水库、超过30万公里的江河堤防，让“两年一小灾、三年一大灾”的局面得以彻底改变。

　　洪患频发的威胁虽已基本解除，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江河断流、湖库淤积、地下水超采、水污染频发等水问题也在出现。治水兴水的得失，既关系各地自身的发展质量和可持续性，也关系全国生态环境大格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就系统治水作出部署，明确提出了新时期治水的新思路，那就是突破就水治水的片面性，统筹兼顾各种要素、协调各方关系，把局部问题放在整个生态系统中来解决。这意味着中国治水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从单一地除水害兴水利，解决洪涝、干旱、供水等老问题，拓展到水资源保护、水系景观建设、水系生态修复等新维度。立足山水林田湖这一生命共同体，我们要推动的是治水与治山、治林、治田的有机结合，要追求的是天蓝、山绿、水清、人和的美好图景。

　　从“求生存”“盼温饱”，到“求生态”“盼环保”，今日中国的治水理念正在发生着历史性变化。在这背后，治水为民、治水惠民的根本目标一以贯之。历朝历代水患为何难治？除了受制于农耕时代薄弱的生产力水平和落后的技术手段，很大程度上还受制于松散的社会形态，封建王朝的服务责任和公共职能也极其有限。与之相比，我们党治水的初心始终如一，就是兴利、除害、富国、惠民。“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人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与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结合起来，号召力、行动力是前人所无法比拟的。为三峡蓄水，18年间140万人告别故土；为南水北调，7个省市100多个县齐心协力……正是这些奉献与付出，创造了世界水利史上的奇迹。而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更进一步升级了治水理念，让发展更有温度、幸福更有质感，不断提亮着全面小康的成色。

　　治国如治水，治水正是中国治理的缩影。执政为民的基本理念，凝心聚力的国家制度，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民族精神，是守八方平安、筑江河安澜的根本保证，也是中国穿越风雨、走向未来的重要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