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冰：公园与城市生活——公园属性的反思

2020-09-30 16:39:38 来源：中国风景园林网浏览次数：

　　2020年9月16日-17日，河北省第四届（邯郸）园林博览会国际学术交流会成功举办。在“绿色空间营造与城市可持续发展”主题论坛上，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副院长邱冰教授发表题为《公园与城市生活——公园属性的反思》的演讲。他认为，中国近现代公园的属性有所偏离，表现在基本职能错位、使用主体被忽略、民主决策缺失和设计与自然脱离等方面，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就是以自下而上的设计使公园回归日常生活。

邱冰：公园与城市生活——公园属性的反思

邱冰教授在河北省第四届（邯郸）园林博览会国际学术交流会上演讲

　　由自建的第一个公园（齐齐哈尔龙沙公园，1904）算起，中国近现代公园的发展历史已逾百年。但中国公园并没有遵循西方公园的模式发展，而是始终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相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掺入了各种意识形态内容，额外地承担了西方公园所不具备的诸多功能。如果将当代中西方公园进行横向比较，中国公园的空间形态、功能和主题均显得复杂而沉重。

　　1 原理：公园的原初属性

　　1.1 公园起源

　　城市公园的产生有着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动因。18世纪产业革命带来了一系列环境及社会问题，如城市规模扩大、自然环境恶化、环境污染加剧及工业化体制对人们的身心造成压迫等。这些问题致使人们特别是工人阶级产生了亲近自然和休息娱乐的需求。1830年至1840年期间蔓延于欧洲大陆的大霍乱直接导致了世界上第一个公园——英国伯肯海德公园（Birkenhead Park，1847）的产生。受其影响，1873年在美国诞生了真正对后世城市公园建设产生深远影响的纽约中央公园。

　　1.2 公园属性

　　1.2.1自然属性

　　自然景色令公园成为城市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解毒剂”。在奥姆斯特德看来，人眼摄入过多的人工制造物的景象会影响人的心智和神经，以至整个人体系统，而自然的景观可以把人从严酷，拘束不堪的城市生活中解脱出来，它能清洗和愉悦人的眼睛，由眼至脑，由脑至心。新的科学理论证明了植物有利于人的身体健康，这一研究结论也引起了人们对公园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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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的自然属性

　　1.3.2 民主性

　　政治力量又将满足工人阶级的这一需求视作一种民主的体现。当时兴起的功利理论认为“所有的行动都应该以使最多数人获得最大的幸福为目标”。民主思想和功利理论的影响促使民主政治领袖们开始考虑创建城市公园，并将公园运动作为该时期社会改革运动的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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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的民主性

　　1.3.3 公平性

　　城市中能将大量的人近距离集结到一起的唯一的场所。“不管是穷人或是富人，年轻人或老年人……每个人的存在都使他人感到快乐。”奥姆斯特德认为各种阶层的人能够在公园里面会集在一起，没有身份、没有地位的差异。“中央公园是上帝提供给成百上千疲惫的产业工人的一件精美的手工艺品，他们没有经济条件在夏天去乡村渡假，在怀特山消遣上一、二个月时间，但是在中央公园里却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而且容易做得到。”美国纽约中央公园委员会：公园是提供给不同阶层的人们充分享受空间和美景的“最优之娱乐”场所，强调景致的奇特美丽和游人的平等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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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的公平性

　　1.3.4 休闲性

　　公园是用来休闲娱乐的地方。中央公园在建设时，一些捐助者千方百计要在公园中树碑立传，奥姆斯特德的合作者瓦克斯（Calvert Vaux）联合艺术界人士写了一份报告，说明公园是为娱乐、舒适而建。

邱冰：公园与城市生活——公园属性的反思

公园的休闲性

　　2 问题：中国近现代公园建设的意识形态变迁考察

　　2.1 近代公园建设的意识形态变迁

　　2.1.1 清末公园（1840-1911）：空间殖民主义与民智开启

　　清末公园包含三种形态，租界公园、私园公园、政府或地方乡绅集资兴建公园。租界公园本质上是一种殖民主义空间，如英国、日本、德国的殖民者在租界公园内设立具有殖民侵略象征的建筑物、纪念碑。但租借公园同时也向国人展示了西方的公共生活形态，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中国传统私园的异化——私园公用，如上海的张园。这一近代中国园林转型事件又促使官府和地方乡绅自建公园，使20世纪初的中国便有了齐齐哈尔龙沙公园（1904）、天津劝业会场（1905）、昆山马鞍山公园（1906）、锡金公花园（1906）等一批对国人开放的近代公共园林。

　　当时提倡兴建公园的精英认为，公园“有益于民智、民德”。一是以公园引导民众接受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令久困斗室之内或出入不健康场所的国人“洗刷胸中的浊闷”、“增长活泼的精神”。二是以公园培养民族自尊心。1893年上海张园的大规模改造是为了与租界的“外滩公园”一争高下，1906年马鞍山公园的辟建挫败了英国人的占地图谋。三是借公园的场地表达公共话语，质疑和抨击皇权。清末10年间公园内频发主张制约权力、抗议丧权辱国条约、宣传民主革命等政治活动，对于防止权力专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1.2 民国公园（1912-1948）：生活教化与政治控制

　　到了民国时期，公园有两个作用，第一是生活教化，第二是政治控制。

　　公园中常设有公共图书馆、民众教育馆、讲演厅、博物馆、阅报室、棋艺室、纪念碑、游戏场、动物园及球场等公益设施，用以转换民众获取自然及社会知识的方式：由分散零星接受转向集中系统接受。同时，严格的游园规则加强了对民众行为的控制，将其生活习惯纳入由精英构建的社会秩序中。即便只是在公园中散步，也是对下层民众的一种教化，因为个人行为完全暴露在一个由熟人和陌生人等各种人物构成的公开领域里，受制于公共的行为准则。

　　政治控制表现为灌输政治符号、传输民族主义精神。政治宣讲、实物或标语将政治意图转化为游园时的活动或“不期而遇”的景物（陈列馆、纪念碑、地图、匾额、对联和景名等），潜移默化地将革命思想、国家认同和政府意志植入公众精神之中，特别是极具民族主义象征意义的“中山”符号被渗透进公园，引发了中国造园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全国各地至少出现了267个中山公园。另外，政府开放了大量的传统官方或私人活动空间，如皇宫陵寝、皇家园林、官署衙门、私人住宅、私家花园等，以供民众游览，在节约开支的同时使民众感受到帝制废除后政府的民政。再如，精英们巧用租借公园歧视华人的规定，以公共话语培植了人们“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集体记忆，以之鞭策国人，达成政治共识。

　　2.2 现代公园建设的意识形态变迁

　　到了新中国以后，城市公园真正意义上成为公众所能共享的一个公共物品。

　　2.2.1 恢复、建设时期（1949-1957）：苏联榜样与文化休息

　　新中国建立之初，实行了向当时的苏联“一边倒”的政策，“苏联经验”一度成为新中国园林事业的绝对标准，影响到行业的定位、实践的领域以及具体的园林绿地类型的规划设计方法。当时公园被确立为一个开展社会主义文化、政治教育的阵地，在“自然环境中，把政治教育工作同劳动人民的文化休息结合起来”。保护革命文物、设置主题雕塑、举办科普展览是常见的举措。

　　2.2.2 调整时期（1958-1965）：社会主义内容与民族形式

　　“民族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苏联模式”而言的。“社会主义内容”大致可对应公园的“文化休息”特性。但也有学者认为其实质落实为“民族形式”，即“寻求古典主义”。

　　在实践中，两者往往是相融的。当时的造园手法发展了古典园林表达“诗情画意”时常采用景题和匾联的传统，将反映社会主义内容的园名（如人民、解放、胜利、劳动等）置于园名牌匾上，并时常借传统书法之形及革命领袖之手。

　　2.2.3 损坏时期（1966-1976）：破旧立新与红色园林

　　“破旧”在物质上砸烂了公园的形体，转换了公园的功能。“红色园林”则在文化上进行了“立新”。

　　2.2.4 蓬勃发展时期（1977-1989）：拨乱反正与以园养园

　　第三次全国园林工作会议（1978），拨乱反正，统一认识，为公园建设的重新起步铺平了道路：首先，恢复被破坏的公园及建立风景区名胜区制度。第二，大力建设街景绿地，促使许多城市利用环城或环护城河的地段建成绿地。

　　由于早期学苏的缘故，新中国的公园实际是饶有趣味的文化娱乐中心，而非风景优美的绿地空间，重视容纳社会活动的建筑设施、场地，绿地次之。大量资金用于建设公园中的剧院、露天剧场、文艺馆、音乐台、各种展览馆、餐厅、咖啡厅等商业、娱乐设施。

　　2.2.5 巩固前进时期（1990-至今）：精英意志与宏大叙事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内外影响因素过多，公园的发展过程极为复杂，新世纪之后更呈现出百花争艳的面貌。管理精英和技术精英试图将公园打造成某种理想模式：功能上几乎涵盖了所有可能，如美化、游憩、锻炼、社交、低碳、生态、避震减灾、文化、教育、科研等，成为解决环境、社会问题的“良方”；文化上担负起体现地方政治、几百年乃至上千年历史和文化等多方面的重任，成为地方的“文化牌”、“政绩牌”；经济上承担起以环境特色招商引资、以吸引人气抬升周边地价的职能，成为地方的“经济增长点”。公园以一种宏大叙事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只是这种叙事需求并非来自国家话语。

　　2.3 中国近现代公园属性的反思

　　纵观整个变迁历程，一条主线贯穿全程：公园的真正主体——民众始终处于客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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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公园建设的意识形态变迁概略图

　　2.3.1中国近现代公园建设的意识形态变迁规律

　　第一，意识形态内容取决于具体的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

　　第二，国家意识形态灌输和精英意识形态主张交替出现。

　　第三，塑造理想公园和理想国民始终存在于变迁过程中。

　　“寓教于乐”、“游学一体化”的公园设计模式却因此而贯穿、主导整个中国近现代公园的规划设计史，至今仍是公园规划设计实践必不可少的要素。

　　2.3.2中国近现代公园属性的偏离

　　近现代公园的属性是偏离的。

　　第一是基本职能错位，在中国近现代公园的发展历程中，作为教化场所和“类公共领域”的两大职能始终强于其基本职能——游憩功能。国家、政府、精英过分强化了公园的意识形态功能，传统中国人追求的“知山乐水”、“天人合一”等崇尚自然的游乐精神则被忽略。大部分民众去公园不过是想形神俱惫时，“得一游目骋怀之处，博取片时愉快”。

　　第二，使用主体被忽略。中国近现代公园的主体——民众总是处于精英们的塑造之下。民众被安排为政治思想、国家认同和政府意志传输的受众。但对于多数民众而言，公园是自由的场所，去公园不一定是接受文化和政治教育，放松、休闲才是真正的目的；而另一部分底层人士则希望借公园恢复体力或谋得一丝生计。

　　第三，民主决策缺失。民众在公园中参与的是社会精英精选的议题，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也只在理论上承认公众参与的重要性，在实际操作中市民未能真正参与公园规划设计、建设与管理的决策过程。

　　第四，设计与自然脱离。中国近现代公园大到空间布局，小到构成要素无不展现教化、政治的内容，归结起来有三种形式：一是空间布局的象形化，二是构成要素的建筑化，三是园林小品的雕塑化，将意识形态内容转换成符号、图形和文字，以直接、模拟、抽象、隐喻和象征等手法，通过对植物模纹、雕塑、墙体、柱体及铺装的镌刻、雕琢加以展现。

　　3 对策：日常生活的回归与自下而上的设计

　　要解决这些问题，需使公园回归日常生活，回归自然，这在技术上并不是复杂的问题。欧美以自然式风景园为主体的近代公园展现城市公园的原初属性与形态。

　　我们课题组以满意度为媒介，进行了城市开放空间（公园绿地为主体）的满意度实验，从整体层面上对开放空间进行自下而上的研究，探寻具有规律性的内容。满意度是中间媒介，而不是目的，实验以市民的意愿为依据，科学提取市民的真实意愿，并且寻求一种整体认知开放空间的新途径。

　　实验以面积比值为抽样比例依据，选择在南京主城区的公园绿地、附属绿地、广场和街道发放问卷。满意度分析模型评价因子设置了13个指标，用五级的量表。以城市开放空间使用者满意度问卷调查为数据收集手段，以统计学的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为数据分析技术，建立了城市开放空间满意度的中观层面的因子分析模型，得出与开放空间满意度关系密切的中观层面评价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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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空间的主观评价因子表

　　依据以满意度为因变量的多元回归分析，可以建立一个开放空间满意度回归方程。其中五个因子跟满意度是密切相关的。需要指出的是历史文化指标不在其中，公众对这方面并不关心。吸引力成为权重最大的影响因子，这表明各类开放空间自身的特点和资源优势比面面俱到、大而全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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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系数

　　在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主成分分析。形成了南京主城区开放空间规划与管理应着重考虑的三个宏观因素（主成分）：感知度、活力度和需求度，指明了规划和管理的主要方向，而主成分及其内部中观因子的排序则显示了规划和管理工作的侧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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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因子载荷矩阵

　　该实验归类分析表明了3个问题：首先，以满意度为媒介认知开放空间有助于发现开放空间之间的共同点、差异性及各自的优势条件；第二，开放空间获得南京市民认同的途径是多元而非唯一的，并不需要开放空间满足所有中观因子的要求才能获得市民的认同；第三，专业人员在从事开放空间规划和管理工作时，应从整体上把握研究范围内开放空间的特点，分类对待，突出优势。

　　两个实验设计出了一种以使用者满意度为媒介认知城市开放空间的方法，从而进一步论证了公园回归原初属性的必要性。

　　此外，课题组为进一步论证自下而上设计行为的可行性，进行了一个开放空间功能评价实验。在实验中，功能评价模型以使用者的活动期望为依据，建构了以最小有效活动区域面积及其内部各功能区域的面积为考核指标，以活动的丰富性指数与丰富性评价得分为验证指标的城市开放空间量化评价模型。实验选取了南京主城区的两个广场，进行实测、活动观察、问卷调查，计算出考核指标与实测数据。通过两者的对比，可以发现一些具体问题。从满足市民日常生活需求的角度来说，两个广场在功能上存在不足之处。活动丰富性指数和丰富性评价得分验证了评价结果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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