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我国正式部署启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这是继黄河、长城、大运河、长征四大国家文化公园之后，又一国家文化公园拉开帷幕。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范围综合考虑长江干流区域和长江经济带区域，涉及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这样一个宏大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意义何在？武汉如何利用自身文化资源优势打造出特色鲜明的文化精品？长江日报记者就此专访了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教授、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彭兆荣。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彭兆荣。

　　作为国家重大课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探索研究》首席专家，彭兆荣曾代表中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参与制定《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遴选标准草案》。数十年来，他还在国内率先倡导人类学与遗产研究、旅游人类学、饮食人类学、艺术遗产等新兴及应用学科领域的探索。

　　国家文化公园

　　以“文化”为核心价值

　　已经建设的黄河、长城、大运河、长征四大国家文化公园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是文明的起源、历史的鉴证、文化的瑰宝和红色的线路，而即将建设的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更是集文明起源、历史鉴证、文化瑰宝、红色传承等诸多要素于一体。彭兆荣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和必须包含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这是建立国家文化公园的历史语境。而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就是特定历史语境中的“传统发明”——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连续性价值灌注于公共活动或文化遗产中，使“传统”得以在特定语境中延续性地发挥作用。

　　相较于世界上常见的国家（自然）公园、国家历史（遗址）公园，国家文化公园可谓中国独创。彭兆荣解释说，顾名思义，它们以“文化”为核心价值。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是美国黄石公园，1872年3月1日正式命名。经过近150年的摸索和发展，美国黄石公园形成模式向世界推广。

　　他说，中国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正是在国家（自然）公园、国家历史（遗址）公园等模式之外，探索一种符合“文化”公园特质的“中国范式”。我国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厚，国家公园的“文化”特性正是从理念、形制、技艺上对传统继承的创新。

　　国家文化公园

　　都包含“线路遗产”元素

　　彭兆荣分析了已建和将建的五大国家文化公园的特质特征，认为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重视对“线路遗产”的发掘。

　　“线路遗产”核心是“线路文化”，以某种“线路”为媒介形成了历史上的文化交流带。彭兆荣认为，“线路遗产”文化的核心在于交流、采借、学习和互惠，“文化线路”具有跨域性和全球性。可以说，今天的全球化正是“文化线路”交流的产物。

　　“线路遗产”正是通过“线路”将不同的空间重新组合成为新格局的过程。彭兆荣说，从古到今，“文化线路”永不停歇。“线路遗产”是在以往“点状”遗产的基础上推进的“线性”遗产，并驱动“带状”的协作与发展。作为文化遗产，“线路遗产”已经从“点面的”“静态的”“历史的”“有形的”“经典的”扩大到点线面结合、静态与动态结合、古代与近代结合、有形与无形结合、经典与日常结合的类型范围。我国的国家文化公园都包含着“线路遗产”元素，如何做好“线路”的文章也成为考察国家文化公园是否成功的重要方面。

　　武汉人文和自然禀赋双优

　　对长江文化有特殊贡献

　　武汉位于长江中游，上接巴蜀，下联吴越，襟百流而带千湖，九省通衢，在长江流域具有特殊的历史和现实地位，“线路遗产”资源也极为丰富。彭兆荣说，武汉拥有大江大湖，人文和自然禀赋双优，体现出“天文—地文—水文—人文”的和谐统一。武汉对长江文化有特殊贡献，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要特别重视对“线路遗产”的发掘、保护、整理，着力呈现文化遗产的交流特性，形成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包括不同类型的文化。

　　从新石器时代长江中游稻作文化的起源到盘龙城商代文明的南扩，从先秦楚文化的璀璨到明清农业商业文化的勃兴，从近代工业化、国际化的交汇到当前长江经济带“一轴、两翼、三极、多点”的格局，彭兆荣细数武汉的“线路遗产”，无不以有形的要素凸显了跨地区、国际性的交流和多维度对话，以及沿线不同时空中的互动。这是武汉丰富的文化生态资源，也是难得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簇”。国家文化公园就在这样繁星点点、花团锦簇中成就其“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化重要文化和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