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州园林看中国传统园林的隐逸观与自然观

　　苏州自六朝起就是全国富庶之区，水网密布，气候温和，文武能人层出不穷，地方富贾集聚一方，购田宅、设巨肆、建园林以娱乐之风因此绵延吹了上千年。如今，苏州园林保存之多、样式之完整居全国首位。苏州现存大小园林169处，其中典型代表如留园、拙政园、网师园等九处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占中国同列园林类世界文化遗产十三处（2004）中的绝大多数。可以说，苏州园林代表了中国古典园林的一个巅峰时代，代表了历代文人对诗意生活最为美好的构想。

　　悠游在苏州的大小园林庭院中，缓慢而内敛的情绪漫溢四周，朴野撩人的气息萦绕左右，建筑、植物、山石和水结集在这些体会之中，创造出了独一无二的艺术；然而，究其本体，这只是“从人生战场上败退下来以后精神上得以慰藉的避难所”；追其形式不讲实质，苏州园林只能是二维中国古代山水画的三维实现，缺少真实可信的人与土地关系，是虚假而空洞的“桃花源”。我们在沾沾自喜地吹嘘国粹或是生硬地照抄符号时，应该首先探寻蕴藏在其中的历史文化根源和生活美学观念，辨认出真正值得继承的艺术，本文亦从这两方面出发分别论述了苏州园林的隐逸观和自然观，以揭露中国传统园林的本质缺陷。

　　1　隐逸观—隐而非逸

　　1.1　隐逸观的分类

　　中国上千年的封建历史中，有不计其数的士大夫文人因为政治生活的困顿而选择隐居逃避，同样也有向往自然生活的富贵达人折中选择郊居玩乐，复杂的动因和悠久的传统造就了园林文化中独特的隐逸观。园主人在隐逸文化包围下完成了其人格的精神构造和此类私家园林的灵魂艺术主旨的建立。中国隐逸文化可以按照审美角度和价值取向的评价标准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具有宗教色彩的隐逸。由于社会变革剧烈，士人们惶恐自己的力量渺小，于是以“道法自然、清静无为、归根复命、清心寡欲”为理论基石的隐居避世盛极一时，庄子是最为有名的代表。他们不愿委身仕途，谋求富贵，虔诚地坚信自我意志的力量，枯守寂泊，永远不在心灵上与现实沟通契合。这类避世隐居发展至后世，便以出家的方式来完成其理论的建构，或道或释，不断加以传承和演绎。

　　二是功利类型的隐逸。这类隐士以隐为手段，以“待贾”、“求沽”为目标，以退为进，曲线求仕，潜心等待时机，隐逸只是权宜之举，甚至只是引起当权者注意的手段之一。儒家是这一类型隐逸的支持者，孔子曾说“隐居以求其志”（孔子·论语），然而正是这一类型的隐逸之士最为复杂。首先，为世人称道的如商周姜太公、秦末黄石公、南朝陶弘景以及三国诸葛亮等是其中一类的代表人物，他们因身怀济世之才，愿意为赏识他的明君而等候，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自信满满的闲适之情和深不可测的高度智慧，也正是这种不屈自威的生活状态引来了艳羡和古往今来众多追随者的模仿，隐士的社会地位也因此显拔和令人尊敬。然而，掺杂其中的也有不少草包、滥竽充数之人，他们既无旷达高尚的志节，也无济世救国的才能，只假借清高掩饰无能，沽名钓誉，这是复杂的第二类人群。除此之外，由于达人隐士的崇高声望，使得许多本来尽心效命于政统并且不具备隐逸人格精神的豪门望族也竞相仿效，这既满足自己竞富比豪的心理欲求，又具备欣赏和亲近大自然的闲情逸致，在如此完美述求的驱动之下，园林营建之风蔚然兴起，他们也成为中国古代私家园林兴建的重要推动力。

　　宋时出现的以率真、唯美为倾向的隐逸精神是第三种类型，这是一种收敛、超脱，对人生沉浮、世态炎凉更细致体会的隐逸。仕官显赫本不是士大夫文人们的理想追求，在经过并不算坎坷的官场沉浮后，他们更多地把理想放在了精神乐园的建构和对山林之趣的追求之中。这种类型的隐逸与魏晋南北朝时相比较，更多的是具备日常生活和平凡生涯的入微体味，而不是绮丽、古怪、猖狂的个性标志；与唐时功利性质较浓的隐逸相比，这种类型侧重于纯粹物质性的欣赏和把玩，功利的观念很轻，如宋金时期学者赵明诚、李清照夫妇。

　　除了这三种类型，还有很多隐逸精神是相互交叉、重叠展现的，比如有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称谓的陶渊明，他五次出仕，最后又不为五斗米折腰，欣然归隐，可以说是在体验功利性的隐逸之后，蜕变成为了宗教和率真融和隐逸精神的实践者。以中隐著名的白居易以栖心佛道寻求精神庇护和解脱，同时又从实际生活利益考量，放弃了大隐入朝的危险和小隐入山的艰辛，选择了宗教和功利性隐逸的结合，在贵与贱、喧嚣与冷落、忧患与冻馁之间找到平衡点。

　　1.2　隐逸观的解析

　　在梳理中国特有的隐逸文化后，反思苏州园林，更多的是偏向于以唯美为旨的第三类隐逸观。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堂，躲进蜗居的小筑，休问外物琐事，品香茗，看清流碧潭、亭台楼阁之胜，享曲径通幽、奇石怪岩、柳暗花明之趣—这就是苏州园林生活的基本写照。 “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陶渊明·劝农），陶渊明的诗也许最能暗合园主士大夫们因政治生活失意而产生的归隐心态。于是，才会出现在逼逼仄仄的城市小巷深处，寻见“网师园”，体现出“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周易·蛊）的避世态度。这类的园主人是以半宦半民、半俗半禅的士大夫文人群体为主体。沿历史的轴线，苏州园林多盛于明清，在褪去了开放自信的社会风气之后，以隐求仕的述求渐渐的陷于疲软，剩下的只有孤单者的孤单游戏，这从园林题名可见一斑：

　　—沧浪亭：宋苏舜钦在遭诬陷削职后，取屈原《渔父》“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之意所筑;

　　—拙政园：明王献臣因弹劾失职官员，解官归里，取晋潘岳《闲居赋·序》“此亦拙者之为政也”之意，遂名“拙政”;

　　—网师园：清宋宗元改万卷堂旧址所筑，“网师”为渔翁，含隐于渔钓之意;

　　—退思园：清任兰生遭弹劾革职，筑园取《左传》“退思补过”命名;

　　此外，苏州自宋以来，以“隐”、“逸”为名的，就有：隐圃、桃源小隐、洽隐园、静逸园、逸我园、乐隐园、招隐堂、道隐园和壶隐园等。

　　然而，托隐逸之名退避世事的园主人处处体现的是虚伪矛盾的心理，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悲观颓废的隐逸观被世人不加分辨地大力宣扬。他们既贪恋城市生活，又不愿放弃自然体验，向往山林野趣，逃避现实，充满矛盾。他们原本想标榜自己超脱俗尘之心，却哪想迂回旮旯、事无巨细地完美追求证明了他们必是心思缜密、谨细内倾之人，否则无法创造出这常人难以承受的浩繁的感官冲击。园主心思若是这般的沉甸敏感，又怎能轻易摆脱尘世的喧嚣繁华，行游之处的精致美景不过是一张画皮，撕扯下来、暴露在阳光下的，只能是不堪一击的虚弱、苍白的病态和絮絮叨叨的虚伪鬼魅。同时，文人园主结合技艺工匠巧思之人，置高墙、设曲径，用种种高超的布局技巧来渲染自己鱼与熊掌兼得的自私野心，却只能让寻常百姓遥望高高的房壁，在同一舞台上表演着命运截然相反的悲苦人生。这改良社会的责任本应该由这些隐匿的文人们勇敢而坚强地承担，但他们却畏难逃避，躲进温柔蜜园，靠洞窗天籁的虚实美景麻痹神经，空空浪费了一身才能，正是“在小巧中优游，在闲适中沉溺，用个人的片刻自由来淡化个人对民族文化创新的宏大追求”。有人说，这是对个性的尊重和解放，是个体价值的升值，可是知识传承的根本目的就在于贡献社会、造福于民，而不是化解在“躲进园林成一统，只问春夏与秋冬”的个人自私享受中。

　　以客观的历史观来看，这种逃避的选择或多或少是出于被迫，根源在彼朝彼代的社会体制，将责任悉数推向古人，是唯心、不科学的。然而，这懦弱、酗景的毛病像毒瘾一样感染了一批又一批郁郁不得志转而自甘低落的后人，依靠着园林美景的集体幻象饮醉了整整数代，后世对他们却是洋洋得意地推崇而不加以批判和质疑，这样只会将软弱自私的生活态度根深蒂固地遗传下去，贻害无穷。

　　2　自然观—以“假”换“真”

　　苏州园林的自然观在本篇中的含义是“城市山林”的营造观念，不同于宫苑体系的尺度是出自画家之手，作画时的经营位置、空间构图同时也决定着造园构图。所以，图画中为了整体构图和谐却悖于常理的手法也被用于造园，比如，假山丛中，小亭二楼永远不可登临，台阶也总是狭小崎岖易滑，不知道有着三寸金莲的小姐们是怎么游戏其中，大概只能是观瞻。在园主看来，所有的元素组合都是服务于“意境”的营造，再加上对古代山水画顶礼膜拜般的景仰，自然元素就只能成为园主嗜景的工具，表面上塑造了“天人合一”的居所，实际上只是脱离了现实生活的臆想“天堂”幻境。

　　2.1　植物之“美”

　　在苏州园林的园圃内，往往会看见许多精修齐剪、造型奇优的盆景小品和遒劲古朴的残枝老树，这是一种特殊的审美取向，利用了材料的非常态或曰“病态”，并通过对这种病态的欣赏把玩铺叙营造者自身的人格抒怀。这种从人的伦理道德观点去看待自然现象，将其看作是人的某种精神品质的对应物，属于同形同构的审美欣赏，来源于先秦理性主义，但是，这些植物景物的原始功用往往另有其他。靠盆钵微土供养的盆景文化本是起源于夹缝中求生存的平常生活，古代南方的住宅以院落天井组合而成，楼廊或墙垣围绕，空间狭小，阳光较少，住家栽种在庭院的植物，往往见天不见日，就算是有阳光划过，都是一瞬即逝，没有足够的日照，自然显得寸花尺树。这样的植物生长是环境适应的结果，后人却发现其美的潜力，模仿开来，应用于园林之中，特别是在苏州园林，盆景连同山石和象征类植物，形成了苏州园林独特的自然景观和审美取向—以“小、奇、静、瘦、雅”为美的盆景，以“枯、老、病、曲”为上的植物景观，以及和出发点，这一概念意味的是对条件优越的城市生活的保留，以及对喧嚣污染的城市环境的舍弃，两者的结合就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第二自然。

　　在生态日趋恶化的今天，苏州园林被视为天人合一的生态艺术典范而大肆推广。但是，这起初以艺术价值闻名于世的文化遗产改头换面成为生存典范，似乎有点强扭之嫌。这种“诗情画意”的人地关系根本不具备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的本质意义，有的只是对中国古代山水画中理想生活不切实际的模仿(图1)。我国最重要的造园理论著作《园冶》和《长物志》都对病梅、残荷的病态的欣赏把玩。

　　与“陋、病、愚、拙、丑、瘦、枯”病态审美情结息息相关的是文人园主自身的生活体验。拉、拔、挤、压成形的造物们象征的是设计者自幼被桎梏至深的性格，他们是在诗书礼道、家法宗规的强压之下成长，以追求功名利禄的强烈愿望驱动生命，长年累月地幻想着登科中魁时的耀楣明祖和官亨发达时的趾高气昂。在这样环境下成长的他们，当看到扭曲变形的人“造”植物时，会感到如在镜中欣赏自己的快乐，自恋的感觉无限膨胀，丧失了对自由成长的最后一丝眷念，同时，也以造物主的姿态剥夺了其他生灵纯洁的生长天性，令其变成包裹华服的可怜尤物，凄然地立于庭中，僵硬地维持残喘的生命，而这仅仅只为满足文人士大夫们的移情需要，生生创造出了聊以慰藉的影子，不得不令人心痛。在今人看来，松、梅、竹、荷、柳、菊、兰这些承载着特殊文化意义的植物同时承担着美化庭院、绿化环境的重任，这两个功用孰轻孰重？恐怕，古人不会天真地按照今人的观点把环境排在前面，他们更多的是陶醉在“断肠明月下，梅摇影”、“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中敏感深细的伤怀与自怜，并让入园者始终被一种凄凄惨惨戚戚的沉郁压抑，达到矫饰情绪的根本目的，具备的只是今人幻想中的生态理念。

　　2.2　山水之“美”

　　“多方胜境，咫尺山林”（计成·园冶），苏州园林自然观强调的是对自然山水的艺术再现，从而巧妙地把自然美和人工美结合为一体，营造出“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陶渊明·饮酒）的自然山水家园。于是，园主借地理优势，集太湖奇石，筑玲珑山体，在“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孔子·论语）的信奉下叠山理水，在物质世界的山水格局下营造精神世界中的仁知证明，使得园林可行可望、可居可游。无论是“一勺则江湖万里”（李渔·长物志）的网师园或是“一峰则太华千寻”（李渔·长物志）的环秀山庄，静态的坐石品泉代替了动态的游山玩水，缩微的山水想象已经成为园林营造的典型程序，园主在狭小的空间里缩龙成寸的模仿自然山水，“道法自然”成为了以假乱真的第一定律。然而，实则大谬。

　　在农耕社会，从乡村到城镇，处处都是“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只有顺应自然的法则才能繁衍后续。曾几何时，这种人与自然真正相和谐的中国广大的城镇乡村景观处处可见，“道在蝼蚁、道在稗、道在瓦甓、道在屎溺”（庄子·知北游），本真的生命力存在于真实的大众生活里，而不是存在于山水比德、花木比德的文人士大夫的“艺术”生活之中。如果说摆几棵苍劲凋落的老树，侍弄病梅、残荷就是所谓的生存范本，竖立几座假山，挖一池绿水就是所谓的依山傍水，这和现代庸俗不堪的模纹花坛，千篇一律的欧式草坪，随处兴建的高尔夫球场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归根结底只是自私的满足了从原始一直携带到今的绿色怀念，扭曲和破坏了场所的地脉、文脉，而非真正的尊重自然。所以，在肤浅的“古为今用”命题下，当代中国景观设计陷入了重重困境，“腐朽虚假的园林艺术，与同样腐朽的来自古罗马废墟的城市艺术相杂交，充塞着、装点着当代中国的城市，成为中国城市化妆运动、园林城市运动的化妆品”。当我们正为不伦不类的美丽肌肤所陶醉时，环境恶化、自然灾害正像癌症一样已渐浸入骨髓，不知道若干年后由谁来接管犹如人皮灯笼般恐怖的家园。

　　3　结语

　　对以苏州园林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园林的批判并不是逞一时之快，而是对其从另一方向重新审视，深入挖掘。现在的设计面对的是空间维度上的整合之争和时间维度上的蜕变之难，如何保持自身空间的完整性不被西方设计思想吞噬，如何保持自身文化精髓得以生生不息地传承，在面对这样的难题时，我们却总是潦草而简单地回答。其实，最为根本的一点是缺乏对传统的质疑能力，放弃了在疑问中深入学习的机会，所以才在古为今用面前束手无策，不知道如何取舍。这并不是现代人的错，而是中华民族具有凭感觉和直觉而非通过逻辑的思维总体把握事物的习惯，结果只能按照似是而非的认识指导行为，带入泥潭，无谓的挣扎。因此，只有挑战了缺乏否定和批评的学术环境，才能更好地理解传统，更坦然地面对现在，而不是这种不洋不土、不尴不尬的四不像境地，也才能吓止缅怀式的赞叹、自夸式的炫耀以及我行我素的中西合璧。

　　“2000多年的时间里，造园艺术在寻找无意义的风格、无意义的形式以及虚幻的异常情调，在虚假的桃花源中迷失了方向。”以苏州园林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园林不论是以隐逸观出发的造园冲动，还是脱离了大众生活的以意境画为旨的自然营造，都是上层文化中自私的娱乐行为。在人与自然关系迥异的今天，肩负着化解国土生态危机，找回遗失精神家园的我们，规划今天适宜居住的城乡环境蓝图时，怎能逃避现实，而只顾残缺审美的鄙陋遗风？回归真实，找寻本质和谐的人地关系，才是人间正道，才能走进新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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