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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天地、人、神的和谐——对话国际景观设计大师俞孔坚先生

[日期：2008-10-08] 来源：《金华通讯》作者：傅德荣发表评论(0)打印

　　俞孔坚，1963年生，金华白龙桥人，美国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建设部城市规划学科高等教育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建设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顾问专家。《城市规划》、《规划师》、《中国园林》等国内主要规划学术期刊编委。俞孔坚首创景观设计学科，并以“土地设计”和“反规划”等超前理论和卓越实践斐声海内外。2008年9月19日本刊记者电话采访了刚从美国讲学归来的俞孔坚教授。

　　本刊记者:俞先生,首先感谢您在百忙中接受我们的采访，谨向您转达金华人民对您的问候，家乡人民都为有您这样一位杰出的国际景观设计大师感到自豪。

　　俞先生,我注意到前不久您在为《城市建筑》撰写的卷首语《景观设计的春天》一文中，您责无旁贷地赋予21世纪中国景观设计的伟大使命：要为已经和即将进入城市的近十亿城市居民设计良好的栖居环境，同时帮助留在乡村的人民保护好家园；要治理和改善已经被污染和破坏的成千上万的大小江河、湖泊湿地；要使我们的城市、村镇、建筑物、道路、工厂和一切的人类活动与世界上最脆弱的土地生命和谐相处，创造健康、丰产且美丽的景观……您认为这是时代赋予中国景观设计学科和广大景观规划设计师的责任。

　　按照一般人的理解，景观设计的主要目的就是设计和创造一个相对优美、和谐、宜人的景观效果，也许理解不了景观设计还要承载那么多事关人类生存和长远发展的根本问题的宏大社会历史责任。好像学科历史更长的环境设计、城市设计等学科也没有提出如此高远的价值诉求。那么，您认为景观设计究竟是一门什么样性质的学科？真的能够承载那么大那么多的使命吗？

　　俞孔坚教授:景观设计学是一门生存的艺术,肩负着宏大历史使命。景观设计师面对的是脚下的土地，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是人们赖以居住和生活的地方。1998年特大洪水灾害以后，中央实行退田还湖、退耕还林等政策，前不久中央又提出生态文明的建设纲领，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发展观的根本性转变：从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转变。这一转变更加强调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大到整个国土，小到公园、绿地、河流乃至一棵大树、一株小草。所谓景观就是土地和土地上的物体和空间所构成的整体，它是自然过程和人类文化过程在大地上的烙印，是一个人与自然发生作用的界面。

　　因此，从本质上讲景观就是土地，景观设计就是关于土地的规划设计。景观设计学则是一门建立在广泛的自然科学与人文艺术学科基础上的应用学科，是关于人类生存的艺术。景观设计的过程实际上是妥善处理人与土地，人与自然的关系，解决好人地关系危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过程，它远远超越了那些以消遣为目的的楼台亭阁、小桥流水式的园林规划设计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讲，远古时代的大禹是人类最早最杰出的景观规划大师。因此，景观设计学承担着设计和协调中国人地关系，再造安全、健康秀美山川的重任。

　　本刊记者：作为学贯中西的学者，您既深刻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又熟谙西方文明，特别是对当今中国和世界城市化的真实状况有着透彻的了解。您在创立和推行你景观设计学过程中，既反对带有浓厚士大夫气息的中国古典园林规划设计理念，又对欧美式“城市化妆运动”痛加批评，并振聋发聩地提出了“反规划”的口号。那么究竟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对待中国古代的景观规划设计文化传统和现代西方的规划设计思想？您提出的“反规划”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俞孔坚教授: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分两类：一类是士大夫上层文化。琴棋书画、阳春白雪等高雅文化，是供士大夫阶层赏玩的消遣艺术。中国古典园林便是这种消遣艺术的最高形式，它所要创造的就是一种虚假的、缺乏生命力的桃花源，在那里连桃树都是不结果的。这种传统的精英文化，在本质上是解决不了那个时代的大众生存问题，更解决不了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气候异常、资源枯渴等人地关系危机问题。另一类是下层文化。这种几千年没有被上层社会所认可的乡土中国的生存经验，却是造就中国大地真实桃花源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久远农业文明积淀的产物。在大禹时代，文化艺术是没有上下层分野的；《诗经》中所反映的景象依然如此。大禹与洪水为友的大地规划，水系梳理；各民族的开垦艺术，造田、灌溉和种植艺术，建立城池、村庄和修建祖宗坟等经验，无一不是“生存的艺术”，是关于大地设计的艺术。先人的这些杰出的生存经验是我们必须好好继承和发扬的。

　　西方文化也有两种：一类是科学的民主的优秀文化传统，另一类是落后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文化传统。这两种文化传统同样反映在景观规划设计上面。改革开放后，中国向西方学习景观规划设计，遗憾的是学来更多的恰恰是后者。所以，无论是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正确的态度必须是辩证的，必须学会鉴别、学会扬弃。

　　“反规划”概念的提出，首先是建立在对现有城市建设问题的反思基础上的。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迅猛推进，这种快餐式的城市建设造成了大批古建筑被拆除、古街被摧毁，文化遗产景观被破坏，城市景观千篇一律毫无特色。这不仅仅是个别城市所出现的问题，而是普遍的系统性问题，这意味着中国城市规划的方法论出现了问题。因为中国城市规划沿用了计划经济时代的苏联模式，是建立在不确定的人口增长预测的基础上展开的，这种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对大地生态系统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破坏。而后，我们又照搬了西方城市规划的思想，“城市美化运动”的大潮风行全国，城市设计迷失了方向，追求毫无意义的风格、形式以及华丽的异国情调，追求大广场、大马路和所谓标志性建筑，这些都折射了已经消亡的上层阶级所推崇的腐朽价值观。

　　因此，“反规划”是应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城市无序扩张的一种物质空间的规划途径。“反规划”不是不规划，也不是反对规划，而是通过优先进行不建设区域的控制，来保护对城市具有战略意义的资源与环境，从而确保城市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的规划方法论。“反规划”的过程是把城市中湖泊、湿地、溪流、森林等关键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文化遗产作为“不能动的区域”，优先保护起来，然后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时序，进行城市的空间发展规划。

　　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首先被开发商圈走的必定是那些风景最好、生态最敏感、文化遗产最丰富的区域。“反规划”首先以生命土地的健康和安全的名义，以持久的公共利益的名义，而不是着眼于当前城市土地开发、迎合开发商需求来做规划。它首先给决策者提供的是一个强制性的不发展区域，这个构成了未来城市发展的“底”，它将维持一个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自然和人文生态基础。

　　本刊记者：“北京土人”成立十年，秉持了“天地、人、神和谐”的土人理念，在国内外开展大量景观设计的实践活动，取得了巨大成功，产生了巨大影响。您认为在这些实践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或者是你最得意的作品有哪些？它们给当今中国乃至世界景观规划界产生怎样冲击和影响？

　　俞孔坚教授:北京土人景观与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倡导天地、人、种和谐的“土人理念”，参与了多项国内外重要工程的规划设计，我本人先后五次获全美景观设计师协会年度荣誉设计奖，两次获得世界青年建筑师奖。今年的全美景观设计师协会年会以专场方式，对“土人设计”的设计理论和成果进行了系统介绍。“土人设计”的理念和实践，给时下中外景观规划界带来革命性的冲击，开始引领国际景观设计的新潮流。

　　在“土人”的所做案例中，以下几个案例比较典型地代表了我们在景观规划设计上的探索。

　　“汤河红飘带”。设计针对中国当前面临的环境和生态危机，特别是在开发建设过程中对城市水系的硬化、“美化”问题，较好地回答了如何在城市化过程中以最小的人为干预获得最大效果。在完全保留原有河流生态廊道的绿色基底上，引入一条以玻璃钢为材料的红色飘带，整合了包括座椅、漫步道、环境解释系统、乡土作物标本种植、灯光等功能和设施，最少量地改变原有地形、植被和历史遗留人文痕迹，同时满足城市人的休闲活动需要，创造出一种当代人的全新景观体验空间。被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授予2007年年度设计奖，国际权威旅游杂志《康德纳特斯旅行家》评为2007年世界新七大建筑奇迹。

　　“沈阳建筑大方稻田校园”。设计针对土地紧张、粮食危机等世界性问题，试图在城市开发中保留或创造新的粮田，在满足人们休闲需求的同时生产粮食，创造节约型社区。这是一个用水稻、作物和当地野草，用最经济的途径来营造校园环境的案例，试图对庄稼、野草和校园做一个重新的认识。

　　“中山岐江公园”。设计对一个旧的造船厂遗址进行改造和利用，将之改造成为一个美术馆和市民公园，把工业遗产、足下文化和野草之美上升为当代新的审美价值，用前卫的手法演泽人性、文化和自然的关系，弥漫着现代风情和浪漫气息，又延续着剪不断的旧日情怀和历史豪情。这一案例已被编入人教版中学教材中。

　　“台州反规划城市设计”。设计通过“反规划”途径，建立一个生态基础，来保障关键的自然和文化过程的安全健康，维护了大地景观的生态完整性和地域特色，并为城市居民提供持续的生态服务。在这一生态基础上，框限和引导未来台州城市发展的空间形态格局。

　　本刊记者：在您景观规划的理念诉求中有一个让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人们倍感亲切的标志性符号，就是呼唤回归“田园”和“乡野”。这很容易让人想起陶渊明《归田园居》，这与中国传统农耕文明是一脉相承的。北京土人众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设计作品，如沈阳建筑大学校园、中山歧江公园、秦皇岛汤河公园等都展示了极为浓郁的田园和乡野之美，令人不胜神往。这种审美追求和您在故乡的童年生活经历有没有什么关联？换句话说，故乡的山水和传统的江南耕读文化给了您怎样的创作灵感？

　　俞孔坚教授:这种关联是一定的。我在上大学以前的岁月都是在故乡度过的，童年故乡的美丽令人怀念。清澈的白沙溪、美丽的芦苇荡、迷人的细沙滩、神奇的风水林，放牛、捉鱼、稻田里耕作的经历，等等，家乡的田野之美和水乡的经验，让我记忆深刻。这种记忆已经根植于我的思想基因，深深影响了我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也当然会在我的作品中自然流露出来。

　　本刊记者：金华籍音乐人陈越，写过一首《江南有座金华城》：“江南有座金华城，城边有座白龙桥，桥下外婆在讲着那故事，坐在桥上看到，星星掉进了那条小河……”江南乡村气息跃然而出。金华乡村的山水景观、古村落、古建筑以及民俗文化在中国乡村中颇具特色。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刺目的红砖房代替了粉墙黛瓦的传统民居，水泥地面代替了古色古乡的庭院天井。近几年这种情况有较大改观，金华市委、市政府在全市农村开展大规模村庄改造，粉刷赤膊墙，改造道路、池塘、庭院等村落环境，保护古建筑、古村落，农村面貌发生深刻变化，但是进展也不平衡。从全国范围看，一些地方还出现大拆大建、贪大求洋等不良苗头。在当前如火如荼开展的新农村建设中应该注意处理好哪些问题，请谈谈您的真知灼见。

　　俞孔坚教授:最好的东西往往最早消失。因为我们不懂得欣赏平常的美、寻常景观的诗意，因此就不珍惜和保护田野之美、传统的农耕文化之美，大量没有丝毫特色的建筑垃圾取代了美观实用的传统民居，古建筑、古道路及堤坝、桥梁、河道、池塘、风水林、祖坟山等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这种破坏是难以逆转、无法挽回的，令人心痛。

　　新农村建设必须从“生存的艺术”出发，首先关注农村居民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保护好乡村的田野、山坡、水系、植被等生态环境，保护好良好的村庄选址、村落布局和重要传统文化遗存。也就是说，新农村建设必须首先关注自然和文化生态的保护，纠正以往失误，在此基础上来修建必要的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改善生存条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本刊记者：您知道金华是一座很有特色的江南山水城市。从清代留下的《金华府城图》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先人是特别讲究城市风水的，他们追求城市与山水高度融合、相得益彰的理念。改革开放后，金华城市化快速推进，城区迅速扩大，其中也有值得反思的规划失误。所幸金华城市景观总体上保持了“三江六岸”的山水城市基本形态。近年投巨资恢复和新建大量景观公园和城市绿地，保护和修复大量古街区、古建筑。先后赢得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十佳宜居城市等称号。俞先生考察过国际和国内大量的城市建设，您对下一步金华城市景观的规划和建设有什么建议？

　　俞孔坚教授:金华城市有非常好的自然生态系统和非常好的自然与人文景观。生态良好、环境优美的南北两山，穿城而过的金华江以及由此形成的三江六岸城市风貌，城市的自然景观特征非常鲜明。另外，金华历史文化遗产十分丰富，这种遗存不仅仅是国家级重点保护单位等官方认可的文化遗产，更包括大量民间的、乡土的文化遗存。如过去不被重视的一段古墙、一处古街、一座古建筑、一个古井、一些看似不重要的历史风貌也应保留下来。

　　未来的金华城市建设首先要做好“反规划”，也就是确定哪些东西应该先保护下来，不能动它。一个城市的特色首先是大自然赋予的，并不是盖几座大楼，造几条大街就能形成的。因此，自然景观的格局如三江六岸、河流湖泊、雁尾洲等地方必须严格予以保护。同时还要保护好历史所赋予这片土地的人文特色，包括城市的历史街区、老街、老巷、老房子、老井，城郊的宗祠、牌楼、风水林，甚至祖坟等遗存一定要保护好。

　　在“反规划”基础上，做好金华城市发展规划，包括组团、街区、建筑等方面规划，以形成城市与大地、人与自然十分和谐、富有生机和活力、有千年古城鲜明特色的金华城市风貌。

　　本刊记者：金华提出“建设城市群，共建大金华”的构想，总的思路是：整合浙中区域城市群发展空间，整体规划协调推进，实现浙中城市群的整体崛起。如果从城市景观设计角度看，俞先生对在下一步浙中城市群的规划和建设有什么建议？

　　俞孔坚教授:建设城市群是从发展的角度来讨论各城市功能的互补和匹配问题的，这是一件好事情，有利于区域融合和节约化和集约化发展。

　　浙中城市群规划也必须在做开发建设规划前先做好“反规划”。也就是要把该保护的自然生态系统和人文遗产系统先圈出来，保护起来，形成景观生态的安全格局。接下来再做城市群开发性规划，使开发区、高速公路等有效避开需要保护的地块。否则，大规模的区域开发建设一来，对自然和人文生态系统的破坏将是巨大的。

　　本刊记者：十分感谢您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采访。真诚地祝愿您创立的景观规划学能够不断深入人心、更好地造福国人、造福人类，希望“土人设计”的事业越做越大。欢迎俞先生和您的家人常回家乡走走看看。

编辑：royal | 阅读：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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