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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三问
近来，世界城市的话题，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如对世界城市的形态、特征、发展目标等，学界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是，人们对于世界城市是否是北京目前的现实选择、世界城市是否有负面效应、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有无方向性等问题存着较大的争议，在认识上还存在一些误区。北京日报特请北京市世界城市研究基地副秘书长齐心先生作答。——编者 一问：建设世界城市是北京现阶段的现实选择吗？ 齐心：一些人认为世界城市是世界城市体系金字塔塔尖上的少数城市，在中国国力以及城市自身实力还远非世界顶级的情况下，北京追求世界城市的地位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在构建世界城市指标体系的时候，我们曾经阐述了城市的世界地位从何而来的问题。我们认为城市的世界地位取决于其总体实力和网络地位的总和，同时也离不开必要的支撑条件。城市的总体实力的确不可能大跃进式的跨越性增长，但城市的网络地位则可以通过城市自身的巧妙运作和外部环境的改变在较短时间内获得大幅度提高。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开曼群岛通过金融制度创新，一跃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香港、新加坡借助大陆、东南亚门户之便成为主要的世界城市之一。事实上，随着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和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高，北京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重要性提高得非常快。根据英国拉夫堡大学“世界城市网络研究小组”的测评结果，北京在世界城市中的排名由前几年的30、40位迅速提升到10位以内。 因此，北京现阶段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完全适宜，是一个经过努力能够达到、甚至能够较快达到的目标。 二问：建设世界城市有无负面效应？ 齐心：世界城市作为城市发展的高级形态，成为世界上很多大城市发展的目标。建设世界城市带来的积极效应毋庸置疑，但是，建设世界城市带来的负面效应却往往被忽视。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际间移民和跨国就业大量增加，这对世界城市社会结构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是人口在社会、种族和文化等方面日益融合，这是世界城市发展的必要元素；另一方面，全球化极大地强化了社会分化，在城市中制造出新的屏障。处于全球城市体系最顶端的世界城市也是贫富最为悬殊的地方，它们汇聚了巨大的权力，也造成了城市内部的两极化和边缘化。在各世界城市共同存在一个矛盾的现象：在这些世界经济的指挥部，一方面聚集着全球最富有者和最有权势者，另一方面低收入人群越来越庞大，孤独的、政治上被边缘化的移民或居民越来越多。从就业结构来看，一端是从事管理和商业服务的高技术、高薪人员，另一端是低技术人员，为专业人士提供服务。因为在世界城市，无论在居民区或商务区，高收入的贵族化生活对低薪工作都有大量需求，高新技术产业也包含低薪工作，如清洁工、存货保管员等。除了贫富两极分化之外，建设世界城市过程中，随着移民和外国人员的大量涌入，跨国犯罪、有组织犯罪、贩毒、色情、恐怖势力渗入等不利因素会慢慢积累，对一个城市和国家的安全与秩序形成较大的挑战。 因此，建设世界城市不能仅仅关注积极效应，还要提前建立危机干预机制，对建设世界城市带来的负面效应尽最大可能进行控制。 三问：建设世界城市有无“北京道路”？ 齐心：尽管世界城市的成长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规律，但却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纽约、伦敦、东京等世界城市均是根据城市自身特点，丰富和拓展了世界城市建设的内容，体现了世界城市建设的全面性和地方适应性。北京在建设世界城市过程中要避免单纯效仿的思路，走出一条建设世界城市的“北京道路”。 譬如，北京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城市之一，文化是其最大的优势之一，因此在建设世界城市过程中要避免单一拼经济的思路，而是把握历史机遇，在中国文化崛起和文化输出中扮演新的角色，逐步实现从“东方文化中心”向“世界文化中心”的转变。北京一方面要坚持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保持城市的特色和魅力；另一方面，要为多元文化的存在提供人文环境和物质载体。通过建设世界城市，使北京成为世界上最具特色，多元文化交融，充满活力的文化中心，在引领世界文化潮流和文化消费方式上发挥突出作用。北京要积极适应国家文化崛起战略，通过大力培育文化产业，成为世界性的文化产品生产中心。在图书出版、影视产品、演艺产业等方面确立世界中心地位，生产和输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产品，影响世界文化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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