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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特大城市规划演变模式
5澳大利亚后工业化大城市 正如战后经济的持续繁荣，使政府有能力对房地产置业的实施优惠担保，利用税金资助基础设施供应，从而引发了“无序扩大的城市”；对应于当今经济全球化趋势，澳大利亚经济结构的改变促使大城市的规划理念发生重要的调整和改变。 从70年代晚期起，以日用品经济为主的澳大利亚已难以支撑持续增长的生活水平及对二级产业的长期保护。政府已意识到必须进行变革，提高生产力和丰富出口产品的种类等。从80年代早期开始在短期内实施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其中包括澳元币值浮动，缩小国家对银行系统的干预，大幅度降低制造业关税，对基础设施的供应体制采用商品化、股份制改造，甚至私有化（如电信、港口、航空、电子、供水等），放松集中制工资固定体系。这样就把澳大利亚全社会直接推向了全球化经济所带来的竞争及机遇面前。 改革在大范围内实施，经济得以跳跃式发展，可以说澳大利亚又经历着一次小“经济繁荣期”。然而社会及经济结构的调整却不得不超越扩张型城市的发展意识，进行脱胎换骨的变化。仅有很少部分人在某个公司或政府机构拥有长期稳定的工作，大部分人都受雇于多份工作，而且需要对职场的各种变化及机遇认真思忖选择，包括各类业务培训、再教育机会等。因此，全国劳动力比例逐步缩小。 虽然经济增长势头较强，但经济增长却不再完全依靠政府调控。某些仍依靠日用品出口的区域，由于产品售价普遍下降，在贸易活动中不仅丧失了大量收入和工作机会，而且还必须承受因许多政府机构的撤销而随之消失的服务。同战后早期规划师们的构想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许多知识经济的高薪阶层又集聚在曾被郊区移民视作贫民窟的旧城，成为广受欢迎的休闲地方，文化创新人士的聚集场所。中心城区房屋的价格已大大超过一度受人们追捧的郊区房价。 传统的核心家庭：爸爸、妈妈、两个孩子，不再居城市人口统计中的统治地位。单身家庭成为增长最快的家庭类型。由于离婚率和许多新型家庭关系的增多，出现了更多的单亲家庭，而家庭户数也相应增多。孩子离家独立比以前晚，而当他们准备积累成立新家时会延长呆在父母家中的时间。这些趋势意味着非传统户型的增长趋势大大高于总人口的发展规模。这也意味着市场要求产品种类的多样化，需要更多高层公寓、抵层公寓和其他中密度住宅形式，而过去市场曾被大家庭独立居所主宰。 6城市收益 经济趋势在锻造人居特征和就业地点的变化，而其他许多外部因素也促使城市规划师们重新思考城市发展策略。特别是在经历大规模旱灾后，澳大利亚各城市对水资源的有限性和保护有特别的认识。又如政府及社会各层面对交通状况也越来越重视，意识到如果国家要符合全球发展需要就必须改进交通现状，并有效中和导致温室效应的各类有害气体。 在这些微观层面改革的同时，环境也促使城市基础设施布局及建设资金来源模式的改变，取代六七十年代“预测及供应”方式的是一种对管理策略的要求，具体表现在对其所有权的正确分配和使用价格的调节。 举例来说，现在投资商在城市边缘发展新区时必须支付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部分费用。虽然这笔费用最终会转嫁到房屋置业者，但这毕竟是一个较为准确的价格信号，即城市新区居所承担的社会利益的花费大大高于在城市建成区紧凑发展居所的相应费用。因此，虽然城市依旧继续向外围发展，但其发展速率会极大降低，且发展结构趋于合理。 澳大利亚的主要城市在城市规划对新经济推动作用下的变化表现出极大的相似性，尤其是人口变化和环境限制等方面。在过去5年或未来可能执行的规划发展策略主要有以下特性： 城市发展边界(如下图所示)的引入一方面是为了保证一定比例的生态空间,另一方面是由于私车交通发展的郊区模式的外部负效应，诸如堵车、废气排放、交通事故等，不能直接归咎于私车发展。另一种方式就是限制城市发展所需要的土地供应，如此新建区的发展价格就能正确地显示建设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城市边界的限定同样也支持了新建区内交通的发展。 目前中心城市新规划中的另一焦点就是重构现有的城市脉络——战后繁荣期内因长期土地廉价，私车廉价形成的局面——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越具城市化特性的地方正是花园城市运动和草原学派所极力规避的。如在新建区发展范围内再造中心镇，使之成为“休闲文化”的中心和 “欧式”人文公共活动中心领地。这样做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提供重要活动结点以回报公共交通的建设投资，因为全社会都意识到依靠提供更多的道路空间，并不能完全解决城市交通持续发展的需求；另一个目的就是使“新经济”浪潮波及到郊区，让更多的人享受全球化发展带来的益处。而过去的发展政策容易导致城市形成中心区就业质量、生活特质与边缘区脆弱经济完全分裂的发展危机。就这一点，澳大利亚城市和美国城市存在极大不同。
7 城市集合化的 “回应力” 城市规划发展政策的戏剧性转变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社会回应”的冲击。尽管社会领域广泛理解基于过去无限扩张政策下的特大城市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但各级地方政府仍在城市发展备用地的发展实施过程中，与集约化利用土地背道而弛。 这种“社会回应力”主要针对澳大利亚中心城市规划下一阶段的挑战。这些挑战并不是完全指城镇规划的编制，而更多地是指围绕这些规划实施的政府结构。大部分的澳大利亚城市在许多年前就撤消了独立于政府以外的中心城市规划委员会，这是一个不利因素，这样规划具有更多的政治性，而社会公众对城市持续发展管理的参与显得更加困难。 以上关于澳大利亚城市规划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机构改革，即在保证城市持续发展的各种利益要求下，如何公平、有效地取得平衡（正如以上所列出的城市限制原则所反映的），如何在1950—1960年代形成的低密度邻里居住环境和1970年代形成的大城市连绵带之间取得平衡。 结语 澳大利亚大城市规划现正处于“复兴期”。近2-3年来，澳大利亚的大城市都在更新城市总体规划或重新编制中心城市规划。无一例外的是所有城市的总体规划都要求限制城市向外扩张，提倡高效公交体系支撑的多核结构城市发展模式。这些策略反映了大城市规划概念与战后长期统治规划界的思维基本背离，如城市无限扩张，私车为主的出行方式等城市发展模式。思维观念的转变极大地缓解了城市持续发展目标与地方个体希望保持低密度郊区化生活和谐性的矛盾。澳大利亚城市规划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调整政府结构以建设性地解决以上城市冲突。
作者：Marcus Spiller，澳大利亚规划协会主席，SGS经济规划咨询公司总裁 译者：董菲，武汉理工大学博士生，任职于武汉市城市规划咨询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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