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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学鹏：中国问题从荷兰找到答案
1982年工会、雇主和政府达成了《瓦森纳协议》(Wassenaar)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这种“社会共识”下的工资协商制度完全奠基。工会承诺不会过度要求涨工资,但要求政府保证货币政策的稳定,不能让通胀吞噬有限增长的购买力水平。另外,工会要求既不能存在“懒惰享受保障的穷人”但也不能存在“越工作越穷”的美国现象。而荷兰政府则通过削减公共支出、适度减税和严守财政平衡的方法来支持适度工资制。 DanielvanVulpen还向我详细介绍了荷兰的弹性就业制,这是一个有意思的制度,即鼓励企业提供不同时间期限的工作岗位,有全日制的也有部分就业的。部分就业者大部分是妇女,VanderLann市长说,“原本荷兰的妇女运动很落后,当全世界在60年代都女权的时候,荷兰人没有。而在80年代女权主义偃旗息鼓,荷兰却被触发了。”女性主义运动带来的一个后果是,荷兰将部分就业制变成一种普遍性的机制:在劳动生产率一定情况下,减少每个人劳动时间,由多人分享一个工作。人们可以选择一天8小时,也可以选择一天4小时,只不过拿到手的工资会减掉一半。单位时间内的福利是平等的(一种新颖的同工同酬),这避免了过度庞大失业人口因找不到工作,整天困在家里,脱离社会。所以,荷兰的劳动参与率是全世界最高的,而且生产率总体水平也非常稳定,因为一旦雇员觉得厌倦,他可以退出,让精力旺盛的人接着干。 谨慎的养老金改革 当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发生的时候,希腊政府不得以削减养老金福利,这引发了大规模的社会抗议。面对希腊、西班牙这些“笨猪”困境,欧盟表示,所有成员国都应当吸取教训,同时应当向荷兰的养老金模式“看齐”。 其实,养老金问题不仅南欧,而是世界性的问题。中国的养老金体系也让人担忧,很多账户是“空转”的,年青人缴费,但很多钱被老年人用掉。由于中国70年代-80年代有一个庞大的生育高峰,足够多的青年人可以“负担”老年人的养老金,劳动抚养比暂时不成问题,但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老龄化的问题将在20年内变为极为棘手的问题,如何重构中国的养老金体系则变得非常迫切。 荷兰金融中心项目经理KoenAdvocaat对我说,“荷兰养老金体系之所以还比较健康,一是它在二战后就迅速建立,现在退休的老人在年轻时都加入了养老金体系,没有空转的问题。其次,荷兰养老金体系层次丰富,但非常保守。” 荷兰养老金体系跟中国类似,由三部分组成:基础部分(强制且平等)、企业年金部分和个人商业保险部分。其主体是DB模式,即退休金是根据服务年限和在职时的工资水平确定的。最有意思的是企业年金部分,它遵循一种“行业间不同,但行业内平等”的理念,也就是说,金融业内的年金可能和制造业有较大的差异,但是金融行业内部的年金水平是大体相近的。 DB模式对应的是漫长而低微的积累率,但是它运作正常的条件是:“预期寿命不变”。DanielvanVulpen对我说,“荷兰模式如果在一个稳定的生命表里面是有效的,但荷兰的医疗和国家环境让居民寿命不断延长,过去平均寿命60多岁,现在男的80岁才逝世,女的则会活到85岁。我小时后,外公外婆50多岁,但样子已经很老了,但现在我的孩子4岁了,但是他的爷爷奶奶并不觉得自己老,而且穿衣服穿得很潮”,生命预期的突然性延长会打乱DB模式,这意味着会存在养老金缺口。“要知道荷兰维持较高的福利,但一直又不断下调税率,来增强国家吸引力。如果这种情况延续下去,荷兰的财政稳健将会动摇。荷兰,要不削减福利,要不就要延长退休年龄,要不就提高在职员工的缴费率,要不就让养老金变得略微投资性一点”。 现在,荷兰年金改革在DB基础上,吸引一些DC计划的因素,即让养老金的发放标准部分地取决于年金基金的投资回报率。同时,取消养老金和物价指数同步的关系。也就是说,个人会冒一点点投资的风险,同时,个人将承担物价上涨的所有风险。这种改革的导向很明确,就是物价稳定比投资正确更重要,这意味着民众将会更加青睐稳健的货币政策,而不是放任货币政策扩张,来刺激经济,尽管这个过程中投资回报会高一点,但长期来说,物价将吞噬掉DC的优势。另外,工会是不偏不倚的,它不会同意在职工人承担费率上涨的压力,而是要求退休人员和在职职工公平地分担风险。 “多元”的房地产市场 荷兰的房地产市场让人感到惊奇,因为住宅的观念在这里被拓宽了,荷兰不仅有商业住宅、社会住房(保障房)这种一般意义上的不动产,竟然还允许有“动的不动产”,比如船屋(boathouse)、房车(trailer)、甚至在水中的浮动房屋。而在我们的观念里,房和地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荷兰多元的房地产形态让这一理解变得“凋零”。 由于阿姆斯特丹非常自由宽容,它对合法建筑的理解不是形态上的,比如“蛋形蜗居”、“集装箱蜗居”在中国是刺眼的,而在阿姆斯特丹则是允许的。物理形态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它是否出现在合适的地点上,所谓“合适”就是符合规划得到许可。政府甚至会为这些得到批准的奇特“房屋”提供基本连接设施,比如电力线路等等。 DanielvanVulpen对我说,阿姆斯特丹因为传统原因,跟荷兰其他城市不同,它的土地制度其实有点像中国,“人们购买的并非土地永远产权,而是有期限的使用权,阿姆斯特丹大部分出售的是50年土地使用权。你可以购买一个大区域的土地使用权,然后你做一个合适的规划,将土地划分细块再出售出去,像船屋就是购买一块水域的使用权,一般是3-5年,将船改造成屋,可以自住也可以出租。” 阿姆斯特丹鼓励多元化的住宅出现,因为它是欧洲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它的住宅中30%是社会住房,而且都是廉租房性质,“比如市场一般住宅租金是800-1000欧,而社会住房的租金只有200欧”,DanielvanVulpen说,“政府鼓励人们拥有自己的住房,但不限于不动产”。简单地说,阿姆斯特丹的启示是,即使土地并非私有而是租赁制的,也可以通过鼓励多元化的住宅形态和产权拆分来达到合理利用,从而刺激出更多的住宅产品,来解决居住问题。居住权的真正含义是,人们可以在其限定的经济条件下,服从城市规划,得到恰如其分的居住形态,甚至创造出新的低成本居住场所。 规划是城市化的“灵魂” 中国的城市化是世界上最激进匆忙的城市化运动,当一个超级城市崛起后,人们突然感觉,这个城市是被硬性“堆”出来,而不是从容生长出来的,“大城市病”是一个醒目的特征。 负责阿姆斯特丹城市圈zudias地区规划的PaulLuijten先生说,“我非常羡慕中国的发展速度,但我们宁愿选择一种很细致的城市规划水平和较慢的速度”。zudias在阿姆斯特丹南部,它是一座新城,将会给世界上最顶尖的公司提供物业。 zudias地区可以说是“smartcity”的代表,它的用心良苦到令人惊骇的地步。由于它位置非常好,离史基浦机场不过6分钟路程(1.5小时到达布鲁塞尔,到巴黎仅需3小时),土地非常稀贵,为了节约空间,它将大量基础设施埋入地下。 它的雄心惊人,它要保留荷兰式传统道路格局,同时要有前所未有的建筑密度。既要保持商务高端,也要保持包容和开放性,无论是富人穷人、移民土著、保守人士和进步人士、艺术家、学生和流浪汉,都能在这个区域感到很从容。它将10米内的楼层空间都设计为公共领域。它没有那种量身订做的空间设计,比如我们常常见到一个新区会用步行街来排除其他交通方式。但在zudias,用街道网格的方式来界定城市街区,并建立一个广阔的绿色休憩场所,来方便所有人的休息和通行。所有的建筑都是一个冷热能源循环收集利用系统,离zudias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湖,它将冬天的冷源存储到来年夏天使用,地下的天然蓄水池也将能够用来保持水温达数月之久。 PaulLuijten说,“zudias现在只建成了很小的一部分,它是一个将会持续30年的项目,我们会非常细致地做它”。
编辑：an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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