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学能教会人们如何明智地生活，通过生态文学的潜移默化，在人们的思想上建立一种抵御物质文明侵犯的绿色缓冲区，乃至抗争地——

　　本文以生态文学创作最为活跃的美国自然文学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概括、论证，提出了生态文学具有文学性、表现自然性、生态意识性等特质。在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具有现实意义。

　　文学性

　　文学性是生态文学最重要的特质之一。表现和承载生态文学文学性的作品，以散文作品居多，这是由散文文体之特质所决定的。散文，是承载最本色的感悟和知性的艺术容器。散文这一以心灵之真为基点的文学形式，多以第一人称行文，作家与读者的距离贴得更近。散文也更适合充分地包容和表现自然的属性和美、表达和描述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长于抒情，长于解释式描述，离散而自由，能议能叙，启智启美。“情绪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和内心体验，是由客观事物引起的。”面对自然环境，通过散文形式，作家的喜怒哀乐，乃至个性的表现必将更加淋漓尽致。更为重要的是，散文的特点，决定了其对绿色知识，比其他任何一种文学形式，有更多、更强、更好的表现和包容功能。美国的自然文学作品，影响深远的散文作品很多。亨利·梭罗被称为美国最有影响的自然文学作家，他因自然文学散文作品成为美国文化的偶像，他的长篇散文《瓦尔登湖》，1985年在《美国遗产》杂志所列的“十大构成美国人格的书”中，位列榜首。此外，自然文学杰作如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奥斯汀的《少雨的土地》、艾比的《大漠孤行》、迪拉德的《汀克溪的朝圣者》等，皆是长篇散文或散文作品集。

　　表现自然性

　　生态文学表现自然性的特质，主要通过以下方面体现：

　　着力展示客观自然的原态美。自然美是丰富多彩、复合芜杂的，除具有不易描述性和不确定性外，还具有或正或反的双重性，如同美学上的既有审美，也有审丑。即便是伟大的作家，也会深感展示自然之原态美不易。自然知音型作家梭罗亦说过：“能鉴赏大地之美的人是如此稀少啊！……自然界有着巨大且多样的人格，我们永远无法透视她的任何一面。”但作为生态文学，却有了展示客体自然原态美的使命和宿命。

　　表现自然规律美。生态文学所表现的自然规律美，是带有艺术层面和“人气”的自然规律之美。如：“我观察过蚂蚁营巢的三种方式。小型蚁筑巢，将湿润的土粒吐在巢口，垒成酒盅状、灶台状、坟冢状、城堡状或疏松的蜂房状，高耸地面；中型蚁的巢口，土粒散得均匀美观，围成喇叭口或泉心的形状，仿佛大地开放的一只黑色花朵；大型蚁筑巢像北方人的举止，随便、粗略、不拘细节，它们将颗粒远远地衔到什么地方，任意一丢，就像大步奔走撒种的农夫。”（苇岸：《大地上的事情》）。

　　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新世纪日益严峻的主题。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普遍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美国评论家亨利·纳什·史密斯指出：“能对美利坚帝国的特征下定义的不是过去的一系列影响，不是某个文化传统，也不是它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处女地》）1904年，当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站在著名生态文学家、思想家爱默生的故乡康科德河畔时，曾感叹：“撒落在我身上的不是红叶，而是爱默生的精神。”梭罗认为：“人，是自然的居民，而不是社会的一员。”其实，是否重视和能否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生态文学能否存在的大前提。

　　表现业经写作主体化的大自然，即作家心中的大自然。每一个作家笔下的大自然，皆是经由了他个人独特“人气”灌渗了的大自然，因此每个作家心中的大自然皆不尽相同。如梭罗眼中的大自然，是一个静美、恬淡、纯净、悠闲、自由的大自然，是一种深深地寄寓了灵与肉的简朴、简单而且富有的生活方式。而爱默生心中的大自然，却是一种理性的、抽象的、被升华了的，甚至蒙上了说教性的大自然。

　　生态意识性

　　生态文学中的生态意识，主要体现在对自然的忧患、护卫、使命意识和朝圣情节。

　　人类的生存依赖自然。面对现代文明、现代人对自然的扩张、掳掠、损毁，富有责任感的人会产生对人类未来和可持续发展前景的忧虑意识，能够真正认识到“那种以摧毁仅存不多的野性的、原始的自然为代价的文明，实际上是切断了文明与其根基的联系，背叛了文明本身的原则的行径”。

　　对自然的护卫意识的产生，基于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关系”。作为人的成功标准，诚如美国文学家谢尔曼·保罗在著作《为了热爱这个世界》中的诠释：“我停下手中的铁锹，眺望湖面。此时，天色渐暗，飞云疾驶，芦苇轻摇，我领悟到我所成就的必须顺应和属于眼前的这一片组合。”

　　朝圣是绿色意识深厚至接近忘我的意识，具有自然崇拜、自然至高无上、灵与肉寄寓自然的意味。梭罗，以其行为和散文，成为了自然（瓦尔登湖）的朝圣者。惠特曼身体力行，“要赋予美国的地理、自然生活、河流与湖泊以具体的形体，”可说已接近了朝圣境界。对自然的朝圣境界，并非每一个作家皆可进入。

　　献身生态文学的使命意识是清醒的，时刻明确重任在肩的意识。具有这种意识的作家，必能化忧患为动力，将护卫为行动，“以笔为旗”为建立一种有影响力的、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关系而献身。

　　立体视角与多元文化性

　　生态文化之所以具有立体视角与多元文化性的特质，是由多方因素决定的。首先是由生态文学创作所涉及的层面之丰富、复杂和宽广所造成。生态文学所审视的对象和反思的热点乃是任何题材，如体育文学、特区文学、明星文学、打工文学等文学品种所不能媲美的。其二是由自然内涵之变化所决定。今天的自然，已不再是爱默生、梭罗时期的纯粹的自然，今天的自然，已或多或少地包含着高科技的投影和多种文化的含量。现代自然，已是一种人文自然。因此，生态文学不可避免地具有人类学、生态学、信息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多视角的思维的渗透。其三，是生态文学中的矛盾冲突属多种视角、多元文化对待自然之矛盾冲突。人类面对自然的利益观、生存观，最终还是由文化观所决定的。生态文学所涉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必然是一种横向极广、纵向极深的关系。其四是杰出的现代绿色作品，皆应是立体视角和多元文化的产物。迪拉德在《汀克溪边的朝圣者》这一杰作中发现了美、思想和精神，进行着梭罗一般的朝圣，认识到自然是多样的：有混乱，有升华，也有毁灭，美丽与恐怖并存，貌似简单中有复杂，人与动植物有着扯不断的联系，人类文化只是自然的一部分。

　　生态效应性

　　生态文学除具有文学的一般效应外，还具有生态效应。这主要体现在：帮助人们建立和强化生态思维，打破有悖于生态思维的定式，提高和强化绿色意识。认识到“荒野才能保护这个世界”。生态文学能教会人们如何明智地生活，通过生态文学的潜移默化，在人们的思想上建立一种抵御物质文明侵犯的绿色缓冲区，乃至抗争地；帮助人们更好地提高欣赏自然的美学自觉性，建立和增强绿色审美意识，懂得自然的美学价值，钟情大自然；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自然对人类社会的净化和静化价值。确实，这世界上尚存一些较为纯净的自然，对于现代人，可以纯洁争斗不休的心灵，静化躁动不安的心绪，缓和难解难分的矛盾，淡化物欲，简化生活，使人活得更纯粹；帮助人类不断地校正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具体行动，保护自然，与自然“共存共荣”。

　　永恒性

　　美国文学评论家约翰·A·默里在《自然文学丛书》的前言中写道：“自从1970年第一个地球日以来，一个鲜为人知的散文体——自然文学日益稳定地发展并渐得人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一流作家，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读者群。到1992年，可以说，它已经成为美国文学的主要流派。”还有美国文学评论家认为自然文学是“最令人激动的领域”。生态文学在全世界的发展，将具有恒久的生命力。只要自然与人类存在一天，生态问题就必然会如同爱情一样，成为文学的永恒话题。事实上，随着现代社会工业化的发展，人与自然的矛盾，必将出现许多新的课题，产生许多新的矛盾，这些，皆可作为生态文学创作发展的“新生活”。此外，随着人类所掌握知识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人类必将更加深刻地反思和体悟自然与人的关系。所有这一切，皆为生态文学走向永恒，提供了广阔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