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大合肥”_Page3 - 椋庢櫙鍥灄缃�

　　在整个拆迁过程中，孙金龙高度关注着进展。孙金龙住在省委大院里。有一天晚上9点多，孙陪夫人散步。到了9：40，他绕到大院北门的施工点，“那个破路机，声音特别大”。10：30后，他再次来到那里，破路机还在“嗒嗒、嗒嗒”地响。“但没有一个老百姓出来骂。”“我洗了个澡，晚上11点多了，我又过去，还在施工，但还是没有老百姓骂。”

　　“我就给政府有关部门领导打电话，让施工单位以后不要搞那么晚。那个声音特别刺耳，弄得人心烦意乱。老百姓这么支持，咱们也不要辜负了老百姓，要合理安排施工时间。”

　　“我是个性情中人。我一夜没睡。上哪去找这么好的老百姓啊。就这一点，不干好，我就对不起合肥的老百姓。”孙停顿片刻说。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合肥在拆迁“拆违”工作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持观望态度。尤其是对一些重要商业街比如长江中路的一些违法建筑如门面的拆迁，更是难以推进。主要原因是，“这些违法建筑很多都是有背景的，还有很多重点部门搞的建筑，拆起来，碰到很多阻挠。”

　　但孙金龙还是坚决推行这项工作，并要求党政机关部门带头拆迁。于是，“拆违”工作势如破竹。

　　后来，建设部部长汪光焘亲自带队针对合肥的拆违问题进行专项调研，给予了充分肯定。汪光焘还把全国拆迁工作首次开到合肥，把合肥的拆迁经验总结为“合肥模式”，并决定在全国加以推广。

　　“合肥的拆迁，为合理调整城市用地提供了土地和空间资源，改善了城市道路交通。”建设部城乡规划司调研组这样评价合肥的拆违工作。

　　“把老百姓拆醒了，把合肥拆醒了。”王爱华感叹，“由于合肥一直局限于主城区，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而即使在主城区，违章建筑遍地也成为制约合肥发展和土地利用的一个瓶颈。”

　　在规划的推进中，合肥更是注重对典型的“三难”：行路难、上学难、就医难，进行强力解决。

　　比如行路难，“合肥的断头路，已经全部打通”。王爱华说，而为了解决行路难问题，“孙书记晚上11点还经常拿尺子量，看是不是符合标准”。

　　比如，上学难，截止到现在，合肥规划中要解决的33所中小学全部建成。“政府没投入，全部是开发商搞。”王爱华表示，规划局成立了专门的监察队伍，“不能房子卖掉了，开发商跑了，一定要同步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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