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景观；生态设计；人工自然；设计生态；土地镶嵌体

 

　　Abstract: Based on the fact that nature has been dissolved in the contemporary cities. And therefore, traditional defensive ecological design methods should towards more broad and more active ecological analysis and planning. This essay investigates the possibility of using landscape - the man-made nature as a structuring medium to construct the new order of urban ecology, and proposes the new paradigm of design ecology to rebuild large scale build environment and to recollect gradually fragmented urban fabrics.

 

　　Key Words: Landscape, Ecological Design, Artificial Nature, Design Ecology, Land Mosaics

 

　　1  引言

 

　　毋容置疑，生态学对城市和环境设计的影响尤为重大，特别是从奥尔多·利奥普德（Aldo Leopold）的《沙郡年记》（1949）、雷切尔·卡森 (Rachel Carson) 的《寂静的春天》（1962）、伊恩·麦克哈格(Ian L. McHarg)的《设计遵从自然》（1969）和理查德·福尔曼（Richard T. T. Forman）《景观生态学》（1985）出版以来。在前赴后继生态主义浪潮的影响下，生态设计俨然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划设计的理论与方法。

 

　　然而，自从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全球性的城市蔓延:包括北美及欧洲的郊区化、中国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城市的迅速增长，导致这些区域肌理的碎片化现象，形成了复杂的土地和空间的镶嵌体，并由此产生巨型尺度的城市区域空间结构。这些现象正在全球范围内改变着大尺度的景观特征，自然与城市的关系由此发生了彻底变化，纯粹的自然（原生态的自然），不说是无处可寻，至少可以说是受到了极大的破坏，所谓“自然已死”。按照哈佛大学理查德?福尔曼的说法，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土地镶嵌体（Land Mosaics）的城市空间特征，因为受人为的影响、经营、设计和规划，当代的自然已失去其纯粹形式，已被技术的力量所穿透，而成为一种人造的环境[1]。然而长久以来，由于我们深陷“人工与自然”、“自然与城市”、“保护与开发”诸多二元对立的矛盾之中，从而极大地影响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相关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与探索。为此，本文试图跳出这种二元对立关系，以景观这一“人工化的自然”为城市结构性的载体（Structuring Medium），提出“设计生态”的新范式，作为对快速城市化、全球化和日益抽象化的城市环境的一种回应，并希望以此重新组构大尺度的人为环境，缝合日益碎片化的城市肌理。

 

　　2  生态设计：面对当今城市的局限性

 

　　西蒙-范-迪-瑞恩(Sim Van Der Ryn)和斯图亚特-考恩(Stuart Cown)对生态设计的定义是:任何与生态过程相协调，尽量使其对环境的破坏影响达到最小的设计形式[2]。这样的设计就好比叶脉与叶面的关系：设计就是叶脉，而叶面就是自然，生态设计就是将设计融入自然中去，从而显著减少设计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图1）。

 

　　图1 麦克哈格的大峡谷规划

 

　　长期以来，环境限制性的生态规划理论、叠加图方法以及适宜性分析为大家所熟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麦克哈格的《设计结合自然》。它为使用土地的经营者和规划者提供一个土地的使用与生态系统之间“匹配”的操作方法。通过对构成特定自然生态系统各组分进行分析，判断各种发展事物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最终推荐出最合适的土地使用方案（图2）。然而，当今城市、乡村，甚至包括偏远的风景区等，所有的自然形态都可以说受到人为制造、经过人为规划或者管理甚至人为破坏的影响，所有这些既成事实，都对传统防御性的生态设计理论和方法提出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