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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的价值与地位

日期：2008-05-06 来源：光明日报作者：我要评论（）

　　郑欣淼，汉族，陕西省澄城县人，1947年10月生，西北大学党政专修科毕业。2002年9月任文化部副部长、文化部党组成员，故宫博物院院长；2003年9月兼任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在文化理论研究、政策科学研究、鲁迅思想研究方面，有4部学术专著出版，并发表50余篇论文，还有2部诗词集问世。

　　紫禁城是明清两朝沿用500年的皇宫，1952年辟为博物院，它的奥秘才得以向世人公开。它以辉煌的建筑和文物史迹吸引着众多的游客，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确定为人类文化遗产。

　　故宫是什么？是紫禁城，是皇室藏品，是曾在这里发生过的人和事，也是这几方面所组成的文化整体。故宫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以及特殊的地位。认识了它的价值及地位，才能说了解了故宫，也才能明确故宫在当代的意义。

　　故宫价值认识的四个阶段

　　故宫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但对它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入研究的过程。80多年来，对故宫的认识经过了四个阶段。

　　（一）作为皇宫的故宫（1911年以前）

　　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又叫紫禁城，中间虽经多次重修和扩建，但仍保持了初时的格局。从1420年建成至1911年清朝统治结束，491年间先后有24位皇帝在此居住并执政。

　　皇宫是封建帝王发布政令的统治中心和豪华生活、奢侈享受的所在，因此总是力求宏大壮丽。西汉初年，天下还未定，萧何便大发民役营作未央宫，“壮甚”，汉高祖刘邦以为过度，怒责萧何，萧何回答说：“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刘邦听了大悦。因此，宫殿营造的指导思想是儒家礼制，是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它鲜明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巩固人间社会政治秩序，特别是体现统治者的权威与财富，也象征着封建王朝的强大。唐初骆宾王有诗说：“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王维的诗句，使人们感受到唐代大明宫早朝时的庄严、帝王的尊贵以及唐王朝的威仪。

　　宫殿是中国古代建筑中发展最为成熟、成就最高、规模最大的一类建筑，故宫则是历代宫殿建筑的集大成者，也是我国古代宫城发展史上现存的唯一实例和最高典范。故宫城墙以内的面积达到72万平方米，现存建筑面积16.7万平方米。紫禁城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文化意义，体现了“皇权至上”的伦理思想。它的规划设计是附会封建宗法礼制的，继承了传统的宫城、内城、外城的三重城制度，居都城中央。有大明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乾清门、乾清宫等五门三殿。明代三大殿等南部建筑为“外朝”，以北建筑为“内廷”，乾清门内及乾清宫之廷为“燕朝”，也就是所谓的“寝”。总体规划布局仍可见“五门三朝”、“前朝后寝”、“左祖（太庙）右社（社稷坛）”，体现儒家的理想和封建礼制。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在紫禁城建筑中也得到运用。

　　如果说，秦汉宫殿主要是通过高台建筑形式追求“非壮丽无以重威”；那么隋唐宋元以来，则通过纵向排列，从空间序列上取得整齐、庄重、威严的艺术效果；而紫禁城正是将以往的实践经验兼收并蓄，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宫殿建筑的典范。在建筑布局上，故宫强调所谓“中正无邪”，即中轴对称的方式，从永定门开始，经前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殿、景山、地安门、鼓楼、钟楼，北京城市和皇家建筑形成一条长约8公里的中轴线。故宫在这条中轴线的中部，其中最重要的建筑外朝三殿和内廷三殿都座落在这条中轴线上，其余建筑则对称布置左右，形成强烈的反差与对比。同时以层层推进、步步深入的手法，给人以深远、悠长之感。太和殿是整个宫殿建筑的中心，它不仅占据了最主要的建筑空间，而且在布局和建筑上还调动了种种手段来衬托它，集中体现了皇帝至高无上的封建威权，“非壮丽无以重威”在此得到绝好的印证。

　　故宫修成后，当时的文渊阁大学士金幼孜作了《皇都大一统赋》称颂：“萃四海之良材，伐南山之巨石”；“以相以度，以构宫室。栋宇崇崇，檐楹秩秩。以盖以覆，陶冶埏埴。以绘以图，黝垩丹漆。焕五彩之辉煌，作九重之严密。”“超凌氛埃，壮观宇宙。规模恢廓，次第毕就。奉天屹乎其前，谨身俨乎其后。惟华盖之在中，竦摩空之伟构。文华翼其在左，武英峙其在右。乾清并耀于坤宁，大善齐辉于仁寿。”“左祖右社，蔚乎穹窿；有坛有庙，有寝有宫。”

　　作为皇宫的故宫，是皇权的象征，是封建王朝的中枢所在地，成为鲜明的政治符号，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它庄严、肃穆，也充满神秘感。

　　（二）作为博物院的故宫（1925年以后）

　　故宫博物院的创立，具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民主革命的又一胜利，是对复辟势力的一次致命打击；其二是我国文化艺术史上的一个伟大业绩。

　　辛亥革命结束了满清的统治，根据《清室优待条件》，溥仪还暂居紫禁城内廷，这一住就是十三年。不仅大清皇帝“尊号”仍存，且继续使用宣统年号，并享受中华民国对待外国君主之礼遇。逊清皇室在北洋政府的庇护下，不断进行与民国政府法令相抵触的活动。1917年张勋复辟破坏共和的闹剧，便是其中的一幕。1924年9月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爱国将领冯玉祥发动震惊中外的“北京政变”，修正《清室优待条件》，驱逐溥仪出宫，完成了辛亥革命未完成的事业。接着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清理清室公产、私产及一切善后事宜，成立图书、博物馆筹备会。在点查过程中，清室遗老及保皇怀旧军阀、官员的阻挠与破坏从未停止。发现的溥仪与内务府大臣金梁、保皇派头子康有为的密谋复辟的往来信件，使人们进一步看清，冯玉祥将军驱逐溥仪出宫是正确的，因为只要溥仪还住在清宫内廷，逊清遗老、旧臣和保皇党人就断不了复辟的念头。鉴于当时的紧迫形势，善后委员会认为，应迅速成立博物院，使清宫善后之事成为公开局面，才能杜绝清室方面的复辟妄想。根据图书、博物馆筹备会完成的筹备工作，善后委员会决定于1925年10月10日举行故宫博物院成立典礼。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的国庆日，这当然是颇有用意的。在成立大会上，曾任摄政内阁总理的黄郛致词说：“今日开院为双十节，此后是日为国庆与博物院之两层纪念；如有破坏博物院者，即为破坏民国之佳节。吾人宜共保卫之。”执行驱逐溥仪出宫的警卫司令鹿钟麟说：“大家都听过‘逼宫’这出戏，人们也指我去年所作之事为‘逼宫’。但彼之‘逼宫’为升官发财，或为作皇帝，我乃为民国而‘逼宫’，为公而‘逼宫’。”人们在讲话中一再强调在这一天成立故宫博物院的深意。把博物院与民国等同起来，既说明博物院的意义重大，也表示了要象保护民国一样保护博物院的决心。

　　博物馆是以文化教育为目的，收藏、研究、展示和保存实物的机构。19世纪下半叶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中，有识之士不断提倡引进西方类型的现代博物馆，作为“开民智”的重要措施。由于办博物馆被视为“新政”之一端，遭到清政府的反对。故宫博物院的成立，将紫禁城这座昔日帝王居住的宫苑禁区，变为平民百姓可以自由参观的场所；将作为君主法统象征和仅供皇帝观赏享用的珍贵文物，变为全民族的共有财富。故宫博物院成立时，就制定了《故宫博物院临时理事会章程》。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了《故宫博物院组织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关博物馆的法律，后来又颁布了《中华民国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条例》。这两份文件在故宫博物院的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标志着博物院已由草创走向成熟，也是中国博物馆事业走上正轨的开端。

　　故宫博物院以其宏伟壮丽的宫殿建筑和精美绝伦的古代艺术珍品名扬海内外。但是，由于故宫博物院是在反对帝制复辟的背景下成立的，反对封建主义又是民主革命的重要任务。因此，如何在反对封建主义的同时，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就是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的一个问题。在一个较长时期，故宫博物院被定为艺术类博物馆，人们相对重视的是故宫的艺术品。故宫古建筑，因是封建帝王的皇宫，虽然在维修保护上作了很大努力，但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对于文物藏品，看重的是传统的铜、瓷、书、画等，不少宫廷遗物被当作非文物作了简单处理，例如处理宗教画；拆毁乾隆年制的八旗甲胄卖铜钉、革；而清代2万多幅帝后书画作品，也是没有当作文物对待的。为了适应展览需要，或因其它原因，撤除一些殿堂的原装陈设或改造其内部格局，例如皇极殿、奉先殿的室内原状陈设被撤除并处理给另外的文物单位，乾清宫东西侧的端凝殿、懋勤殿、上书房、南书房等地方的室内原状皆被拆除等。1959年，更有人提出故宫“地广人稀，封建落后”，要对它进行改造。在处理反封建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关系上，是有教训的。

　　（三）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故宫（1987年以后）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法国巴黎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确定为了人类的今天和未来，将世界范围内被认为具有突出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和自然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确保遗产的价值能永续保存下去。公约规定，对于世界遗产，整个国际社会都有责任予以保护。1987年，故宫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世界遗产组织对故宫的评价是：“紫禁城是中国五个多世纪以来的最高权力中心，它以园林景观和容纳了家具及工艺品的9000个房间的庞大建筑群，成为明清时代中国文明无价的历史见证。”

　　故宫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使人们对故宫古建筑价值的认识有了深化。建筑是人类历史文化的纪念碑，伟大的建筑往往成为一个城市、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的象征物。故宫就是这样的象征物，故宫不只是宏伟的古建筑，还包括珍藏其间的文物精品，它们联结在一起，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载体与中华文明成就的一个标志。故宫所代表的是已经成为历史的文化，而且有着宫廷文化的外壳，同时它却代表了当时的主流文化，经过了长时期的历史筛选和积累，当然不能简单用“封建落后”来概括。故宫和博物院不是毫不相干或对立的，而是有机的统一，相得益彰。把它们结合起来，就可看到，故宫博物院是世界上极少数同时具备艺术博物馆、建筑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宫廷文化博物馆等特色，并且符合国际公认的“原址保护”、“原状陈列”基本原则的博物馆和文化遗产。世界文化遗产的基本精神是文化的多样性，从世界文化遗产的角度，人们努力挖掘和认识故宫具有的突出的和普世的价值。

　　“文化遗产”观念的引入，突破了传统的“文物”观念的局限性，强化着遗产的环境意识、共享意识，以及全社会都必须承担管理和保护的理念，促使人们从“大故宫”的观念来看待故宫保护。这在故宫保护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不仅要保护故宫本身，还要保护它的环境。过去只重视对故宫本身的保护，后来认识到与皇宫连在一起的护城河也是皇宫的当然组成部分，必须治理，于是就有了20世纪90年代投资6亿元人民币、费时三年的护城河治理，改变了长期存在的脏、乱、差面貌。根据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要求，在文化遗产地的周边必须划定“缓冲区”，以保护其周边原有的历史风貌和环境。2005年故宫缓冲区方案确定，总面积达到1463公顷。这一方案的实施，将使故宫外围环境传统风貌的历史真实性得到有效保护。北京旧城是以故宫为中心规划发展起来的，人们更认识到，北京旧城的整体保护必须重视作为中心区域的故宫的保护。这种不断提升的文物保护意识与理念有力地推动着故宫的整体保护。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对它的保护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2002年10月17日开始的故宫百年来的大规模修缮，引起海内外的高度关注。这次维修，通过保护故宫整体布局、彻底整治故宫内外环境、保护故宫文物建筑、系统改善和配置基础设施、合理安排文物建筑的使用功能、提高文物展陈艺术品味与改善文物展陈环境等“完整保护、整体维修”的五大任务，使故宫重现盛世庄严、肃穆、辉煌的原貌。故宫维修坚持祛病延年、最少干预、最大限度地保存故宫古建筑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原则。从世界遗产的高度，故宫修缮工程既是保护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履行我国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它的根本意义在于实现人类文明延续和可持续发展。世界遗产事业所倡导的是由各国政府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故宫修缮所秉持的保护理念及修缮中所坚持的具有中国传统特色，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技术与做法，不但对国内，而且也对国际世界遗产保护理论作出了应有的贡献。2007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通过的《北京文件》，对中国遗产保护的政策和原则给予很高评价，对故宫等世界遗产地的修缮给予充分的肯定，这是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世界遗产及其特色的保护方式的尊重。

　　（四）故宫学视野下的故宫（2003年以来）

　　故宫学是故宫博物院于2003年提出的，它是以故宫及其丰富收藏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故宫学研究主要包括紫禁城宫殿建筑群、文物典藏、宫廷历史文化遗存、明清档案、清宫典籍及故宫博物院的历史六个方面，有着丰富深邃的学科内涵。故宫文化是以皇帝、皇权、皇宫为核心的皇家文化。从反映皇家文化的特点来划分故宫学有狭、广两义。狭义的故宫学是人文科学的一门独立学科，广义的故宫学则是一门知识和学问的集合。长达80年的有关故宫的实践和研究成果是故宫学的基础，故宫学的提出并确立将使其研究进入自觉阶段，从整体上提高故宫学研究的水平。故宫学体现出的故宫博物院对传承弘扬中华文明的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自觉性，它倡导的“故宫在中国、故宫学在世界”理念所蕴含的开放的工作思路、自觉的创新意识，不仅引领着故宫学术研究从自发走向自觉、积极规划故宫的学术前景、提高故宫的学术影响力和学术地位，更为故宫保护和博物馆建设事业提供了理论的指导。

　　从故宫学的视野看待故宫，不仅认识到故宫古建筑、宫廷文物珍藏的重要价值，而且看到宫廷历史遗存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古建筑、文物藏品、历史遗存以及在此发生过的人和事，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文化整体。这一认识是故宫学得以产生的重要依据，也有利于进一步挖掘故宫的历史文化内涵。故宫文化的这一整体性，也使流散在院外、海外、国外的清宫旧藏文物、档案文献有了一个学术上的归宿。基于此，两岸故宫博物院在学术研究上的交流与合作就是不可避免的，人为地阻隔只能是暂时的，事实上这种交流也是在不断地发展。

　　在故宫学的影响下，故宫博物院文物保护观念有了新的变化，对文化遗产概念的理解与认识逐步深化，更加自觉地对故宫进行全面的保护。制定了《故宫博物院2004—2010年文物清理工作规划》，启动了彻底清理藏品的工作。对原来认为是“资料”的10万多件藏品予以重新鉴别定级，对由于历史原因重视不够的大量宫廷遗存给以新的认识。在认真清理文物藏品的基础上，正在编印《故宫博物院藏品分类大系》、《故宫博物院藏品总目》，将向社会公开发行，以更好地为公众服务，并为院内外乃至海内外的故宫学研究者提供便利。文物征集也有了新的思路。突破旧有的收藏理念，入藏著名现当代画家李可染、吴冠中等和一批国家工艺美术大师的代表作品，确立起从传承民族文化角度审视当代艺术品、从保护民族财富的高度认识征集收藏的新理念。

　　从故宫学角度审视，故宫不仅是举世闻名的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有着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工艺技术。它们一方面以物质的形态存在于建筑物中，一方面以手艺的形态，通过工匠口传心授世代相传。故宫有专门的维修管理机构和施工队伍，涌现过一批古建大家和专门工艺人才。这次故宫大规模维修，进行全过程跟踪影像记录，实行“师承制”，就是为了使古建筑技术薪火相传。书画装裱等文物保护传统技艺，也是需要保护和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7年，故宫博物院已将中国古代官式建筑传统工艺和书画装裱工艺申报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故宫学的提出与确立，正在推动着故宫学术视野的扩大与研究的深入。以保护文化遗产和弘扬传统文化为主旨的《故宫学刊》于2004年创刊，《故宫博物院院刊》、《紫禁城》成功改版，并在其他图书出版方面，大力开拓、挖掘故宫文化资源。院古书画研究中心、古陶瓷研究中心、古建筑研究中心陆续成立，正在筹建的还有藏传佛教文物研究中心、明清宫廷史研究中心。积极主动地与院外科研院所进行联合考古、学术考察和办学，学术成果大量涌现，故宫价值及丰富内涵不断得到发掘。

　　故宫的国宝地位

　　故宫的地位与价值是相关联的。故宫的地位，概括地说，就是国宝的地位。

　　长期以来，故宫的文物藏品被称为“国宝”。前多年，有一部反映故宫文物南迁的电视剧，名字叫做《国宝》。故宫博物院前辈专家那志良先生写了一本书，书名就是《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现在人们也把一些极为珍贵的文物称为“国宝”，意为国之瑰宝。但是，把故宫文物称为“国宝”，则有别于一般的“国之瑰宝”的概念，有着国宝本身所具有的特殊含义。

　　什么是“国宝”？所谓国宝，指的是国家的宝器，又称国器，

　　是祭祀之器。在古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语·鲁语上》载：“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视祭祀为国典，强调祭祀与国家制度的重要关系，说明当时将祭祀视为国家头等重要之事。《周礼·春官·天府》云：“天府，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凡国之玉镇、大宝器藏焉。若有大祭、大丧，则出而陈之；既事，藏之。”宋夏僎《尚书详解》卷一W《商书·汤誓》云：“国之宝器，即祭天地诸神宝玉之类。”国之宝器，原本皆指宗庙祭祀之器，这些祭器象征着王位。传统的祭祀礼俗，以祭祖、社祭与祭天最具重要性。在古人看来，“天”主宰王朝的兴替，是人世君主的父亲，因而周王遂被称之为“天子”。从政治功能而言，祭天就是政权合法性的象征，也只能是君主独享的专权。直到明代，犹有法律颁布，提醒百姓“庶民祭里庄、乡厉及祖父母、父母，并得祀灶，余皆禁止。”相传夏禹铸九鼎，历商至周，为传国的重器，亦称之为国宝。《史记·平原君列传》记平原君用毛遂出使楚国，谋合从成功，叹云：“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索隐》云：“九鼎大吕，国之宝器。”《正义》云：“大吕，周庙大钟。”宗庙为国家象征，其宝器之存亡，往往作为国家存亡之标志。“国宝”又特指传国玺，更是与国家的统治权联系在一起。此外，“国宝”还有国家宝贵人才之义。

　　我国文物博物馆界用国宝称呼相当珍贵的文物，大约与日本的影响有关。日本于1928年就颁布了《国宝保存法》。对于重要文化财，他们从世界文化的角度考虑，把其中认为具有较高价值的、不同类型的国民之宝指定为“国宝”，有美术工艺品，也有建筑物。日本的国宝是文化财的最高等级名称，有明确的对象，我国则是泛指极其珍贵的文物。把故宫的文物藏品统称之为“国宝”，与这种泛指显然有着区别，虽也说明故宫藏品的极端重要性，但应注意到它与国宝的本来含义的关系。

　　故宫文物国宝地位的形成，有着多种原因，也有一个强化的过程，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皇家收藏的国宝意义。

　　收藏作为一种活动，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现代重大考古发现证明了史前人类收藏行为的存在。从商代起，王室就重视文物的搜集和保存。殷商的文物多集中于宗庙。周代王室文物、珍品收藏之处名曰“天府”、“玉府”，并有专职官员负责管理。在青铜器时代，象征着权力之源的青铜器是最受尊崇的王室宝物。汉朝的“天禄”、“石渠”、“兰台”，则是汉宫贮藏珍贵文物及图书之所。到宋徽宗时，收藏尤为丰富。《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就是记载宋朝宣和内府收藏的书画鼎彝等珍品的目录。清代帝王重视文物收藏，特别是乾隆皇帝，更使宫廷收藏达到了极盛，《西清古鉴》、《西清续鉴》、《宁寿鉴古》、《石渠宝笈》、《秘殿珠林》、《天禄琳琅》和《四库全书总目》等，是清乾隆时期编辑的宫中所藏古铜器、书画、图书的目录。在古代中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掌握着绝对权力的封建帝王，必然是全社会中最高档级同时也是最为丰富的奢侈品、礼仪用品、珍奇品及古董的拥有者；由于皇帝以“内圣外王”的身份出现，被人为地推崇为全社会伦理的最高典范，这样皇室又成为祖先、民族、国家象征物的最大收藏者。

　　人类收藏的动机与目的是多方面的。对于源远流长的皇室收藏，它不仅是“宜子孙”的一笔宝贵财富，也不是只供

　　皇帝个人赏玩的珍稀艺术品，更重要的是这些藏品所具有的强烈的政治与文化的象征意义。皇室收藏文物，更重视这些文物所寓有的某种至高德行的涵义，认为它的聚集可被视为天命所归的象征。因此，新的王朝接受前朝的旧藏，表示着它继承前朝的天命；或者如有的研究者认为，皇家收藏是中国历代统治者确定其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故宫的收藏，可以上溯到宋朝，至今已有千年历史，而所收藏的文物，则反映了中华5000年的文明史。宋代宫廷收藏宏富，靖康之乱，图籍、书画宝器，悉归于金；宋高宗南渡，迁都临安，又积极搜集。南宋灭亡，临安未遭兵革，元相伯颜派郎中董祺将南宋收藏由海运到大都，即今日的北京。元为明所灭亡，明将徐达将元内府所藏，全部运到南京；后来明成祖迁都北京后，这些宝物又由南京运到北京。明代亡国，这些宫廷藏品又悉数为清所得。见于著录中的很多古代文物早已散失，但也有不少珍品几经聚散，历尽沧桑，保存到今天。例如，晋王珣《伯远帖》、隋展子虔《游春图》、唐韩滉《五牛图》、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等著名书画，都曾载在《宣和书谱》、《宣和画谱》或《石渠宝笈》中，现仍藏在故宫。这部分藏品是中国皇家收藏传统的延续。

　　皇室收藏与王朝命运的紧密联系，这些藏品成为皇权的象征。因而清宫旧藏文物本来就具有国宝的意义。

　　第二，故宫博物院的成立，象征君主法统的清宫旧藏为人民所共有并同享，为其国宝意义赋予了维系中华民族文化、传续中华文明血脉的新内涵。

　　在封建时代，“朕即天下”，国即家，家即国，整个天下都是帝王的，皇宫里的所有物品，自然都是帝王的财产，谁也动不得。乾隆皇帝曾规定过，宫中的一切物件，哪怕是一寸草都不准丢失。养心殿的一个景泰蓝小罐里盛着36根一寸长的干草棍，他拿了几根放在几案上，叫人每天检查，少一根都不行，这叫做“寸草为标”。溥仪曾回忆道：“这堆小干草棍儿曾引起我对那位祖先的无限崇敬，也曾引起我对辛亥革命的无限忿慨。”辛亥革命后，紫禁城的三大殿交给了中华民国政府，但溥仪还暂居内廷，皇宫里大量堆积的文物珍宝仍然由皇室和内务府占有。为了解决经费困难，小朝廷1922年曾公开用投标的办法拍卖古物，还在向各银行借款时抵押了大量金器古董。“这些财宝每一分钟都在被赠送、出售或典押，甚至被偷窃。”不仅溥仪小朝廷认为这些文物珍宝属于自己，甚至民国政府也承认这是皇室的私有财产。1914年民国政府成立古物陈列所，在文华殿、武英殿展出了从沈阳故宫与热河行宫运来的20万件清宫藏品，据庄士敦称，这些艺术品是被“借”来而尚待民国政府购买的皇室藏品。

　　对于溥仪等拍卖或抵押宫中大量文物的行径，社会舆论予以高度的关注。这些文物到底是国家财产还是皇家私产？皇室是否有权处理？一些报刊时评发出抗议的言论，认为被处置的物品是国家财产，皇室没有权力出卖它们。湖北省教育会为制止清室出售古物致内务部代电（1923年11月12日）更有代表性，认为这些古物是“全国五千年之文物”：“窃我国与埃及、希腊、印度同为数千年前古国，其文明久为中西所慕。清室之古物，尤为历代帝室递嬗相传之珍秘，并非一代一人所得私有。合全国五千年之文物，集于首都之清室，一涉疏忽，不徒散佚堪虞，即立国精神且将无从取征。清室以经费短绌，转售东邻，不啻将五千年立国精神捐弃一朝，念及此，能勿痛心。”

　　太和殿藻井：金銮宝座上方的天花正中，有一向上窿起的藻井。藻井的基本含义是以水克水，常常装饰于重要殿宇，从而也具有显示建筑等级的作用。藻井内雕有蟠龙，其中内所衔宝珠称轩辕镜，是内涂水银的玻璃球。借以象征轩辕星，暗喻殿宇受雷雨之神的庇护。

　　驱逐溥仪后，成立了善后会，首先就是清点清宫物品，分清公产与私产。1924年11月7日发出大总统令:“著国务院组织善后委员会会同清室近支人员协同清理公产私产，昭示大公。所有接收各公产，暂责成该委员会妥慎保管。俟全部结束，即将宫禁一律开放，备充国立图书馆、博物馆等项之用，藉彰文化，而垂永远。”原清宫的物品，有公私产之分。属于私者，为溥仪生活衣物、财钱，包括金、银锭等，均由溥仪带去；属于公者，是与中国历史文化相关的部分，必须交给人民并努力保卫。也正是这个原因，当溥仪出宫时行李中所藏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和仇十洲的《汉宫春雪图》一卷，因系公物被扣了下来，而存放在库房中的101,382两银元宝，则悉数发给了溥仪。清宫善后委员会在点查时发现溥仪的“赏溥杰单”等文件，后以《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为题刊行，在序言中强调“国宝散失，至堪痛惜”！对清宫旧藏文物的这种内涵，并不是所有人一下子都能认识。1928年6月，国府委员经亨颐提出一项议案，认为故宫是逆产，要求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或移置院内一切物品。国民政府会议竟然通过了这一荒谬提案，并要求中央政治会议重新复议有关故宫博物院的决定及有关法令。故宫博物院同仁向社会各界特别是政府高层作了大量的宣传工作，阐述保护故宫文物的重要意义以及故宫博物院的历史使命，对经亨颐提案的五个要点逐条反驳。两个月后，中央政治会议否决了经亨颐提案，故宫博物院保存下来了。这次交锋，留给世人印象最深的是张继以古物保管委员会主席委员的长篇呈文，他在最末一段说道：“现欧洲各国，为供历史之参考，对于以前皇政王政时代物品，莫不收罗保存，惟恐落后，即苏俄在共产主义之下，亦知保护旧物，供学者之研究。一代文化，每有一代之背景，背景之遗留，除文字之外，皆寄于残余文物之中，大者至于建筑，小者至于陈设，虽一物之微，莫不足供后人研究之价值。明清两代，海航初兴，西化传来，东风不变，结五千年之旧史，开未来之新局。故其文化，实有世界价值，而其所托者，除文字外，实结晶于故宫及其所藏品。近来欧美人士，来游北平，莫不叹为大可列入世界博物院之数，即使我人不自惜文物，亦应为世界惜之。”这里突出故宫古建筑及其藏品的“世界价值”，是难能可贵的认识。

　　1932年，“北平政务会议”对故宫作了三项决议方案，其中第一项是呈请中央拍卖故宫古物，购买飞机500架。经院长易培基等多方努力，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保护故宫办法，拍卖文物一案被否决。

　　每次争论的结果，都使人们加深了对故宫文物国宝地位的认识：这是数千年中华文明的精萃，来之不易，不可当作寻常古董任意处置。

　　第三，文物南迁进一步强化和提升了故宫文物的国宝地位。

　　1931年，日本发动9·18事变，占我东北，华北告急。故宫博物院理事会考虑日军一旦入侵华北，故宫文物就有被毁或被劫的危险，于是决定选择院藏文物中的精品，迁往上海储藏。这一计划得到国民政府批准后，故宫就开始了南迁文物的准备工作，首先是挑选文物，集中装箱。1933年1月，日军进入山海关，华北地区形势更为紧张。故宫博物院理事会于是决定，将已装箱的文物从当年1月起，分批运往上海。

　　故宫文物南迁的消息经报纸披露后，引起截然不同的反响。支持者认为，日军极有可能得寸进尺，继续南侵，有必要把故宫重要文物转移到南方安全地带。国土沦丧犹可力图恢复，任何文物之损失，终将万劫不复。反对者则认为，迁运文物犹如弃国土于不顾，势将造成民心浮动，社会不安。反对最力者为北平市民周肇祥，他于中南海成立“北平民众保护古物协会”并自任主席，发通电，散传单，公然表示将以武力手段阻止文物南迁。当时一些文化界名人也反对南迁，如胡适、鲁迅等，鲁迅写有“寂寞空城在，仓皇古董迁”及“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的讽刺诗句。而有意思的是，此后不久即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先生正在为文物南迁奔忙时，他的儿子马彦祥却以笔名在报纸上发表多篇文章，对文物南迁提出批评：“因古物之值钱，结果弄得举国上下，人心惶惶，束手无策，这种现象，想起来实在有点好笑。”他说：“我们国难一来的时候，不是大家都众口一辞地说‘宁为玉碎，勿为瓦全’么？现在为了一点古物，便这样手忙脚乱，还说什么牺牲一切，决心抵抗？要抵抗么？先从具有牺牲古物的决心做起！”想不到的是，1937年11月下旬，故宫有两列装文物的火车要从南京发往陕西，缺少押运员，院秘书便请马彦祥帮忙押运，他便担负了这个重任。四年前的反对，到这次甘冒战火参与到押运故宫文物西迁的行列之中，马彦祥的认识已有了重大转变。

　　故宫的文物不能简单地视为古董、古物，而是国宝，是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其中蕴含着民族的历史、民族的文化、民族的情感，不能以币值论价。故宫文物南迁的争论，使人们对它的国宝地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文物南迁十多年，受尽种种险阻，始终为国人所关注。而文物的常常化险为夷，使“古物有灵”的说法广为传颂，且与“国家的福命”联系了起来。1947年9月3日，马衡院长在北平广播电台作了《抗战期间故宫文物之保管》的著名演讲，简要介绍了抗战时期文物南迁、西迁的经过以及保管之困难等。他说：抗战八年之中，文物多次险遭灭顶之灾，例如当9,000多箱文物由重庆运往乐山途中暂存于宜宾沿江码头时，重庆以及宜宾上游的乐山和下游的泸县都遭到敌人的狂轰滥炸，唯有宜宾幸免；长沙湖南大学图书馆在文物搬出后不到四个月就被炸毁；重庆的几个仓库在搬出后不到一个月，空房也被炸掉；从南郑到成都时，在把存放在南郑文庙的文物运出后刚12天，文庙就遭敌机投下的7枚炸弹夷平。“像这一类的奇迹，简直没有法子解释，只有归功于国家的福命了。”

　　从现在来看，历史已经证明，当时还不可能有比南迁更为有效的保护文物的方法。为了避开战争的灾难性破坏，为了保证在这一个非常时期文物不受损失，最为可能的方法就是将文物迁到安全的地方。迁徙疏散成了战时文物保护与保管的手段。

　　不仅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许多国家为了防止德国的侵掠，也都纷纷疏散、藏匿本国博物馆的艺术精品。以英国为例，英国博物馆的主管们1938年就做转移藏品的准备。他们计划将艺术收藏品转移到英国西北部的威尔士隐藏起来。在伦敦本地，地铁未用地段被预置为储存点。在国家美术馆，大幅画的边框都做有特别的槽口，以便很快从框中取出画装入存放在地下室的箱子里。经过多次操练，一个大美术馆能在7分钟内清空。193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宣布后，欧战的步伐不可避免地加快，英国博物馆即着手装箱外运。装满了包装好的首都藏品的皇室列车只能以每小时10英里的速度行进，以使颠簸震动减少到最小限度。大多数英国藏品甚至在9月3日正式宣战前就抵达指定隐匿地点，9月5日，所有重要物品都撤离疏散。

　　再以美国为例。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本土主要博物馆即着手转移他们最有价值的收藏品，弗立克、大都会和其他艺术品收藏机构做出了授权转移收藏品的决定。文化资源保卫委员会1943年3月的报告称，仅从华盛顿就有4万立方英尺的书籍、手稿、印刷品和绘画，加上第一面星条旗，以及那些代表着美国民主发展步伐的档案被送往“内陆腹地的三处教育机构”；《独立宣言》则送往诺克斯堡保存。

　　欧洲及美国博物馆的文物藏品，绝大多数是来自世界各地，一般主要不是本国本民族的艺术品，而故宫的文物，全是中华文明的结晶，是中国5000年艺术长河的重要载体和见证。与欧美相比，故宫文物精品在外十多年，受尽艰难曲折，更是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存人类文化遗产的奇迹。

　　第四，海峡两岸两个故宫博物院的同时存在，为两岸同胞及国际社会所关注，也更加彰显了故宫及其藏品的国宝意义。

　　上世纪40年代末，抗日战争时期故宫博物院南迁文物的1/4运到了台湾，1965年在台北成立故宫博物院。从此，世界上同时有了两个故宫博物院。

　　国民党政权在溃退大陆时，运走这批文物精品并成立故宫博物院，当然不仅是这些文物贵重值钱。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地址，据说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百岁诞辰，称为“中山博物院”，“行政院长”严家淦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开馆的贺词中对此作了说明：“此一博物院定名为中山，并在国父诞辰之日落成，尤具意义。国父以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传的道统为己任；博物院代表一个民族的文化。现在博物院以中山为名，来纪念国父，就是要把国父的思想发扬光大，达到天下为公的地步。”虽然同一地方既是中山博物院又是故宫博物院，让人有点费解，但立意则很清楚，强调台湾政权是中国的代表，也是皇家文化传统的继承人，而皇家收藏就是这一身份的一个证明。台北故宫博物院认为，“本院肩负开物成务的重大使命、民族传统源流的导扬、以及国民人文艺术素养的提升”。故宫文物也成为台湾当局企图“在经济之外，另一突破外交孤立的取向。”近些年来，台湾当局推行“去中国化”路线，又想通过台北故宫藏品争取国际社会的关注，使其陷入尴尬的地步。

　　北京故宫博物院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重大发展。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7日，故宫博物院在闭馆40多天后重新对外开放。3月21日，北平市军事管理委员会接管了故宫博物院，全体工作人员原职原薪，马衡院长继续任院长。6月7日军事管制结束。20世纪50年代，故宫博物院百废俱兴，维修颓坏古建筑，整顿脏乱环境，充实院里人力，制定了明确的发展方针，特别是通过文物清理以及政府调拨、购买、接受捐赠等，一批流失在海内外的清宫旧藏重新回到了故宫，而且补充了更多的过去清宫所没有的精美艺术品，使北京故宫成为世界上收藏中国文化艺术品最为宏富的宝库。

　　台北故宫博物院现有文物藏品65万件册，清宫旧藏及遗存占到92％以上。截止2006年9月底，藏品总数为655279件册，其中铜器5994件，瓷器25310件，玉器12103件，漆器707件，珐琅器2510件，雕刻651件，文具2379件，钱币6952件，绘画5257件，法书2959件，碑帖450件，拓片756件，丝绣279件，织品88件，摺扇1641件，印拓7件，杂器12293件，善本书籍176713册，清宫档案文献386729件册，满蒙藏文献书籍11501册。

　　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藏品约150万件套，85％为清宫旧藏和遗存，依据不同质地、形式和管理的需要，分为绘画、法书、碑帖、铭刻、雕塑、铜器、陶瓷、织绣、玉石器、金银器、珍宝、漆器、珐琅、雕刻工艺、其他工艺、文具、生活用具、钟表仪器、帝后玺册、宗教文物、武备仪仗、善本文献、外国文物和其他文物等，共25大类69小项。其中绘画43202件，法书54927件，碑帖25464件，清代帝后书画约25000件，铭刻32144件，陶瓷349161件，铜器29169件，玉器28461件，石器1395件，金银器3317件，珍宝1121件，漆器17707件，珐琅器6155件，雕塑9738件，雕刻工艺10148件，其它工艺12348件，织绣139592件，文具65055件，家具及生活用具35487件，钟表仪器2629件，帝后玺印4941件，宗教文物41123件，武备仪仗乐器19501件，外国文物4903件，善本特藏195318件册，书版230000块，古建筑类文物5468件，另有正在整理的其他文物资料及古籍等约20万件册。

　　比较起来，北京故宫博物院在文物藏品总数、文物种类以及精品总数上，都远远多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但是两岸两个故宫博物院同根同源，其藏品有着很强的互补性。通览两个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藏品，还有三个明显特点：

　　其一，故宫文物的经典性。从物质层面看，故宫只是一座古建筑群，但它不是一般的古建筑，而是皇宫。中国历来讲究器以载道，故宫及其皇家收藏凝聚了传统的特别是辉煌时期的中国文化，是几千年中国的器用典章、国家制度、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以及学术、艺术等积累的结晶，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物质载体，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有代表性的象征物，就像金字塔之于古埃及、雅典卫城神庙之于希腊一样。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故宫文化是经典文化。经典具有权威性。故宫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精华。经典具有不朽性。故宫属于历史遗产，它是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沉淀，蕴含着中华民族生生不已的创造和精神，具有不竭的历史生命。经典具有传统性。传统的本质是主体活动的延承。故宫所代表的中国历史文化与当代中国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今天的文化建设是相连的。对于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经典文化永远都是其生命的依托、精神的支撑和创新的源泉，都是其得以存续和赓延的筋络与血脉。

　　其二，故宫文物是中华5000年文明的重要载体和见证。故宫是世界上最丰富、最重要的中国古代艺术品的宝库。在两岸故宫的210万件套文物中，论时代，上自新石器时代，下至宋元明清直至近现代；论范围，囊括了古代中国各个地域的文明精华，包容了汉族和古代许多少数民族的艺术精粹；论类别，包含了中国古代艺术品的所有门类。故宫庋藏的各主要类别文物，其本身就完整地记录了该类文物从萌生、发展到辉煌的文化链。以书法为例，故宫的藏品涵盖了从契刻到书写进而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书法艺术的历程，藏品从甲骨文、钟鼎文、直至晋朝开始形成书画艺术，此后，历朝各代的名家流派，几乎一应俱全。再以陶瓷为例，从新石器时代的黑陶、彩陶，直到两宋的五大名窑，元青花瓷，明代白瓷、釉里红、斗彩等，清代的粉彩和珐琅彩等；其他如玉器、铜器和许多工艺品等，也是如此。为了这条历史文化长河永远奔腾流淌、润泽后代，故宫还在收藏现当代的艺术精品。因此，故宫是一部浓缩的中华5000年文明史。中华民族绵延不断的历史文化在故宫博物院的各类文物藏品里均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其三，故宫藏品与故宫古建筑都是旷世之宝。故宫藏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与故宫古建筑的不可分割。故宫是世界文化遗产，故宫的文物藏品因此也是世界文化遗产故宫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中国的，同时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基于虽有两个故宫博物院但故宫只有一个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感，以及两个博物院的收藏都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事实，因此努力保护好这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并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使中华文明赓续不断而努力，就是两个故宫博物院庄严而神圣的历史使命。

　　概括起来，故宫的国宝地位有以下五个特点：

　　一、故宫的皇家收藏，决定了它的国宝意义；故宫博物院的成立及其不平凡经历，给皇家收藏赋予新的意义，使它与民族文化血脉的传承联系在一起。

　　二、故宫的国宝，统指故宫的所有文物藏品，也包括故宫古建筑。

　　三、故宫国宝具有中华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意义。

　　四、故宫的国宝地位是历史形成的。

　　五、故宫是不可替代的。

　　故宫文化的整体性、丰富性及象征性，使故宫成为取之不竭的文化宝藏。保护故宫及其藏品，就是保持我们与祖先联系沟通的渠道，就是保护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故宫丰厚的文化资源，对于我们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对于加强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扩大中华文明的国际影响力，都能够发挥独特的重要作用。在今天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伟大实践中，故宫博物院决心努力探索在保护中利用、在传承中创新、在弘扬中发展的新思路、新举措，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华文化的继往开来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郑欣淼（故宫博物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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