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良镛院士：“东倒西歪”的建筑歪风吹到中国

　　“近若干年来，北京旧城早已明令保护，仍被拆毁不止，一个文化古都就是这样一天天失去风韵的，再加上畸形建筑的频频出现，应当引起深思！”近日，两院院士吴良镛指出，中国的城乡建设正面对着最优越的机遇与最尖锐的矛盾，而人们虽然对中国建筑市场热火朝天背后的负面因素有所认识，但是公开的讨论很不足。他建议构建人居环境科学、设立城市总规划师，对城市发展进行专业、整体的统筹。

　　畸形建筑将成为时代伤疤

　　最近几年，中国城市的“畸形建筑”频出。吴良镛开玩笑说：“有些建筑我们得请心理学家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数量和规模扩张惊人。仅2007年，城市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超过11.7万亿元，约为改革开放初期的150倍；全国城镇建筑年竣工总面积达10多亿平方米；城市化率从改革开放初的17.9％提高到2007年的44.9％。如今，中国的上海—南京—杭州、香港—深圳—广州、北京—天津地区都是人口超过2000万的特大城市区域。其中，1980年上海市18层以上的房子只有121幢，而到2006年达到10045幢；北京的建筑量每年达5000万平方米，相当于一个旧城的建筑量。

　　吴良镛回忆，早在1956年前后，针对当时城市建设中出现的规模过大、用地过多、标准过高、求新过急的现象，曾提出所谓的“反四过”。50多年后，我国再次面对同样的问题。

　　同时，建筑市场的兴旺使得国际建筑事务所纷纷抢滩中国。吴良镛表示，中国简直成了“外国建筑师的试验场”——在西方往往只是书本、杂志或展览会上出现的畸形建筑，现在在中国的一些特大城市真正盖了起来。他说：“这些畸形建筑结构动辄花费十几亿、几十亿，我想请建筑史家和建筑经济学家来研究一下，中国是不是已经成了最大的建筑浪费国家。”

　　追求高楼大厦的现代建筑使得我国城市“千城一面”的现象严重，同时，我国的旧城历史风貌遭到了极大破坏。吴良镛介绍，从20年来的空中影像图可以清楚看出，拆毁北京旧城的行动一直在进行中，至今还在继续。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极其错综复杂的。”吴良镛指出，“是全球化积极作用与负面影响的产物，是建筑界思想混乱的产物，也是我们社会包括我们同行们'造神运动'的产物。”他认为，那些用中国人民的血汗浇注的摩天大厦今后将成为时代的“伤疤”，永远记录下我们的伤痛。

　　保住18亿亩耕地

　　面对中国这样大规模、高速度的发展，吴良镛表示：“如果仍然习以为常地、孤立地论建筑、论城市，而不从城市化考虑，显然难以得到全面的结论。”

　　被誉为20世纪最具世界声望的城市规划思想家的芒福德曾说：“真正的城市规划必须是区域规划。”吴良镛说：“根据我个人最近20多年来对区域规划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经验，区域规划研究是必要的、可行的、有益的。”

　　吴良镛指出，以区域的眼光发展要注意几点：一、处理好建设用地与非建设用地的关系，特别在经济发达、城镇密集地区，要实现“农田集中”；二、考虑大中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预留快速交通系统发展的空间，特别注意区域空港、海港、河港的布局及其与快速交通干道的衔接与枢纽的建设；三、在城镇密集地区，要重视交通网络与其节点上的城镇、居民点的布局结构；四、对湿地、山林、风景名胜地区加以保护、整治，警惕肆意开发而逐步“城市化”，丧失文化蕴涵。

　　尽管我国采取了世界上最为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但目前效果甚微，尤其是耕地锐减之势并未得到有效遏制。

　　在报告中，吴良镛向听众展示了几张自己在农村考察时拍的照片——由于农村紧缩，农村人口实行定点居住，很多农民在漂亮的公寓楼前的机动车道上晒谷子；用小区中的景观水洗衣服；老年人不愿意住楼上，干脆住在一楼的车库……

　　吴良镛表示，在加强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也不要让农村失去应有的作用。他指出，中国历史上，“县”一直是中国农业社会最基层的行政单位，注重壮大县域经济是当今全球化形势下最基本最安全的对策之一。但在过去的工作中，一个缺陷就是孤立地进行城市规划与农村居民点规划，整体研究很少，长期以来对地方、基层研究相对不足。

　　“我对中国城镇化道路的设想就是，一方面，大中小城市的崛起，特别是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发展，这是全球化、全球贸易、全球交流的要求。农民进入到大中城市中去，促进经济进程中的生产要素转移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在广大农业区域，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还需要保持住大量的农业地带，要保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重点考虑县城—重点镇—集镇对农村区域的带动作用。”吴良镛说。

　　构建人居环境科学

　　“生态承载能力”的概念是由加拿大生态规划学家Rees提出，他指出“北美要3个地球的资源来供他们挥霍”。面对日益突出的资源、能源问题，吴良镛指出，中国城乡建设中的最大矛盾就是用最短缺的资源负担最大的建设量。他表示：“城市分散、汽车化、郊区化、高级别墅、摩天大楼……西方这一套不能照搬，矛盾重重，学不起！”

　　吴良镛认为，今年中国接连遭受的冰冻和地震两次自然灾害，就充分显示了当前人类面临灾难的脆弱性。他指出，虽然科学技术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我国的建筑规划决策、城市的整体规划与设计每每缺乏科学的论证。“中国现在不是没有规划！”吴良镛说，“规划多得是，不是领导不重视规划，有些人口口声声要加强规划，但是地方意志、部门意志、长官意志影响太大。”

　　“我国在大型公共建设中由于各部门各专业的分头筹划建设，一般与相关专业协调配合不够，建成后矛盾暴露，需要长期的调整。这方面现象甚多，举不胜举。”他说，“这些年我参与国民经济建设，感觉到部门的、分散的行为越来越厉害，城市发展缺乏应有的整体的战略和总体协调。”

　　为此，吴良镛建议，要加强总体设计，从空间上整合多方面发展需求，推进空间研究，走向战略空间规划。具体来说，应发展构建在多学科的综合、融贯之上的“人居环境科学”，同时在少数城市工作中进行试行城市总建筑师、城市总规划师、城市总工程师制度，对城市发展进行整体的研究、决策和管理。

　　他介绍，城市总建筑师、城市总规划师和城市总工程师是一种世界上较为流行的制度，德国、法国、英国、美国和俄罗斯等许多国家的城市政府都普遍采用，在保证城市整体、协调、有序发展及形成完整的城市面貌方面，已经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

　　不过，吴良镛同时指出，目前我国可以胜任该职位的人才匮乏。

　　另外，他表示：“人居环境理所当然地属于科学的前沿，但是尚属亟待发展的科学前沿，对它的认识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无论专业工作者还是全社会，包括决策者都是如此。”

　　在他的设想中，人居环境科学不是企图建构一个庞大、僵化的学术体系，而是随时代需要，组构以解决问题出发的学科群。并且这个学术体系是随时代需要，在解决时代问题的过程中得以不断扩大成长创新。“它是一个有机的、开放的、成长中的学术群体。这也是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中不太同意单独构建'城市学'的原因。”吴良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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