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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景致与行动：《园冶》借景篇
中国风景园林网讯 2009年11月14日，陈植造园思想研讨会暨江苏省园林规划设计理论与实践博士生论坛在南京林业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的主题是"传承·交融"。江苏省建设厅、教育厅领导和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及风景园林院校师生共计500余位参加了此次会议。以下是冯仕达先生的相关论文内容。  自我、景致与行动：《园冶》借景篇 (澳大利亚)冯仕达撰文 孙田译 17世纪的中国园林论著《园冶》，以文学典故丰富而出名①。已故的陈植教授于1979年出版了对这一专著的注释，自此，学习中国园林的学生得以欣赏文字典故之趣[1-3]。最近，邱治平先生所译法文本《园冶》，亦为西方读者细说典故，有类似的贡献[4]。然而迄今，有关这一中国园林论著中典故的概念意义，人们却论述甚微。学者们承认《园冶》的文学性，但并没有把书中典故看作理解该书重要性的关键性考量。于是就面临一个难题：学者们似乎是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解释《园冶》典故，虽然它们看起来多半是“装饰的”、无关紧要的。 近年来，出现了对《园冶》的新分析，它们试图以新的方式解释这一论著的文学方面。仔细阅读后可以发现，这一论著显示了文本的修辞特色何以与诸如主客两分、园林设计者的地位等事项可能相关[5]。本文对《园冶》借景篇同样提出新见。借景篇专注于讨论“借景”这一概念，它是汉语园林文献中此类方向中最早的一篇。在现代学术中，“借景”经常被理解为一项远处景物与观察主体之间的固定关系。而近期的研究则指出对“借景”的这一认识并不为《园冶》文本所支持[6]。本文中，我首先想讨论，与其说“借景”与园林中特别设计的景致(designed vistas)相关，不如说它是一类特别的设计思想；其次，我想提出一条思考脉络，以解释为什么在《园冶》中，“借景”可被称为园林设计最重要的方面。 为达成上述2项目的，我将遵循2个普遍的前提：1)设置诠释性的工具是重要的，这有助于此论著向新的阅读群体开放，仅仅阅读文本自身是不够的。之后我会将比较哲学家吴光明的近作与《园冶》借景篇的部分片段联系，作一讨论[7-8]②。2)我们不能轻易地将《园冶》奉为经典。重要的是，经典的意义在于它必须面向当代读者——仿佛原著有意为之，而不只是面向17世纪读者的17世纪文献。 “借景篇”有4个中心段落，与四时相应。整个文本常被视为“诗意的”这其中没有逻辑论证，讨论的主题看起来变动不居，文本充满了文学典故。 1 流与旨 当检视此篇时，我发现了一个式样文章的要旨围绕自我、景致与行动这3个考量中心循环出现。在有关春天的段落中，这一流转清晰可见: “高原极望，远岫环屏，堂开淑气侵人，门引春流到泽：嫣红艳紫，欣逢花里神仙；乐圣称贤，足并山中宰相 闲居曾赋，芳草应怜：扫径护兰芽，分香幽室；巷帘邀燕子，间剪轻风、片片飞花，丝丝眠柳：寒生料峭，高架秋千。兴适清偏，怡情丘壑!顿开尘外想，拟入画中行一。[3]:325” 这一部分以4句写景开场，从“高原”与“远岫”的“彼处”再到开堂与门的“此处”。尾随的4行有关自我与经验，从前4句的“现在”转为可仿效的“过去”。“欣逢花里神仙”与冯梦龙所写的秋先有关。秋先爱花甚切，以至感动神灵，他得以夜会花仙。“山中宰相”则是陶弘景(456 536)，梁武帝曾向这位隐士请教良多——自我被类比为历史人物。 这一段落接下来的2行将被动的“行动”联系到主动的“回应”以“闲居”作为写作的题目以回应我们的“芳草”。“闲居”典出潘岳的《闲居赋》，出自《文选》。“芳草”则出自屈原(340—287BC)的《离骚》，诗中有云“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平故宇”，这种植物因缺少人伴而寡欢。“闲居”与“芳草”既是典故，又均可涉及现实。这些文字让读者在“此处与现在”和“彼处与当时”之间穿梭。 段落随后的4行似乎是在近旁景致中的动作：扫径与卷帘。 接下来，读者碰到了更多有关景致的文字，这些文字以些许动作作结高架秋千。“料峭”是一个有季节专属意义的词，指的是人们在春天感受到的寒意，这呼应了之前以“间剪轻风”带出的归燕之想。“高架秋千”是对环境的具象回应，段落结尾的数行则进一步阐发了回应。这几行有关自我的内在情感，不像“山中宰相”之类对自我典故意义类比的强调，而涉及中国文学中广泛讨论的“尘世”“丘壑”与“画中行”，涉及对将来的体验。 所以，很清楚，我们执行并体验了一系列穿梭：景致--自我--行动--景致--自我。同时，读者也穿梭于“此处与现在”和“彼处与当时”。在借景篇的其他部分，文本并不严格地遵循这一顺序，所以，有的只是可辨的模式(pattem)，而非系统机械的想法。 文本中的这一样式回应了吴光明所称的“述行性思考”(performative thingking)，他称其为“游走性的、模糊的。思考‘驱动’自身‘漫游’，步移景异…动态游走的(peripatetic)‘我’(一个指示物)的所在为情境(situation)——我所处(situated)的地方唤起，我开始讲故事，通过确认这一情形……于是思绪漫步，经历并将不熟悉的化为熟悉的，这一转化，就是汉语隐喻。[7]：196”《园冶》文本并不彻底检视对象(“借景”)，它定义复又推敲，缺乏以一种不含糊的方式告诉我们借景是什么；更准确地说，它蜿蜒游走，读者亦经历游走状的阅读与思考。循着文字之流，读者抓住了“借景”之旨。 2 新与鲜 我们应该记得，《园冶》是详细处理“借景”概念的第一个汉语文本，而它并不强调其观念之新(novelty or newness)，这就让人意外了。相反，我们发现这一开创性文本主要处理的是普通的经验(例如“面对远岫环屏”)和格言短句(故事缩减成一个短语，例如“山中宰相”)。其重点在修辞性的平常之言。借用吴光明著作中对“新颖”(new)与“鲜活”(fresh)的讨论，我觉得借景篇避开了由不熟悉(unfamiliar)引向新鲜体味的路线，以鲜活的感觉(a serise of the fresh)更新熟悉之物。熟悉之物何以不流于陈腐？何以为鲜活的感觉所更新？这里，我举出《园冶》借景论游思的2个特点。 首先，问题在于借景篇的4个段落，每段对应不同的季节。现代学者张家骥先生提出一个观点：此篇有4个段落，分别对应不同的四时景象[3]：133-134。此处的问题是，四时景象的典型性和可预知性或能强调了熟悉的季节性经验，而破坏了提神的鲜活经验(the freshness of experience that refreshes us)。此外，现代学者赵一鹤先生亦指出，事实上，4个段落并不明显断开，而由过渡文字相连[9]。例如，对“夏--秋”文章写道：“苎衣不耐凉新，池荷香绾，梧叶忽惊秋落，虫草鸣幽。[9]：14”对“秋--冬”，则“但党篱残菊晚，应探岭暖梅先。[9]：15” 这一文本持续地指出四时之变的现象，而并不强调每个季节的独立完整。其重点存季节流变的经验，而非固定的季节特色，这正暗示了鲜活之途。同样，这也与“述行性思考”相协调一致。正如吴光明先生所言：“生命是一种体验，是通过具体经历的一种体现。[7]”重点在于经历的具体时间，而非对时间频率的抽象感觉。 其次，现在关注此篇4部分中的每一部分，我们可以回到较早的观察：自我、景致与行动之间的穿梭是一种可辨识的模式，但既非系统亦非机械的重复。突出的是这一穿梭的本质和一种游走思考之间的关系。 此篇之末，文章写道：“夫借景，林园之最要者也。如远借，邻借，俯借，应时而借。然物情所逗，目寄心期，似意在笔先，庶几描写之尽哉。[3]：326”这里我们被引入奇径通达造园之心，通往设计构思的瞬间。这里的难题是：在“此处与现在”和“彼处与当时”之间的漫游与即刻的、内心的创造力有何关联，这漫游与别处(elsewhere）的关系又是怎样？ 在此，吴光明先生就中国思维的隐喻性(metaphorical）和历史性(historical)的论述是很有助益的。他说，“历史，是我对其他时代的理解。意味着历史是我在时间中隐喻性的延伸。缘于隐喻是我由‘现在--此处’理解‘彼处一当时’的行动，是我自己。‘当时’可以使未来，亦可为过去。将来，在其与现在隐喻性的联系中，与现在的历史关联，和过去与现在的一样。过去是历史的，未来是一种预期中的、以前的历史(The past is historical; the future is a proleptive prevenient history.)。[8]：19”根据这段引言，我们可以考虑：自我、景致与行动间的穿梭、类比为历史人物的自我观念、即刻经验的自我以及可能的未来经验的自我之间的穿梭，我们认识到，《园冶》文句所展示的正是隐喻性与历史性思维。每当我们以熟悉和记忆的名义描绘出一个新的或是可能的景致，似乎即是在回应吴光旺对鲜活的讨论：“纵然我们重新为人，我们的心依旧留在舒服的过去：那里什么都是熟悉的，那里甚至不完美的也是我们的家。所以我们喜欢鲜活，不喜欢新颖…．经由‘熟悉’，我们可以打破骇人的‘新颖’而直达‘鲜活’；我们于是在安全的旧(old)中更生，这就是隐喻带给我们的。所以，隐喻是展示新颖而将其化为鲜活的逻辑。[8]:21” 大体上，《园冶》要求设计师将再解释(reinterpretation）视作创作过程。它提供的不是借景的方法，而是如何设计一个思考过程的途径。它提供的不是历史知识，而是文化的连续性；这暗含了缺失和转化。充斥于《园冶》借景篇中的典故是文化连续的媒介，而不只是修辞装饰。通过典故的运用《园冶》具有一种周全的自我指涉（This usage of allusions makes the treatise consistent)这是有关“借”的文本，其文自身向它文借语，是故主题与操作模式并不分离。《园冶_向读者提出一种默契：读者也将隐喻性延伸于其他境遇。汉语文本设置了(configures)格言短句、常见或很可能发起了一种一般性的认识：积极从政与消极归隐的相互渗透。 3 巨匠之声与漫游之思 众所周知，《园冶》的作者计成(1582-1642)为他人设计园林[10]，而绝大多数中国园林文献为园主或访客所著。出于这个理由，《园冶》被视为传达设计巨匠的声音、意图和内心感受。上文对借景篇的细读否定了这种认识。如果借景篇有一个暗含主体(implied subject)，一位设计并借景的主角，我们很难断言他究竟是“设计师”还是“园主/访客”。文章暗含主体的分裂身份(fractured identity，设计师／园主)意味着文本中没有最终权威的声音。然而，在专业性的(professtional)文本中权威的声音应毫不含糊地出自设计师；在这个意义上，《园冶》不是一个专业性的文本。《园冶》首章中介绍给读者的“主人”在整个文本中有效地保持着他含糊的身份。我们必须理解行动主体与行动、设计师与设计行动的相互关系[5]。设计师设计，设计亦造就(does)设计师，也就是说，设计师在设计某个具体园林的时候才成为设计师。“成为设计师”与“设计的行动”是同步的过程，而不是先以诸如《园冶》等书建立一种设计能力，从而成就设计师的身份。 现在，我们可能更容易理解为什么《园冶》告诉我们“夫借景，林园之最要者也”。借景篇显示其关乎园林设计创造性时刻的核心。借景是一种游走性思维，此彼远近、此时彼刻、外景内心由游走性思维贯穿起来，体验其中而不自知。这不是一种涉及明确概念、逻辑论证、原理运用的思维，而是一种隐喻性的、历史性的思维，它避开了理论抽象而青睐有具体细节的引经据典。 4 结语 如前文所示，《园冶》借景篇提出园林设计者与访客的等同性（parity)、诗意的语言与记忆在建构景观经验中的角色、“新”之震荡与不断更生的“鲜”等。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主题可被视为与当代建筑与景观设计思想中诸多方面的同源同类(cognate)，所以，《园冶》或能对丰富当代设计文化有所贡献。 然而，对于跨文化交流而言，将中国园林文献当作一个简单而用之不竭的洞见之源是一种误解。这一中国传统面临着危险，而跨文化沟通能提供必要的刺激，以面对一个严肃的问题．我在分析《园冶》借景篇中强调的游走性思维，当它试图通过鲜活刷新陈旧与熟悉时，可能从鲜活流于陈腐，从精妙变为平庸。这种思维的萎缩以重复陈词和列举事实的面目出现，停留在提供直接资讯的层面上。在20世纪80年代，有关《园冶》的新一波学术写作出现了。当时有一种倾向，学者专注于讨论《园冶》中若干片语和想法的重要性，却以重复原始的讨论框架的方式进行讨论①。20年来这种关注内容的倾向，其代价是冷落了对激活内容迂回思维的意识，是故前文所提及的主题与操作模式的一致亦被忽略。在此，两方传统的概念资源有特别的针对性，因为它提供了间离汉语述行性思维的语言，让我们激起新的阅读，并刷新我们对新的阅读的敏锐感。 注：本文曾以英文发表于Landscapes of Memory and Experience(ed. Jan Birksted London：Spon Press，2000)。汉语译文于2008年9月在台湾《城市与设计》学刊4[20]期发表。 致谢：本文初步想法源自与米歇尔-科南(Michel Conan)和郝大维(David L.Hall的话，以及1998年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园林课程的学生们。我得益于他们的洞见和忠告。本文初稿发表于1998年4月在英国埃克塞特大学举行的艺术史家协会会议上，感谢主持人Jan Birksted的邀请。本文的二稿于1998年6月发表于巴黎文化部Direction de I'Architecture的讨论会，感谢法国中国当代建筑观察站负责人弗朗斯瓦·兰德组织这次讨论，亦感谢她所邀诘的讨论人员邱治平、Yolande Escande和Antoine Gournay。 多蒙孙田女士悉心中译，ABBS建筑论坛多位朋友帮助校对，一并致谢。 译者感谢张维修先生协助查证吴光明汉语文献，及台湾《城市与设计》学刊匿名评审指正。 作者简介： (澳大利亚)冯仕达：1961年生／男／中国香港人／悉尼大学博士／新南威尔士大学建筑环境学院建筑历史与理论高级讲师 译者简介： 孙 田／女／中国美术学院在读博土研究生。 本来来源：《陈植造园思想研讨会暨江苏省园林规划设计理论与实践博士生论坛论文集》
编辑：roy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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