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春云：关于生态文明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

日期：2008-11-05 来源：《求是》2008-21 作者：姜春云我要评论（）

跨入生态文明新时代

　　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此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目标。这一重大命题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发展理念的升华，对发展与环境关系认识的飞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人类社会正在跨入崭新的生态文明时代

　　什么是生态文明？人类发展史的实践表明，生态文明是有别于任何一种文明的崭新文明形态，其产生和发展具有必然的历史演进轨迹，即人类原始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人们熟知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都是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产生，惟有生态文明是现代工业高度发展阶段的产物。众所周知，工业革命造成了生产力的空前解放和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同时导致了严重的环境危机和生态恶化，使发展变为不可持续。生态文明，就是在深刻反思工业化沉痛教训的基础上，人们认识和探索到的一种可持续发展理论、路径及其实践成果。可以说，生态文明是对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的深刻变革，是人类文明质的提升和飞跃，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新的里程碑。生态文明不只是生态、环境领域一项重大研究课题，而是人与自然、发展与环境、经济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协调、发展平衡、步入良性循环的理论与实践，是人类社会跨入一个新的时代的标志。

　　回眸历史，人类文明进化的轮廓清晰可辨。首先是原始文明，至少经历了170~200万年。考古资料佐证，中国的原始文明，始于距今约170多万年前的元谋人。那个时期，极少的人口以狩猎采集为生，主要以石器为生产工具，对地球数千亿吨计的净植物生产力来说，人类的“消费”量简直可以忽略不计。后来缘于原始农业的出现，虽已产生了生态问题，但地球生物圈一直保持着巨大的自我恢复生态平衡的能力。这种人类与生物、环境之间自然有序的协同进化关系，堪称原始“绿色文明”。到了农耕文明时期，随着生产工具和技术的进步，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大，相应的生态问题日渐显现、突出。由于农业过度开发林地、草地、丘陵岗地与河湖滩地，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致使文明衰落的变故屡见不鲜。但总的看，这个时期人类的发展对自然生态的负面作用是渐进的，有一定的限度。进入工业文明时期，人类对大自然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征服运动，以掠夺的方式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据有关统计资料，整个20世纪，人类消耗了约1420亿吨石油、2650亿吨煤、380亿吨铁、7.6亿吨铝、4.8亿吨铜。占世界人口15%的工业发达国家，消费了世界56%的石油和60%以上的天然气、50%以上的重要矿产资源，从而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其余的85%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口，面对剩下的不到50%的地球一次性资源，要实现工业化，如果沿袭传统工业化的发展方式，还有多少余地和空间？！这让人们看到了，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社会，第一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与发展危机。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类开始了生存与发展的深刻反思和艰难探索，生态文明顺势而生。1972年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唤起了各国政府对环境问题的关注。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使可持续发展思想得到了最高级别的政治承诺，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保障。20世纪后半叶以来，加强环境保护、走可持续发展之路，逐渐成为全人类的共识。从对大自然的掠夺型、征服型和污染型的工业文明走向环境友好型、协调型、恢复型的生态文明，是革命性的变化和进步。这既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被迫之举，也是由“自在”走向“自为”的明智之举。

　　实践一再告诫人们，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不可超越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阈值，超过了这个阈值就要遭受大自然的无情报复。在上下约万年的人类文明长河中，一些古老文明国家和地区，如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地中海文明和印度恒河文明、美洲玛雅文明等，之所以消亡、衰落，其共同的根源，就是过伐森林、过度放牧、过度垦荒和盲目灌溉等，使广袤的森林、草原植被遭到毁坏，河道淤塞，水土流失加剧，土地沙化、盐碱化，肥沃的表土遭到侵蚀、剥离，失去了作物生长所需的大量矿物质营养，于是随着土地生产力的衰竭，它所支持的文明也就必然日渐衰落、消亡。我国黄河文明的兴盛与衰落，根本原因亦在于自然生态系统的繁茂与破坏。“顺自然生态规律者兴，逆自然生态规律者亡”。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条铁的定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西方发达国家既是工业文明的先行者，又是最大的环境破坏者。工业革命对于人类财富的积累是一次巨大的进步，但对于人类的生存环境却是一次灾难。英国于19世纪60年代，美国、法国于20世纪初期，德国于20世纪30年代，前苏联和日本于20世纪70年代，先后完成了传统工业化，又都经历了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的过程。自上个世纪初期开始，工业化国家环境重污染的“公害事件”层出不穷。特别是轰动一时的“世界八大公害事件”(比利时马斯河谷污染事件、美国多诺拉污染事件、英国伦敦的烟雾事件、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日本的水俣病事件以及富山、四日米糠油等有害气体与毒物公害事件)，向全球敲响了危害千百万公众生命与健康的生存危机警钟。

　　最早享受工业文明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尝到了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恶化苦果之后，率先反思过去、转换发展方式，步入生态文明时代。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多数发达国家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治理生存环境，建设生态文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经济结构的主体已由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为主要特征的重化工业，转变为以“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为主要特征的三产、现代服务业。据《国际统计年鉴》资料，以英、美、法、德、日为例，2004年其一、二、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1%、26%、73%；1%、22%、77%；2.5%、21.7%、75.8%；1%、26%、73%；1.4%；27.9%、70.7%。其结果，不但经济增长质量高，效益高，就业率高，民生状况改善，而且生态、环境也大为改观。尽管这些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借助于其经济技术乃至政治、军事优势，攫取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转嫁“污染公害”完成的，但是它说明了一条真理：由传统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建设生态文明，其所获得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民生效益，是传统工业化所根本无法比拟、企及的。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革命迟了一大步，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初期或中期，亦面临严重的生态、环境挑战。当务之急是如何避免重蹈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跳出“怪圈”，加紧由传统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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