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生态旅游 促进风景名胜区保护
（2006年8月29日）
尊敬的邵琪伟局长、吴晓青副局长、王怀臣副省长、王志发副局长、各位代表、同志们：
今天，国家旅游局、国家环保总局、建设部三部门联合在风景秀丽的九寨沟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召开生态旅游现场交流会。这是我国旅游事业发展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这次会议，将对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风景名胜区保护和旅游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肯定会成为我国旅游事业发展和环境资源保护工作的里程碑。我谨代表建设部，向为召开这次会议给予大力支持的四川省政府、阿坝州政府的领导和有关方面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次会议将重点研究生态旅游的发展问题，通过典型交流，推广先进，加强引导，进一步明确生态旅游的发展方向，推进风景名胜区保护和旅游业发展的良性互动、协调发展。刚才，邵琪伟、吴晓青和王怀臣同志都作了很好的讲话，我完全赞同。下面，我结合我国城乡建设和风景名胜区的保护，就如何发展生态旅游讲三点意见：
一、现阶段我国发展生态旅游的必然性
首先，生态旅游是生态文明的召唤。自从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之后，世界各国对环境污染、气候变化、能源枯竭和资源破坏等日益紧迫性的问题进行了反思，不约而同地认为第三个人类文明阶段即生态文明的时代已经到来。这就促使人们回归自然，希望了解进而改善生态环境。顺应这一时代大趋势，发展生态旅游，也是我们落实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需要。人类旅游活动的本质是换一种场景和方式来审视自身的生活。古今中外的诗人和艺术家们往往就是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进而有了引人入胜的佳作。世界各国无论所处何种生产力发展阶段，其人们都对大自然有一种天生的喜爱之情。这种渴望亲近自然的情绪，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剧而成正比地提高，也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大自然作为参照系来平衡日益繁杂和枯燥的都市生活。由此可见，生态旅游的内涵，是在充分利用大自然陶冶人的情操，进而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愉悦的同时，强调人类应对自然和生态人文环境加强保护，倡导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它反映了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对自身文明发展和生存环境演变的历史规律性的认识和理解，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愿望。所以，发展生态旅游顺应了时代需求的大趋势。
其次，发展生态旅游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需要。众多的特有物种和独特的地理地貌是我国旅游业发展待挖掘的最大潜力。从旅游业的需求来看，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业的发展已经成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的支柱产业。联合国专家经过对众多发展中国家调查分析后得出了一个增长模型，凡人均收入超过1000美元的国家和地区，将会面临两个飞跃，第一个是城镇化的飞跃，第二个是旅游业发展的飞跃。人均收入超过1000美元，就意味着人们的基本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人类的第一需求就将逐步转向精神文化和旅游的需求。通过这个增长模型可以推断，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将是世界上旅游人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同时，21世纪也是中华民族崛起的世纪，是全世界人民了解东方文明的世纪，也是人类理解、推广中华民族古老的“天人合一”、原始自然的生态观的时代，这将促使我国的入境旅游人数急剧膨胀。因此，国内旅游需求的增长和境外旅游人数的急剧增长，这两股洪流合在一起，就要求我们认真思考，在日益拥挤的现有的旅游资源市场上，我们还能够为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提供哪些旅游资源，如何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需求？从供给方面来看，仅仅我们建设部门管辖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就有187个，再加上省级风景名胜区就有600多个。这600多个风景名胜区是当前我国旅游业发展的主要载体。尽管这一制度已经建立了二十多年，是我国比较成熟的旅游业载体，但也仅仅利用了全部景区资源的30-50%，其余50-70%的资源因为生态条件的限制而未被科学利用，必须要用生态旅游——这种新的旅游业态来进一步挖掘旅游资源的潜力。同时，我们还有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等一系列占国土面积相当大一部分比例的潜在的旅游资源，都应该也必须通过发展生态旅游来加以利用，从而增加供给，满足需求。
第三，发展生态旅游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宣传我国和平崛起战略的重要载体。国际上有些人将我国的发展看成是全球发展的洪水猛兽，看成是对世界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威胁，到处渲染我们的阴暗面，致使世界上许多友好人士和旅游者望而却步、胆战心惊，不敢到中国来，不敢来欣赏我们独特的景观和悠久的历史文明。而事实上，大家从这两天的参观就可以看到，九寨沟、黄龙这两个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从对资源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的水平来讲，可以说是世界一流的。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和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们在参观访问了九寨沟和黄龙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以后，一致认为这两个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的保护和管理水平完全可以成为世界的典范，许多发达国家都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当然，这样典范我国还比较少。但这说明了我们完全有能力以实际行动来驳斥国际社会有些人对我们的污蔑。通过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吸引国外游客和友好人士来感受、体验和欣赏我国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文化生活，以事实战胜谎言。这种驳斥的效果不是我们新闻舆论的宣传所能达到的。因此，发展生态旅游也是让国际社会正确认识和了解中国的有效途径之一，是我们国家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四，发展生态旅游是加快西部大开发的需要。西部大开发，如何开发？其实一直存在着争议。西部不可能走东部开发的老路，即以引进外资、发展重工业开路、先污染后治理。西部的生态相对脆弱，西部的污染就等于是源头的污染，是因为生态脆弱而难以恢复的环境污染。因此，朱镕基总理曾明确指出，西部大开发要建设成为全国的生态大屏障。这意味着西部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路子必须超越重化工阶段，必须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走服务业优先发展的道路，必须率先进入后工业化时代。而旅游业恰恰是成为这一个战略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是主力军。四川省去年的旅游经济收入达1400亿。这1400亿的旅游收入是真金白银，大部分可直接转变为当地人民可享用的各种财富。旅游收入和工业产值产生的效益是不一样的。如在江浙一带，一家年产值200多亿的计算机组装大厂，其原材料和零部件主要是从国外进口，这些原材料和零部件在200多亿产值中就占到180亿，仅仅产出20亿的附加值。同时，这20亿的附加值中还有15亿是投资者的利润，200亿的产值中仅有5亿留给企业职工转变成当地人民的财富，而大量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耗及污染全留在了中国。这20亿的附加值是我们付出多少环境和资源代价才能创造的。我在杭州任市长时，杭州市的年旅游产业收入为上千亿，尽管全市GDP达2500多亿，财政收入有400多亿，但是我们对这上千亿的旅游收入尤其重视，因为这个是真金白银，真正能够转化成老百姓的财富。它与一般工业的产值相比，其对真正意义上的富裕的贡献不一样，转变为人民财富的程度不一样。
第五，发展生态旅游是开拓生态补偿机制新渠道的需要。正如我国的西部是整个国家的生态屏障一样，星罗棋布的各类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都是本地区不可缺少的生态屏障。这些生态屏障发挥了保护水土资源、维护生物多样性和发挥碳汇功能等的作用。但这样的生态效益是全国人民乃至全人类都可以享用而不用付出的。这就要求对我国大西北和其他生态保护区建立基于财政转移支付基础上的生态补偿制度来对当地群众保护此类“公共资源”进行补偿。但由于评估和支付的困难，发展中国家至今为止都没有实行这种合理的制度。而被列为生态保护区范围内的人们不能开荒种植经济作物，无法扩大牧场，无法砍伐林木出售木材，甚至被禁止挖掘矿藏和发展乡镇企业。史实证明，只有当居民们能够从生态保护中获得足够的收益时，保护行为才可能普遍深入人心和持久化。在“正规的”生态补偿机制建立之前，精心设计的生态旅游往往能够很好地发挥此类补偿功能。当旅行者为生态旅游掏钱时，他们实际上是为生态系统的服务埋单。整个交易的卖点是旅行者可以观赏到多姿多态的自然生态环境或奇特的动植物来满足和愉悦身心、增加知识和陶冶情操。但他们带走的只是对大自然的美好感受，而非任何物质资源。而当地居民可以从长期分享保护区门票收入和各类旅游服务收入中获得对保护生态环境而付出代价的回报。在这里，当地政府和居民们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贡献被生态旅游市场的价格所确认。这种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补偿新机制是非洲许多贫穷国家如哥斯达黎加、肯尼亚等三分之一外汇收入的稳定来源。在肯尼亚，生态旅游的收入与该国主要农产品出口物如谷物、咖啡豆和茶叶等所产生的总收入不相上下。这也持久地激励当地人民更加努力地珍惜和保护自然环境。
综合上述五个方面，发展生态旅游存在时代的必然性、可行性及一定的紧迫性。这是从符合我国国情的必然性，也是西部地区大开发的必然性，更是我们相关行业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对外和平崛起的必然性。
二、自然生态环境的基本特点和生态旅游的两面性
生态旅游，也像世界万物一样，存在着正反两个方面的效应。怎样认清这正反两个方面的效应，把利发挥到最大，把弊减少到最小？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生态系统的基本特点来进行分析，从而找出相关的规律。该类系统的基本特点主要有三个：
第一，自然生态系统是一种动态平衡的系统。如从黄龙和九寨沟整个地形构造来看，其在地质上是古老的（二叠纪、三叠纪形成的海洋沉积带至少有2-3亿年历史），而地貌上是年轻的（太平洋板块和亚洲大陆板块冲撞挤压形成的，仅几十万年历史），所以造就了一种独特的景观。它的地形、地貌、土壤、水环境、植物的多样性、动物的多样性、微生物以及小气候等等构成了紧密相关、相互作用的一个庞大系统，而且与外界进行着能量、物质和信息的交换。这种能量、物质和信息交换之间的均衡，已经延续了几千年甚至上万年。这种系统的均衡一旦被打破、一旦失衡，就会造成生态系统的退化。发展生态旅游，既可以在这种能量、物质和信息的交换中加入良性因素，消除一些其他人为的干扰形式，但也可能加入不良因素，这就需要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因此，维持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是发展生态旅游的一个主导原则，要帮助自然界维持生态动态平衡。所谓动态平衡，当然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是可变的、可优化的，但也可能被劣化退化的。就九寨沟风景名胜区来说，它的生态是优化的，在没有发展旅游业和实行国家风景名胜区保护之前，这里是森林工人伐木的主战场，这些景区道路曾是运载木材的汽车道，再加上不当的“农业学大寨”，致使这里生态遭到巨大破坏。经过多年的保护管理，现在生态逐步得到恢复，动态平衡正在向良性方面转化。
第二，生态系统既是脆弱的、敏感的，但又有一定的自稳定和自我恢复能力。如果外界对生态系统的干扰是在生态系统可忍受的限度之内，生态系统就可以消化、瓦解和适应这种干扰，就不会构成整体的生态恶化。为什么近些年浙江省、福建省生态系统全面好转，其主要原因是能源替代，而不是人为绿化造林。老百姓不上山砍柴了，大自然的自我修复机制起到了重要作用。那为什么大西北有的地方荒漠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主要是因为人类的活动强度主要是放牧超越了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导致生态系统的退化。因此，大西北的生态环境要比东部地区敏感的多、脆弱的多，不能走重化工道路。我们有的生态学家一谈到保护区，就认为这些地区人类不能踏足一步，脚印都不能留下。他们的观点，就是人类的任何行为都会导致生态的毁灭，忽略了生态系统在一定程度上的自我修复能力。除此之外，科学研究已经证明：任何一个生态系统，其生物的多样性越丰富，该生态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就越强，更能够适应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此外，生物多样性又是新物种和人类新药的来源。了解生态系统既是脆弱的，但又有自我修复能力的特点，这是我们发展生态旅游的基本条件。这就要求在发展生态旅游时，要着眼于保护该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以及把对大自然的干扰限制在生态自我修复能力的阀值以内，不要超越它的自我修复能力。这是生态旅游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基点和指导原则。
第三，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干扰一旦超过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阀值，生态系统就会崩溃。这种崩溃和退化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如果要把已经崩溃的生态系统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原有的动态平衡，花费的代价是极其巨大的，甚至是不可估量的。例如，某个自然湖泊COD的本底值，假定为一年10万吨，因为自然界、动植物本身也产生COD。如果因人类活动不断地增加COD的排放，一直增加到一年50万吨，增加了五倍，这个水体生态还可能是完整的，水质还非常好，就是水草更茂密了，它消化COD的能力更强了。但是一旦COD的排放超过它的阀值，假定它的阀值是50万吨一年的话，超过50万吨，这个水体生态系统就会突然崩溃。原来清清的水，突然就会变黑甚至发臭，原有的物种会突然消灭，取而代之的是单一物种蓝藻的爆发。我国许多地方水体都出现这样的问题。也许会有人问，如果把超过50万吨的COD排放，减少到50万吨能不能恢复原有的清洁水体？答案是否定的，把污染排放物减少到50万吨，系统仍然是不能恢复，需要进一步减少，一直减少到它的本底值10万吨左右，再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系统才有可能会慢慢地恢复，但原来特有的物种就永久性地消失了。这就意味着一旦一个地区生态系统遭到破坏以后，要重新恢复付出的代价是极其巨大的。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各地许多湖泊的治理花费了几十亿、上百亿，如太湖、滇池等这些水体污染治理花费的代价远远超过了周边工业发展的净利润。因塔里木河截流而引发西部沙漠大片胡杨林死亡，现在试图花巨资把它们恢复过来，花费的代价就超过了当年截断它的水源，开发“塞北水稻田”所产生收益的几十倍，甚至几百倍。所以，认识到这一点，就必须在开发生态旅游过程中始终贯彻生态保护优先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根据这样的理论基础提出来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污染排放物只要减少到原生态系统承受的阀值之内，生态系统就会自动恢复，这是机械论的观点。而生态系统是一种活着的资源，它与其他种类的物质类资源是不同的。如要把它重新恢复，就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有的时候是不可恢复的。如黄龙和九寨沟的土地表层有10-20公分的腐殖土，它是黄龙、九寨沟整个地区动植物生态系统赖以生存的基础，如果这层腐殖土流失的话，生态系统的基础就崩溃了。要恢复这层腐殖土，那就需要上千年的时间。
根据自然生态系统的三大特点，我们可以从中分析生态旅游发展可能存在的利弊。从利的方面来看：
第一，组织良好的生态旅游活动，能够对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提供有利的保障。而且生态旅游本身就是让人们了解和体验生态系统运作机制，接受现场的生态文明教育和知识培训。它是一种学习自然、保护生态的高层次的旅游活动、宣传活动和教育活动，应该成为环境教育、科学普及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使生态旅游成为人们崇尚大自然、热爱大自然、保护大自然的学习之旅、科普之旅、保护行动之旅。要保护和利用它，就必须先要了解它，那就要通过生态旅游去接近观察和理解它存在发展的自身规律。一些走极端的生态学家，他不支持人民群众去接触大自然，把保护大自然变成一小撮专家的行为，这根本是行不通的。大自然是全人类的，保护它也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为。
第二，严格管理的生态旅游能够满足游客回归自然的体验，宣传我国环保成绩和自然遗产、风景名胜资源的保护成就，是防止被敌对分子妖魔化的重要手段。史实证明，良好的生态资源和环境，本身就是重要的旅游吸引力，而且将会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态旅游资源，因为当今这个时代就是生态文明的时代。生态文明时代的生态环境能比一般的旅游资源产生更大的吸引力。当温饱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时，城市里丰富的物质商品和与之相关的文化生活就是最具吸引力的旅游资源；当工业文明兴起时，代表工业文明的景观，往往能成为最好旅游资源。当人类进入生态文明时代，生态环境就成为一流的、最重要的旅游资源。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对旅游资源的认识是不一样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演变，人们需求的兴奋点也在动态地变化。
第三，发展生态旅游是促进老少边穷地区迅速脱贫致富和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必然途径。西部地区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不能按照东部地区的形式，老少边穷地区的脱困不能采取重工业化的方式，只能通过生态旅游的方式来得到解决，这是必由之路。甚至有的地方，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路。
第四，发展生态旅游，就可以防止和替代低级的开发方式对生态环境的更严重的破坏。比如，林业以砍伐森林为主，矿山以采矿为主，水库以蓄水发电为主等等，这些都称之为低级的开发模式。仅仅将美丽的森林、草地、湖泊溪河看成是木材、饲料或水电资源，就像把一幢历史建筑看作是一堆砖头，把毕加索的油画看成是包装布一样。但组织良好的生态旅游是一种对环境保护有正向激励作用和良性的开发模式。
大家都知道，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苏州召开了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在这个大会上要完成中央交给的两项任务。第一项，就是高句丽项目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第二项就是要修改教科文组织形成的凯恩斯决议中“一个国家一年只能申报一项世界遗产”的限定。这个决议是几年前在澳大利亚的凯恩斯市签订的，由于遗产大国和小国都赞成凯恩斯决议，改动的难度很大。我们认为这个决议对发达国家适用，但对中国不适用。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快速城镇化的阶段，每年进城的人口就有1500万。中国因此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建材市场，一年建筑量相当于全部发达国家的总和，一年消耗的水泥是全球消耗量的45%，世界上所有的塔吊产品60%用于中国。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中国申请更多的世界遗产，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遗产，主动让国际社会来监督我国的遗产和生态保护。如果限制中国申报遗产，结果很有可能就是人类社会所共有的、独一无二的世界遗产由于没有受到国际社会的监督和保护，逐渐变成水泥，变成建材，最终失去其保护价值。最后，成员国代表认同了我们的观点，全体支持我国的建议，使得我们顺利修改了凯恩斯决议。这两大任务都顺利完成。从这里例子可以看出，我们完全可以把生态旅游作为载体来替代和防止低级的开发模式对生态环境和遗产的毁灭性破坏。
第五，生态旅游能够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和谐社会实际上是追求自然与人的和谐、沿海与内地的和谐、东部与西部的和谐、城与乡的和谐、二产与三产的和谐、工业与旅游业的和谐的集合，这些都是和谐社会的组成部分。生态旅游也承载了这个功能。因此，适时发展生态旅游的“利”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如果发展方针错了，就会出现一系列负面的问题：
一是过多的人工化、城市化就容易产生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我们设立自然保护区的目的，就是要让动植物获得自由。熊猫保护区，指的就是要让熊猫自由，游人要受限制。在九寨沟景区，动植物是自由的，人只能在栈道上走，不能踩出栈道一步，否则违反条例法规，应受到处罚。这是一种人类的自我觉醒，划出一定的区域让动植物获得最大的自由，从而受到精心保护。而人类要受到活动方式和强度的限制。这同一般的城市、乡村建设方针是完全不一样的。城市和乡村建设的目的，就要使人类有最大的自由度，而动植物则受到严重限制。所以，要认识生态系统自身的基本规律，不能用人工化、城市化来取代。
二是过量的吃、住、游和交通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例如九寨沟景区海拔最高的长海，是九寨沟的湖泊之母。长海的污染就会造成整个系统的污染。以前长海还有游艇，1999年朱镕基总理到这里考察，明确指出长海作为九寨沟生态之母，在这个地方就不能有游艇，不能产生任何污染，防止造成整个系统整体退化。从此以后把这个游艇就取消了，从而对整个九寨沟的生态保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由此可见，各地在发展生态旅游时，一定要学会自我限制。九寨沟内原来有几百个摊贩和餐馆，污水乱排，现在集中在一个大厅内，所有的污水都打包运出去，这样就能把污水和垃圾对环境的污染减少到最小。沟内的九个藏族村原住民的农耕活动基本取消，全部退耕还林，转而为旅游服务，并获得了更多的收入。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使沟内原住民从农耕时代直接进入到后工业时代，进入到服务业为主体的新时代。
三是游客超载，过多地干扰了动植物生存繁衍的环境，造成了土地板结、物种消失和生态功能严重退化。我国许多公园，包括北京圆明园都出现了这个问题，开发利用方式违反了生态系统动态平衡的基本原则。
四是不当开发模式，造成山体的滑坡，水土的流失，植被的破坏、濒临绝种物种的消失。
五是过强的市场化和商业化开发动力与政府管理缺位并存。资源开发的市场化、商业化的动力很大，但是政府的管理缺位，就会使得公共利益受损。生态环境资源是最优等、最高级的公共品，这种公共品的使用必须要在政府的严格管制下来使用，不能单纯地交给市场。这是经济学理论已经证明了的。而且这一类的公共品，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而且也是世界人民的；不仅是当代人的，而且也是后代人的，一旦破坏是难以补偿的，如果得到细心保护是可以世世代代永续使用的。
三、促进生态旅游健康发展的一些主要举措
我在这里列举的这些措施，主要也就是对黄龙、九寨沟风景名胜区实践的归纳。黄龙、九寨沟是全国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环境综合整治先进单位，也是第一批数字化管理的单位。我们几个月前在这里召开了全国风景名胜区的数字化管理现场会。此外，从更大的地理范围，即从四川省的典型经验来看，严格管理的生态旅游完全可以做到兴利除弊，促进经济和生态的互动健康发展。因为有了这些宝贵的实践经验，实践检验真理。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中国有能力控制生态旅游对大自然的干扰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并把它对生态环境原有均衡可能产生的干扰减到最低，把它的优势发挥到最大的程度。这也是中国政府的能力，是各级政府自觉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能力。我们首先要自醒，当然也要更小心谨慎地从事，因为生态旅游仍然是一个世界上尚没有定论的新事物。通过这个现场会，我们要注重从实践中来学习，从理论上来探索。
第一，发展生态旅游，要坚持和贯彻“严格保护、统一管理、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十六字方针。这个十六字方针，是温家宝总理亲自选择确定的风景名胜区的工作方针。风景名胜区与一般的生态保护区有相同点也有所区别。我国风景名胜区制度建立的历史比较悠久，管理机构较为健全，相关条例法规相对完善。所谓严格保护，就是要体现资源保护优先的原则。因为生态环境，与一般的旅游资源或者一般的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资源不一样。比如，一栋老房子稍微有些破坏还可以修复；一个岩石山峰很漂亮，而且是比较耐踩的。这些物质化的遗产，本身具有很强的抗破坏能力，对它破坏相对较难。但生态系统是相对脆弱的生命体，它的三种特性有别于其他的非生命的旅游资源，丧失了生命就丧失了全部的审美特征和利用价值。从国外的实践来讲，英国ECOMOS，也就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英国分会很强大，它下设的旅游委员会提出了旅游发展的七项原则。其中第一项原则就指出：“生态环境具有胜过它作为旅游资源的自身价值。它应该给子孙后代所享用，不仅给当代人享用。因此，必须坚持长期的保护和精心的维护，不应该受短期利益所左右。”因此，从这点来看，生态环境本身就是一种活的资源，是一种脆弱的、敏感的资源。如果保护得好，在它的生存阀值之内开展活动，它就会成为一种永不消耗性的资源，成为可以永续利用的资源。要深刻认识这一规律。这就是为什么要确定严格保护的原因。所谓统一管理，就是要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短期与长期的关系、国家与地方的关系、中国与全球的关系。这要明确地落实管理的责任，这也是国际上所有的自然保护区或者国家公园资源保护最没有争议的一条准则。所谓合理开发，就是以对大自然和生态系统最小的干扰方式对生态环境进行利用，进行生态旅游的开发，达到双赢的目的，促进良性循环利用。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发展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保护旅游资源，就是保护旅游业自己。这十六字方针是相互联系的，最终的目的就是将各种措施落实到确保资源的永续利用上。
第二，发展生态旅游，要科学地编制景区规划。人人都认为规划重要，但是规划的本质内涵经常被忽视。根据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释义，规划有三层次的内涵：首先，规划是一门专门的工程技术。它根据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利用前景及后果的预测来进行整体空间布局的优化，对基础设施、生态保护设施和必要的旅游设施进行合理布局，并优先安排用于生态保护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以求得以最小的人类活动干扰来优化整体空间布局，从而减少环境影响的一项专门的工程技术。其次，规划是一种政府的法定行为。因为生态环境是一种典型的公共品，必须要用法律赋予的强制力来确保已经确定的规划的实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规划是一种工作程序，一个执法的过程，是一种管理体系。许多做规划的人都忘记了这一条，规划就变成了墙上挂挂，不了了之的“图画”。我国所有的森林公园、生态保护区等等都有规划，但是没有几个是按照严格的程序进行实施的。没有足够的法定权力和强制力来保证规划实施是一项不可忽视的通病。规划是一项程序和控制过程，这是规划的另一种定义。再次，规划是现代文明的行动纲领，它一方面协调各种利益主体来达成共识，另一方面要使大自然保有足够的恢复能力，对已造成的损失具有很好的生态修复能力。这就要把规划作为行动纲领，来统一大家的意志，统筹各方面的行动，协调相关利益主体的步调。所以，生态环境类的规划是生态文明的行动纲领。只有原则，没有行动纲领，规划也会落空；只有政府意志，没有人民群众的拥护，执法者也会变成孤家寡人。不了解规划是这三大体系的有机组成，往往是有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做好规划工作，要遵循规划学的内在规律。
第三，发展生态旅游，要加强景区建设项目的审批和管理。有了好的规划，就必须要有严格的建设项目审批管理制度，才能确保规划的实施。建设项目审批就要从项目的选择和空间位置来考虑对大自然最少的干预，为人民群众提供最大的便利，要追求生态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三方面的统一。对黄龙景区缆车项目的审批就是一个范例，选择什么样的缆车，怎么样选址，如何保护生态和景观等等，都体现了决策的科学性和管理的严肃性。它的缆车所选的地址是一个对生态环境干扰最小的地方，而且高度上低于周边森林的树梢，对景观破坏很小。这就是一种选择科学性的具体体现。要做到在每一个项目的设计上最大限度地保护环境，施工中最小程度地影响环境，建成后最大努力地恢复环境，这三个“最”体现了对项目的严格管理。没有严格依法的保护，最好的规划也就会成为“空画”。在九寨沟和黄龙风景名胜区，一个厕所的选址都要经过严格的程序审批。只有严格进行项目管理，这两个景区才有今天这么好的生态，才能从原来对生态环境的恶性破坏变成了良性的恢复，才能从对资源的掠夺性使用转向可持续的发展。
第四，发展生态旅游，要尊重和发扬地方文化，充分发挥原住民的积极性。我国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不一样。在我国许多地方，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内都有原住民，不能简单地把他们搬走。少数地方可以，黄龙可以，但是九寨沟就不行。我们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一是从历史和实践来看，任何东西存在就有其合理性。原住民与其周围环境的和谐相处已经有几千年，他们的长期存在就是一种合理。许多原住民，比如云南的纳西族，他们不砍树，不杀生，不得已砍一棵树就要种三棵树。九寨沟原住民就反对原来的林场砍林，作了大量的工作。他们世世代代就是因为尽可能少地向大自然索取，所以能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了几千年。所以尊重和发扬地方文化，就是尊重几千年证明过的以最小的干扰方式开发利用大自然的真理。二是从体现和挖掘旅游资源的价值来看，只有本地的、民族的才能是世界的。自然生态资源没有同一性，每一个地方的生态资源都不一样。只有尊重本地的，才会有景观的差异性，才会对游客有吸引力，才会避免旅游资源之间同质性的恶性竞争，才会形成景区之间相互优化组合，形成整体的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生态旅游的群体。三是从调动积极性方面来看，我们只有给原住民持续生存致富的生路，让他们把低级的、农耕的或者工业化的开发模式转化成后工业化的开发模式，从砍林变成护林、从破坏环境转变成保护环境、从被管理者变成管理者，从农耕生活变成小商品的销售者和地方文化的表演者。这样就可以把对生态环境的干扰因素变成有利恢复的因素，就为他们找到新的发展致富之路，原住民就会比过去更加富裕，生活得更有尊严。
第五，发展生态旅游，要充分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和教训，持续地进行深入比较研究。因为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新的旅游业态，世界上没有统一的定义。大家都是根据实践来进行不断的探索和提炼。但这种旅游新业态国外毕竟先行了几十年，我们应该充分的借鉴和汲取它们的经验和教训，实现以最小的代价、最小的错误教训来获得最大的成功。另外，生态资源的保护涉及到全人类，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保护濒临灭绝的物种，维护生态平衡是全人类的使命。在这一点上，国外各类学术机构、社会团体和政府是最愿意提供援助、最愿意无偿提供知识产权、企业最愿意提供人员和技术支持的，这有利于我们借鉴和学习。
第六，发展生态旅游，要切实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以维护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四川的成功经验，首先是全面实施景区的生态林保护工程，系统地治理景区生态环境来帮助大自然自我修复。其次是从拆除违法的建筑入手，全面地整治重点景区，把人为对大自然的干扰局势扭转过来。再次是优先建设生态环保和最必要的旅游基础设施，并同时强化数字化管理。几个月前，建设部在全国推行景区的数字化管理模式，就是以九寨沟为典型的。因为通过数字化管理，以3S（地理信息技术、遥感技术、全球定位系统）技术应用来以最小的代价来获得最大环境监测的能力。第四是在交通等重点工程中全面贯彻生态环保优先的原则，那些“不三不四”的道路体现了对环境的尊重。我相信他们是在与那些刻板的公路工程师作了艰巨的谈判后，才获得成功，而这些“不三不四”的等级公路却正是对当地独特的地形地貌、优美的环境和生态最小干扰的工程典范，这值得全国学习。但更重要的是要全面加强环保的监测。我们强调风景名胜区的统一管理，只是明确了管理责任，不是说其他的部门不能进入景区监测，环保部门全球管理的原则之一，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环保部门不能监测的，它可以无条件的进入所有的领域和空间来进行环保的监测和管理。在我国的不少地方，环保为什么恶化，就是存在管理盲区，存在地方利益保护主义。所以，在发展生态旅游的过程中间，必须自觉克服这类盲区，让环保检测通行无阻。
最后，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我国有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剧作家李渔，他被世界许多西方国家学者称为东方的莎士比亚，他说过一句充满着东方文明的天人合一生态观的经典名言。他说：山水者，才情也；才情者，心中之山水也。由此可见，一个管理者，心中如果有山水，才能坚持资源节约型、环境保护型的生态旅游开发的基本原则，才能为当代人和后人留下永续利用的生态环境；心中有山水者，其行动才能克服盲目观和片面追求短期的经济效益和局部利益；心中有山水者，才能正确地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以保护为先来促进生态旅游资源的永续开发利用；心中有山水者，才能克服门户之见，真正使各相关部门携起手来，齐心合力地促进我国生态旅游的健康发展，做一个无愧于生态文明时代的科学发展观的落实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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